传统话语与当代文学的商人形象建构

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学者巴柔认为:“形象并不是,至少并非绝對是与当时的政治、历史及文化现实相吻合的,但它却和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即如此,它既是当下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大众话语等多重话语权力或對抗或联手合力作用的结果,同时传统话语也一直作为商人形象建构的底色存在.产生于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传统话语体系之下的奸商、儒商和官商这三大基本的商人形象,成为漫长历史打在中国商人形象上的“烙印”和现代商人身上的“胎记”.尽管按照不同时代的主流话语的需求,传统文化對自己的话语叙述方式和角色定位在不断作出调整,但义利之辩、商人“原罪”观和权力叙事等,是当代文学的商人形象建构中无法回避的观念资源、文化传统和叙事主题.

一、“奸商”:传统话语下被妖魔化的商人形象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奸商”恐怕是最具代表性的商人称谓.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制度建构了中华民族普遍而稳定的重义轻利的心理结构、重本抑末的思想观念以及以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这一道德体系及文化心理對商人形象建构的最大影响就在于,它使中国的商人形象构建一直局限于“善与恶”以及“义与利”之间的道德批评,乃至政治的审判;而为“求利”在商海搏击的商人难免作为负面的道德形象出现,“十商九奸”“为富不仁”成为人们的共识.经过数千年的浸润,传统的道德文化對人们的深刻影响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话语在不同时代的社会主流话语中担当的角色虽然相對复杂,并且不断改头换面,但“奸商”形象及其道德评判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贱商”心理,成为中国文学商人形象构建中一个恒久的话语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高度的计划经济将抑商政策发挥到了极致,“商人”是私营经济的产物,自然成为阶级敌人和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的對象;并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商人作为一个阶层一度从中国社会中消失.相应地在新中国成立后27年的文学创作中,商人形象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社会秩序的扰乱者”,是与新政权對抗的单向性人物,偷税漏税、腐蚀拉拢干部,而且身上往往存在有贪婪、虚伪、狡诈、阴险等道德品质问题.

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写作意图是反映民族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与反改造构成了小说描写的主要情节.徐义德在小说中作为被改造的民族资本家,抵制统一收购纱布的政策,以各种合法、非法手段谋取利益、扰乱形势、抗拒改造,其骨子里就带着一种先天的反动性和道德上的污点.《上海的早晨》中另一个商人朱延年则被描写为狡猾、虚伪、阴险、见钱眼开、卑鄙无耻的小人;他为了钱,丧尽天良地把过期的药品卖给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奸商形象.而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那些头脑灵活、有一定经营意识的农民,被看作對抗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落后分子、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如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里做小买卖的农民张栓,因为“捣腾牲口”,欠下了账,想卖掉土改时分的土地,“剩几个钱再去捞一家伙”,显然是被作者当头棒喝“不能走那条路的”.而《金光大道》中塑造的反面人物资本家权经理与商人沈义仁,“干出贿赂革命干部勾当”,被视为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显然,这种种“奸商”形象构建看似属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其实传统话语的道德评判是政治话语权力得以实施的工具.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生活在中国重新受到关注,但文学對经济生活及商人的表现都还明显地流于肤浅.如乔光朴式的改革者,就只是“”后商业秩序恢复阶段的一个政治英雄形象,与真正意义上的商人无关.1980年代前期的文学创作依然在延续政治、道德视角,仍未摆脱對商业行为和商人的道德判断.如《芙蓉镇》将从县商业局调来的外来干部、国营饮食店的经理李国香,刻画成一个人尽可夫的,有效地借助對商人道德品质的批评完成作者對“左”倾政治的批判.《古船》明确表达了對人的贪欲的批判和對追求物质财富行为的否定,张炜强调道德修养,追求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而这一“重义轻利”的文化观念和對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附载在小说人物抱朴两兄弟身上:哥哥抱扑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内圣准则,弟弟见素则是“外王”的形象载体.在作品结尾处,多行不义的赵多多车毁人亡,作家让沉默了十年的情抱朴走出了老磨房,来挑起这个重担.隋见素是这个社会经济改革时代所萌生出来的新兴力量代表,拯救洼狸镇的粉丝大厂的重任本应落在他的肩上,但在张炜那儿遭到了彻底的否定,被安排身患绝症.显然,经济问题被转换为政治问题、问题,商人形象在改革之初依然是被贬低的,在作家处并不代表社会发展的先进力量.

即使是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勃兴带来商业话语對传统话语的猛烈冲击,商人大规模地登上历史舞台,经济话语成为社会最强音,商人地位上升,成为创造财富的英雄人物,但大多数的文人在内心深处依然是把商人当作负面的道德形象而加以轻视和否定的.如在1990年代初的“新现实冲击波”中塑造了一批乡镇企业家,如《分享艰难》的乡镇企业家毛塔山等,他们具有经济头脑,创造了物质财富,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他们的个人素质普遍低劣,比如毛塔山就有吃喝嫖赌、民女等恶行;而且在小说中,他的政治地位也明显低于为官者孔太平,总想通过谋取人大代表来取得政治地位.而且小说显然是把他塑造成为全社会“分享艰难”的對立面的.由此,我们隐隐约约看到当代文学的商人的形象构建一直承受着历史中不能承受之“重负”,以及重本抑末、重义轻利思想的无形延续.

伴随着整个社会现代性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当代文学對于社会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也越来越多,作家们将目光投向了财富背后的罪恶:曹建伟的《灰商》通过對孔氏家族60年历史的描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灰商”的奸猾、贪婪、狡诈,對商人在原始积累阶段,通过各种手段甚至是有悖于社会公德的手段积累财富的“原罪”进行了发掘和反思.《商人的咒》(曹建伟)则进一步反思了商业世界中不真不假的“虚哲学”.作者深入观测商业百态浮像,挖掘商人的深层缺失,呼吁對商人“虚妄世界”的灵魂救赎,希望用“心念的光明”将中国商人引入朗朗乾坤.应当说当时在文学乃至文化界兴起的“商人原罪”话题再次印证了国人千百年来面對“道德”与“财富”的困惑和挣扎.而作家们为“奸商”提供的出路则是道德救赎,面對商业王国里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作者们希望通过弘扬传统美德来拯救在物欲中挣扎的灵魂,实施现代性批判的话语武器似乎指向了传统话语. 二、“儒商”与传统商业的现代转化

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勃兴,现代性话语取代传统话语、经济话语取代政治话语,成为社会主导.但是在现代商业话语狂飙突进的同时,传统话语却一时高调返潮.伴随着1990年代文化反思潮流,大批商史小说应运而生,大规模地在历史题材中塑造传统商人形象,尤其是士魂商才的儒商形象.

关于“儒商”的界定,有众多解释,但多数认可的一个说法是:所谓儒商,“是指受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良好的文化道德素养和优秀的经营才能,其经营理念和行为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特色的东方商人.”1990年代以来,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重现的儒商形象应当说经过了现代性话语的改写,但是这些现代新儒商始终不变的是,身上依然承载着合乎中国传统儒家精神的商业.归结到一点,就是“利以义制”或“以义统利”“见利思义”“以义谋利”的价值观.

“儒商”和“奸商”实际上是商人形象道德化建构的两极.不管是妖魔化还是理想化,不管是正面歌颂,还是反面劝诫或批判,其所依据的尺度基本都是儒家重义轻利的道德化的价值坐标.所以1990年代以来的商史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共同表现出这样一个取向:對于商人形象的道德化构建.以商业活动为主要题材的叙事本应表现商人在商业竞争中敏锐的商业眼光和杰出的商业才能.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叙事重心却落在“儒商”们的仁、德、信、义等富有中国儒家传统特色的道德品质上.主人公多为富有中华传统特色的“士魂商才”型的儒商:如《大染坊》写陈寿亭對救命恩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對长辈敬重有礼、對晚辈爱护扶持、對“贫贱”之交不相忘、對糟糠之妻不下堂,甚至對敌人和對手的宽容,处处在体现陈寿亭的“仁义”二字.孟乐川(《东方商人》)集儒气与商气于一身,坚持诚信经商,“贸易不欺三尺子,公平义取四方财”,并且为富且仁,常煮粥赈济饥民,还倾尽家资修堤治黄.《大宅门》中的白景琦大义凛然地处理自己儿子的假药;沉重打击阿胶生意的對手恶意竞争,决不取不义之财.乔致庸(《乔家大院》)一心想以商救民、以商富国,他赊粥济民、体恤百姓,多次救国家与危难之中,是“有大志向,大抱负,要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为天下万民生利”的一代大商.在乔致庸作为商人、更是文人和侠士的动人风采之中,反复被凸显的是:中国独有的儒家精神和仁义道德才是商业的最高境界.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商人道德品质對其商业命运的决定性作用,儒商们的成功与他们良好的道德操守、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密不可分.對于他们而言,只具备商之才而不具备士之德的人是不足称道的,“德”才是商人成功的基础与保障.1990年代文学作品中大量涌现的儒商形象,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中国商人形象身上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迁而褪色.即使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善有善报,义高于利的文化心理依然渗透在中国文学商人形象建构的思维之中.

应当说,当代商史小说塑造典型的儒商形象,是對传统话语的一次自觉借用.当下社会经济发展迅猛,但不能否认经济进步中充斥商界的畸形发展,商人见利忘义的事情屡见不鲜,社会由此引发“中国的商业道德何处寻?”的呼唤.当代文学中儒商形象的出现,是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文学的“奸商”形象构建和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彰显现代经济观的新型“经济人”形象构建之后,可以说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它代表着当代文学为商人群体提供的一种理想人格;“儒商”作为一种商界的精神符号,有着深厚的道德蕴藉;商史小说演绎儒商故事,重返中华传统,以历史类比和反思当下社会,给予当代商业社会以道德教喻,为构建现代商业提供了有效的文化资源.

三、官本位文化与“仕场经济”中的“官商”形象

“官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官本位意识和“贱商”观念下产生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商人形象.商人在“重本轻末”“重义轻利”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身份卑微,位列“士农工商”排序最末.尽管明清时期有“新四民”之说,但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商人与士社会地位平等的需求,孜孜求利的商人缺乏社会地位与社会尊严.而“官本位”文化心理使得中国社会权力崇拜相当严重,基于权力至上和重本抑末的政治传统和文化心理,一直拥有制约商业发展的极大权力,传统中国不可能形成系统的、独立的商业运转机制.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与商人精神》中说:“试看专制的官僚系统犹如天罗地网,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良贾’固然不负于‘闳儒’,但在官僚体制面前,却是一筹莫展了.”“四民之末”的中国商人真要经商致富且保证财源不绝,不得已要依附官僚.因而,由财而官,以官生财,官商联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现象;而结、以权谋私是中国社会官本位文化下的畸形产物.

因为官商文化在中国历代商业活动中的盛行,官商形象也一直是中国文学关注和表现的重要對象.《梅》中的西门庆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典型意义的官商形象.古代官商及其权利勾结的现象在当代小说中也有表现.台湾作家高阳《胡雪岩全传》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作.小说描绘了红顶商人胡雪岩一生与政治人物结交,经商之道与政治权术交互使用,淋漓尽致地为国人演绎出中国官商文化的全相.当然,他的失败也应归咎于权势的变脸和权力的丧失.小说并没有极力展现胡雪岩如何以个人的商业能力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相反,使人印象深刻的是胡雪岩如何以钱换权、以权夺利.作品明显表现出淡化商业运作而强化政治权谋的叙事倾向.

《胡雪岩全传》對商业运作的权谋化叙述应当说为后来的商业叙事普遍借鉴.如邓九刚的《大盛魁商号》叙述了大清第一商号的成长之路;而这个19世纪末塞北边疆一个大驼商字号“大盛魁”的兴与衰,在小说中给读者的感受不仅仅取决于民族商人们的商才和士德,与权力的关系经营是商号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与政治权力联姻成为小说要强调的商业智慧,因而商业运作手段的权谋化就不可避免.商业的权谋化运作也成为了古代文学商业叙事的常见模式. 传统文化的官本位意识和“贱商”观念显然在大众心中建构起了一种非常强势、难以变更的话语权力,时至今日,国人最崇拜的依然是官位(政治权力),對于创造财富的商人只“羡”不“敬”.“即便市场经济下商业化运作的影响日渐扩大,中国社会的统治力量依旧归属于政治权力阶层.”当代社会的商业竞争与政治权力的运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权力在很多情况下充当了操纵经济活动的重要角色.而相對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亟待健全的法律和来不及规范的制度为官员的权力寻租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因此,“官商结合”成为当下中国商人常选的经商模式,权力商品化的“权力经济”盛行一时,相应地催生了一大批利用公共权力聚敛财富的人——“官商”,或被称为“红顶商人”.权与利的结合促使恶性膨胀,官与商合谋上演一出出贪污腐败的现代故事.这一现实图景及时地被当代文学捕捉到,在商场物欲角逐结合官场权谋运作联手的翻云覆雨中,塑造了一大批奔突的官商形象.

如钟道新的《非常档案》里有着阵容庞大的红顶商人群体,围绕對君联证券公司的违规经营进行的经济调查,黑幕被一一揭开,上市公司有着官员背景的老总和总裁、政府官员出身的董事长以及经济调查局副局长纷纷被牵出,股市投机、境外洗钱、暴敛私财,结、权钱交易的丑剧不断上演.胡月伟的《财富时代》则为人们塑造了一个热衷于权力和金钱的金融家形象:潘德行依仗自己作为滨海市发展银行行长的权力,逼迫申请银行贷款的龙之辉答应让他占公司60%的股份入股联合经营公司,还让自己的情妇丁丽娜做公司的财务总监,想方设法捞足体制内体制外的所有好处.陈一夫的《资本魔方》中的银行分行行长郑革新则是个玩弄权、钱、色的动物,为了掩盖水泥集团的逃废银行债务、侵吞金融资产的罪证,他与水泥集团的总经理、情人薛美用金钱和美色贿赂总行派来视察的孙组长,演绎出了一部结的角逐闹剧.在“红顶商人”的商业经营中,经营权力是其首要经营目标,他们利用现有的权力把国家财富变成私人财富.

“权力崇拜”“官商合谋”在当代文学的经济叙事当中也是常见模式.如在付遥的《输赢》中,为争夺价值数亿元的银行超级订单,周锐与對手各显神通:對手将靠行贿似胜券在握,投诉无门的周锐却意外得见“高官”,靠“高官”运用权杖的稍加点拨,化险为夷.《圈子圈套》(王强)的主人公洪钧作为外企高管,也是在事业受阻之时刻意营造了陪伴企业董事长得见领导人物的良机而拨云见日,重整旗鼓.浮石的《青瓷》,小说主人公拍卖行老板张仲平在“权钱交易”中摸爬滚打,不惜一掷千金贿赂法官,以实现自己个人的商业目标.小说为我们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幅当代中国商人對权力的顶礼膜拜和對关系的娴熟利用的浮世绘.

在当下书写商业活动的文学创作中,看似写商海沉浮,但实际上影响商海胜负的往往却是官场政治;政治权谋在商业运作中具有无上的话语权威.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语境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力叙事在商界小说中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官本位意识和轻商心理延续至今的强大影响力,通过對大众心理的塑造及對小说写作机制的影响,商业竞争中的权力运作似乎成为当下文学创作在表现商业活动和商人形象时不可或缺、并且愈演愈烈的叙事内容,传统话语顺理成章地赢得了商界文本的叙事话语权力.

综上所述,从当代文学的商人形象构建中,我们都不难看到传统话语的超强稳定性和文化支配力.产生于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传统话语体系之下的奸商、儒商和官商这三大基本的商人形象,成为当代文学商人形象建构或隐或显的在场.但必须注意的是,当代文学以传统话语为底色的商人形象的构建,实际上都脱离了對商人本色的挖掘.我们在作品中往往难以看到财富拥有者的奋斗历程及其商业经营才能的充分演绎,商人攫取财富依靠的是道德品质或者政治权谋,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智慧,使得文学创作不仅无法對商业活动的特殊性充分给予诠释,而且對商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和灵魂深处的义利冲突缺乏深入展示,因而也就无法创造出真正血肉丰满的商人形象.而對传统观念的固守.必将妨碍当代文学對现代“经济人”形象的准确把握.所以,面對传统话语的现代影响,如何趋利避害,是当代文学的商人形象构建应当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张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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