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仿佛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杂志2卷5号发表了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九十五年后,2011年底一个初冬的下午,我――一个吃文学饭的杂志编辑,在祖国东南之滨的榕城,再一次重读这篇只有6215个字但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大门的可谓石破天惊的文字.

阳光洒在我的书桌上,一切那么静谧,但我的内心并不平静.将近一百年了,这6215个字并没有暗淡下去,仿佛这书桌上的阳光,它们仍然闪着光亮.

胡适说:

“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一项.”

“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

即便我们未曾读过《文学改良刍议》,但这些话我们并不陌生,在今日的报章杂志或者文学场合,类似的话总会闯入我们眼帘、飘进我们耳朵,只是说话者已不是胡适博士,换了别的博士或者某某作家.我们发现,诸如文学与思想、文学与时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等话题,我们的观点与看法并没有超越胡适先生在百年前的表达,这不得不令人惊奇.

难道文学并不相信所谓的进化论?难道我们今日的文学与百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进步?难道我们今日的文学也陷入了与百年前相似的尴尬与无奈?难道今日之时代正在呼唤与之适应的文学?要不胡适的这些话为何没有时过境迁成为“陈言烂调”呢?

或许,一个真正崭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真正释放了人的心性的时代,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或许,这个变迁的时代正在呼唤与之对应的文学.

纵观过去的二十世纪,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其实,我们中国文学并没有走出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影子,他们依然耸立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厦的顶端,傲视群雄.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迎来了一次大爆发,但也只是一次文学观念的“拨乱反正”和一场文学知识的“恶补课”,它的内核依然延续着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现代大家开创的文学道路――纯粹的、高雅的、启蒙的、精英意识的“纯文学”,并没有走出一条创造性的革故鼎新的道路来.虽然在那次大爆发中,我们收获了若干较为出色的作家,但如果把他们纳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里观照,他们也只能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厦的几块砖瓦而已.无非延续着鲁迅、沈从文们的道路,并没有刻下划破时代长空的属于自己的印迹.当然,在一百年的文学基业中能成为几块砖瓦,也是相当的成就了,又有多少人不过是几粒尘埃呢.

所以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它对应的文学是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这一时代的文学成就,以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为代表.――我如此判断,并没有小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这一时代,是以“纯文学”或者说“纯小说”载入史册的,以此,它足以与先秦诸子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比肩而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符号.二十世纪结束后,我们迈入新时代,这时代新在哪里呢?很显然,新在数字,新在网络,即人们说的数字时代、网络时代.没错,虽然眼下我们消费着网络、分享着网络、参与着网络,但网络真正的威力和无限的魔力我们还没有真正深刻认识到,威慑着我们的身体,而网络比还厉害,它将威慑着我们的内心.


当今数字化的网络时代,它已不同于过去的二十世纪以及二十世纪之前的任何时代――老实说电灯的时代与蜡烛的时代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而网络的时代不一样,它与其他时代有着惊人的差别,想想这个时生的种种人事,我们发现,它打通了有限和无限、取消了现实和荒诞、混淆了虚拟与真实、看不清黑暗还是光明,甚至连善恶的道德判断和罪罚的法制底线都变得面目模糊.每一个个体在网络时代的境遇,就像一个被抛入到了宇宙太空的物体,是那种既自由又孤独,既沉重又轻飘,既存在又虚无,既松散又紧密的感觉.这样一个时代,人的内心将会被塑造成怎样一个模样呢?或许在本世纪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已经窥见了其端倪――一个众声喧哗、人性狂欢、缄默奔波、孤独沉吟的形象,它成为这个时代一帧模糊的剪影,我们仍难以确认自己的想象,因为这帧剪影继续在丰富中.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压抑、自我修复的时代,只有在当下的网络时代,才是真正释放、确立自我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崭新时代,建立在人性启蒙、政治解压之上的、旧有的、精英意识的“纯文学”已经无法与这个时代适应了,文学正走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任何改良或者革新,都不乏探索者,但真正打破僵局、拨开迷雾者,无论是运气还是被动,只要这个事儿在他手上做成了,他必将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智者.胡适之于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革命的价值便在此.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百年前,胡适先生提出,“谈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我们仔细看来,改良“八事”当中,前“四事”是讲文学观念,后“四事”全是讲语言的.后“四事”中,除了“务去烂调套语”对我们今天的文学还有用以外,其余的“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没用了呢?这便是胡适他们“文学革命”的成果,也就是要讲文言统一,提倡白话文的结果,正是因为胡适们的“文学改良、革命”,我们今天早已不会用典、不会讲对仗、不会用生僻字了.

我们说胡适这篇文章“石破天惊”,“天惊”就在这里,他抓住了语言这个根本问题――文言统一.“文”是指文言文,那些士大夫精英们写文章用的语言;“言”指老百姓平常说话使用的语言,士大夫们用文言弄的文学、政令报告,老百姓是看不懂的,所以“新文化运动”就提出说话和写文章要用一样的语言――白话文,这样,无论文学还是交往传播面就广了,一切新思潮就来了,人的觉醒也开始了.所以,语言是一切文明的根本,语言它不仅是工具,还是审美内容,即哲学家说的“存在本身”.这样看来,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实质是一次文学语言通俗化、大众化的过程.

不过,在胡适们之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现代文学的语言规范虽然确立了,但随着白话文、简化字等运动的展开,到二十世纪末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语言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便是,“言”有了,但“文”快消失殆尽了.通俗言之,即我们的文学语言寡淡得如一杯白开水了,古人的“文言”中所包含的优雅、多意、内涵等文气,已经在我们的文学中找不到半点痕迹了.别说语言的“文气”了,如今流行的所谓网络文学不仅文学性不强,文句不通,还错字连篇,一个首页没有十个错别字就不是首页,针对此,有作家开玩笑说文字到文学,还差23公里.

可见,我们文学的“言”有了,“文”却没了,一百年前是有“文”无“言”,现在颠倒过来了,文学史仿佛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走到了胡适们主张的另一面去了.古人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或许,要革新我们的文学,当务之急还是要回到语言这个根本上来,让文字的表达充满魅力.关于我们新时代文学的语言与表达,如果效仿胡适先生,我也觉得须从“四事”入手:一曰,要优雅不要下三滥;二曰,要准确不要嗦;三曰,要好玩儿要有活力不要死气沉沉;四曰,要创造不要鹦鹉学舌.

现如今,这个真正释放人的心性、确立自我权利的网络时代,究竟呼唤什么样的文学与之对应呢?二十世纪中国的“纯文学”已经沦为传统的一部分,它的历史使命终将完结,那么,当下流行的以网络为发表、传播、阅读平台的“网络文学”是新时代的文学吗?可以这么以为,但因眼下“网络文学”的内容与表达泥沙俱下、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还处在一个粗糙的阶段,真正与网络时代适应的大众化的、优雅的、言文合一的“网络文学”并没有出现.

如果我们给这个崭新的网络时代的文学命一个名的话,我愿意用“超级文学”这一概念.我说的“超级文学”,不同于二十世纪的“纯文学”,它是指非精英的、大众的、泛文体的、释放心性、现实批判与娱乐并重的、以网络为发表、传播、阅读平台的文学.这个有众多限定词的概念,只是我的臆想,它是开放的,它的最终定义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完成.

如果我们给我们时代的文学找一个“代言人”的话,我只能勉为其难地挑选一个比较接近我们判断的外国作家,他是美国的史蒂芬金,那个一丝不苟、拥有广大读者、有着优雅表达和崇高文学追求的、并不惊悚的“惊悚小说大王”.他的作品似乎适合我们这个时代,只是谁是我们中国新时代的“超级文学”的代表人物呢?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要革新二十世纪中国的“旧文学”,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超级文学”,我也不自量力地像胡适先生“颇于此事再四研思”,除了前面提到的关于语言的“四事”外,还觉得应该从另外的“四事”入手:一曰,不必太严肃不必板起脸孔当老师,放下“纯文学”惯有的身段让小说“轻”起来,轻得似小鸟儿而不是羽毛;二曰,不让信息空转摈弃“烂调套语”,每部作品都是开放式的图书馆,作家和读者在作品享经历、信息、知识和幻想的“水果沙拉”;三曰,勿须考虑虚构还是非虚构、严肃还是通俗、小说还是散文,泛文体或者说跨文体;四曰,忌讳头发胡子一把抓,独辟蹊径,转魔方般地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写三两个复杂的人物,有征服所有读者的野心等

我无法再煞有介事地去猜测我们未来的文学,一切等着时间来验证,但有一点,我十分肯定,这个时代一定会有这个时代的文学出现,至于是否是我所期待的“超级文学”不得而知.至于它的代表人物,一定是生长于这片土地并且洞悉了这个时代的人(像一句废话,实则不是).我也相信,网络时代的“超级文学”,一定会迈入三千年来令人骄傲的中华文学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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