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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斯坦纳：《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学常常产生于心灵孤独、忧伤、痛苦、绝望甚至愤怒的时刻,但它本质上是爱、信念和希望的结晶.没有对人类和世界的爱的态度,没有对生活的理想主义热情,就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一个冷漠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作家,一个对人类和生活完全丧失爱意和信心的人,也许仍然会有发泄和写作的冲动,也有可能写出颇受市场欢迎的畅销书,但却很难写出真正伟大的作品.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史铁生无疑是最具爱的情怀和能力的作家,也是最具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家.面对他者和生活,他的内心充满深沉的忧悲情怀和博大的爱愿精神.他具有“匡正”现实生活和建构理想生活的文化自觉,试图通过写作积极地影响人们的“心魂”和内心生活,教会人们如何有尊严地面对苦难与死亡,如何积极地与世界和他人保持爱的关系.所以,他虽然多以自我的苦难体验为叙写内容,但却超越了个人经验的狭隘性,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刻理解和深切关怀,——就像他评价一部作品时所说的那样,通过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使人的心魂趋向神圣,使人对生命取了崭新的态度,使人崇尚慈爱的理想”.
他像虔诚的“信者”那样探索宗教问题,又像睿智的哲人那样喜好思辨；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敢于直面沉重、苦难的人生,又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坚定、执著地探索精神生活向上前行的路径；他尊重“传统文学”的经验和成就,却又有突破小说叙事成规的先锋精神,敢于将长篇小说发展为结构复杂的“往事与随想”；他是一个全面意义上的作家,既是小说家和散文作家,又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抒情诗人,——在他那里,散文和小说的分野,纪实和虚构的边界,其实并不很分明,而他作品的成功之处,恰在于,散文里有小说的魅力,小说中有散文的自由,而朴实内敛、打动人心的抒情性,则是他几乎所有作品的共同特点.他将冷静与热情、尖锐与温和、严肃与幽默统一起来,显示出一种极为独特的文学气质和写作风格.
一
一个知识分子,他的文化气质和文化性格,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多多少少总会受到时代风气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个时代的精神如果是理性、健全的,是客观的和向上的,那么,知识分子就很容易受其影响,具有同样健康的性格和积极的精神状态：一个时代的精神如果恰好相反,是非理性、不健全的,是主观的和向下的,那么,知识分子就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盲从的人,成为一个缺乏个性、独立精神和批判能力的人.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只有那些特别优秀的知识分子,才能摆脱时代和环境对自己的消极影响,成为自己时代的清醒的分析师和冷静的批判者.
就精神生活的外部环境和时代条件来看,史铁生实在说不上幸运.他从小就生活在气氛紧张而缺乏理性的“斗争时代”.充满自信和豪情,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只是,那自信里,更多的是盲目,那豪情里,更多的是冲动.这个时代的思维习惯,具有独断而教条的特点,而其行为模式,则具有极端和狭隘的性质；它把盲从当做美德,把仇恨当做力量.它鼓励、纵容人的攻击本能和好斗天性,试图将“运动”凝定为日常的生活状态,试图将“斗争”凝固为绝对的生活原则,而“打倒”和“砸烂”、“造反”和“推翻”、“摧毁”和“消灭”、“扫除”和“埋葬”、“深揭”和“狠批”、“口诛”和“笔伐”、“炮打”和“刀剐”、“火烧”和“油炸”、“痛斥”和“声讨”、“无畏”和“不怕”、“忠诚”和“捍卫”、“无情”和“勇敢”、“彻底”和“坚决”、“牺牲”和“献身”、“一定要”和“定能够”、“斗志昂扬”和“意气风发”、“不共戴天”和“誓不罢休”,则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话语.这些话语体现着美国哲学家尼布尔所说的“硬的乌托邦主义”理念,即“他们宣称代表着完善的社会,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在道理上有理由使用任何诡诈或的手段,来反对那些不赞成他们所自以为完善的人”.深受时代情绪感染的年轻一代,因为相信这样的理念,并且按照它来行动,所以表现得傲慢而自负,冷酷而无情,完全不理解爱的意义,严重缺乏爱的能力.索尔仁尼琴笔下的英诺肯基,从母亲的笔记里读到这样一句话：“怜悯心——是善良灵魂的第一个冲动.”他因为怀疑而皱了皱眉头,因为,“他从学校里,从生活里受到的教育却是：对于怜悯别人的人以及对于被别人怜悯的人——这都是一种可耻的、屈辱的情感.”像英诺肯基一样,在“斗争”时代和“运动”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几乎全都是把“怜悯”当做“可耻的、屈辱的情感”的人,直到现在,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仍然会在报纸上公开说：“怜悯是一个让人恶心的字眼”.
就是在这样一个患有多动症的混乱无序的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无爱的甚至无缘无故地仇恨人和伤害人的时代,史铁生度过了人生历程中最关键的阶段.在愁愁然的恐惧中,他的童年时代结束了；在惘惘然的焦虑中,他的青春岁月蹉跎了.他在自传性很强的小说《奶奶的星》中说：“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一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小说中,“我”最爱的奶奶,被当做“地主”赶出北京、送回农村老家去了：“我”为此松了一口气,因为,“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的事了”.正是因为这些“严峻的事实”,清醒的反思开始了,灵魂的觉醒开始了：“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童年不复存在了”,但精神上的成年阶段开始了,——史铁生的思想成熟了,人格发展了.他克服了时代对自己的消极影响,超越了冷酷无情、颟顸自负的“斗争哲学”,并一再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提醒人们：“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渴望自由的干渴.”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到一丝一毫“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凶暴和戾气；面对他人和世界,他的内心没有一星半点的恶意和敌意.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的理性而宽容的生活态度,都按照可靠的逻辑和基本的常识来思考和写作,从未被那些看似“悲壮”的狂热所迷惑,从未被那些看似“正义”的风潮所裹挟.所以,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看到一些人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血脉贲张地宣泄愤怒,盛气凌人地激扬文字,他终于忍不住了,终于坦率而尖锐地批评道：“现今,信徒们的火气似乎越来越大,狂傲风骨仿佛神圣的旗帜,谁若对其所思所行稍有疑虑或怠慢,轻则招致诅咒,重则引来追杀.这不免让人想起‘红卫兵’时代的荒唐,大家颂扬和憧憬的是同一种幸福未来,却在实行的路途上相互憎恨乃至厮杀得英雄辈出,理想倒乘机飘离得更加遥远.很像两个孩子为一块蛋糕打架,从桌上打到桌下,打到屋外再打到街上,一只狗悄悄来过之后,理想的味道全变.”史铁生所表现出的,无疑是一种更加健全的生活态度,是一种更加清醒的文学精神,——他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了一个能正确地思考、判断和写作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