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文艺理论研究要处理好与文学创作及社会文学接受实际的关系、个人的价值判断与社会大众审美取向的关系.研究者学术视野的广度,研究者对雅文学与俗文学、本土文学与域外文学的客观了解,制约着其理论所能达到的深度.理论的实践基础偏窄,阻碍了我们理论的创新性和影响力.
关 键 词 ：学术视野；理论品格；雅文学；俗文学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2-0104-05
李明军、熊元义两位写了一篇文章,刊物编辑对我说：文章涉及到你,是否愿意有所回应?二位文章的开头把我作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不能回避的文艺理论论战”的一方,同时尖锐批评了“回避分歧”的“鸵鸟心态”.我一向认为,正常的学术讨论有益,同时,平等对话、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还会给参与者带来知性的乐趣.文艺理论界对于不少理论问题持有歧见,我自然也是知道的,无论怎样重大的问题,只要是学术问题,看法分歧没有什么可怕,所以,对于正常的学术讨论没有理由回避.但是,李、熊文章说学术上的分歧会“影响团结”、“阻碍深化”、“迷失方向”,我就难有同感；对他们期望的“重大文艺理论分歧彻底解决”,我不抱乐观态度,并且不以为是一定要去追求的目标.学术总是在分歧、讨论、争论中发展,越是具有浓厚理论色彩的学术问题,越是难有“彻底”的解决,“彻底解决”了,没有了分歧,理论不仅不能深化,倒是必定会走向停滞.至于他们文章中所说的“论战”,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身在其中,甚至不清楚这场“论战”的存在,故此,我很难参与到自己并未意识过的这个“论战”中去.读了他们的文章,我还需要对所谈的问题和各自切入的角度仔细衡估一番,其中许多问题需要今后从容的、专门的讨论.文艺理论的建设需要众多同行持续的努力,其中有的人致力于体系的建构.有的人关心全局的“动态”、“方向”,有的人则乐于在不大的领域持续地做具体的课题,各自都有可能做出成果,文艺理论是在大家劳作的合力推动下前进的.李、熊文章里说的“深入地认识和科学地解决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那样宏大的题目.不是每个研究者都敢于承当的.这里,我只是借此机会,就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与理论的品格的关系,申述一下本人的粗浅看法,希望能够得到同行的指教.
在我看来,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要处理好几种关系：第一,是研究者对文学现象的持续关注、对文学文本的直接感受与提高思辨性、与抽象思维加工的关系；第二,是研究者纳入视野的文学实际的广度与其思考的深度的关系；第三,是理论思维过程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第四,是价值判断的个人取向与社会认同度的关系.这几种关系处理得如何,影响、制约着理论的品格.
理论的建构有归纳和演绎两大途径,但是,归根结底,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是从他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出发阐述对于文学艺术的观点的,同时,马克思对于经典的文学文本和他周遭发生的文学现象有广泛深入的把握.即使是如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他的诗学著述也有对具体文本的精细分析.十多年前发生过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论争,何满子先生关于新武侠小说违反人文精神的犀利分析颇是精辟,但是,他回应没有认真研读武侠小说不能作出有力的批判的质疑说：“没有读过,怎么能凭空批评?这道理似乎很过硬,但也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打个比方.没有吸过毒的人就不能批评贩毒吸毒?没有卖过淫嫖过娼的人就不能批评卖淫嫖娼?”那就未免是失言了,违背了唯物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文本事实都没有弄清楚,就下判断,就作出结论,怎么能服人呢?离开文本实际、离开文学现象实际凭空作出的结论,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审美的角度,对于读者能有多少启迪呢?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研究者第一要务是把握文学现象的事实.事实没有弄得清楚准确,却气势磅礴地褒贬,不容分辩地抑扬,即使文采焕然,又有多少价值,又怎么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多年以来,文学理论研究与当代文学创作实际和大众文学接受的实际存在距离的状况需要进一步改变；对于具体文本细腻敏锐的感受力,还强调得不够,也是很值得注意的薄弱之处.
文学理论关注文学实践.需要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我以为,文艺理论研究依据于实际,既需要了解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还要着重于当前的文学实际；既要关注文人创作,即所谓雅文学,也要关注民间的、大众的文学,即所谓俗文学；既要着重于本土的文学,也必须参照域外的文学：既要关心文学创作的实际,也要了解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的实际,了解不同人群的文学接受的复杂情况.这当然不是就单独的研究者而言,不是说要每个研究者都对上述领域作全面的研究.而是就文艺理论研究的全局而言,从全局看,几十年来,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的关注点和覆盖面,在不同时期,曾经有过不同的片面性.
李、熊文章对我的观点的分析判断,依据的只是我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这就是2002年发表的《文艺理论基础的广泛性与本土性问题》,那里表达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原有的文学理论的立脚点太窄小了.我至今依然坚持这一看法.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在这段话之前引用了当时一个人在书评中对他的研究方法的描述,认为描述得很“恰当”,那个人说：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仅是现象的完成形式,最重要的是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的规律.理论的品格,理论能够到达的深度,与它据以出发的实际材料是单一还是丰富、片面还是全面关系极大.换句话说.理论的品格对研究者视野的开阔程度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就一个时代的学术来说,理论的进步与研究范围的扩展往往具有相关性.研究者探寻的是对象的“各种形式”,是不同形式之间的联系和转换呢.还是只看到、只关心、只承认一种形式?这是文艺理论建设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与域外文学、域外文化的关系,从历史上看,文学理论批评的新变、突进,有不少是得力于受到域外文化的激发.魏晋六朝开启了文学自觉的新时期,那时候的许多文论大家对于外来文化怀有浓厚兴趣.例如,曹植被封为东阿王,游览东阿境内的渔山,听到岩洞内有乐声,拟写出梵歌音调,后称“渔山梵呗”；稍后的沈约更是精于佛学,学界的共识是：佛经的唱诵对声律论的提出有很大的启示,拼音文字的梵文文学的声韵之美对独体文字的汉字文学有意识地追求声韵之美,提示了新鲜的路径.声律论的提出,是中国文论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评价不足,这是另一个话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鲁迅等人大力翻译、介绍域外文学,文艺理论的巨大创新.建立在打开新视野的基础上.上世纪中期,主要由于当时世界格局的制约,对外文化交流受到很大限制,对于域外文学的剧烈变动难以及时和充分地把握.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文艺理论批评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很快,人们可以冷静地、理性地、客观地对待域外文学和文学理论,这对于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已经产生良好的作用. 对于通俗文学的态度,情况比较复杂.中国传统文论大多阐述研究者心目中的文学经典和评论文人创作,主要论述对象是抒情文学,是诗和散文,这就必然带来较大的局限性.忽视小说和戏剧,使得悲剧理论和喜剧理论,关于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的理论,在很长时期难以得到充分的发展.到了明代,李贽提出“迩言为善”.所谓“迩言”,即是“街谈巷议、俚言野语、至鄙至俗、极浅极近”之言.他和同时代的冯梦龙以及稍后的金圣叹、李渔等,下力气评点一般文人所鄙视的小说、戏剧,搜集、评论民间情歌俚曲,使得古代文艺理论开了新生面.“五四”时期,新文艺的先行者们把古今民间通俗文学纳入文学研究范围.鲁迅著有《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出版《白话文学史》.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周作人等,主办《歌谣》周刊,钟敬文回忆说,这个刊物“唤起广大学界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新认识和新感情”.胡适1936年在《（歌谣）复刊词》中说：“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通俗文学进入文艺理论研究者视线,是新文学的新气象.不过,整个20世纪,我国学界对于民间通俗文学的了解和研究还有很大不足.作家赵树理多次提出,中国的文艺界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五四”新文艺运动开创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文艺传统”,一个是“未被新文艺界承认的民间传统”；他甚至认为.“俗”字是上流社会轻视和侮蔑劳动人民的字眼儿.赵树理的话也许有些偏激,但是,轻视大众的文学创作和忽视大众文学接受的实际,这种倾向在过去和现在的文艺理论研究中,确确实实存在.
理论立脚点狭窄,把民间通俗文学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并不仅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弊病.我在2002年文章中引用了巴赫金的话,巴赫金认为,不但是当时的苏联,就是整个欧洲几百年的文艺理论,欧洲的诗学,也“是在很狭窄、很有限的文学现象的材料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说,欧洲文艺限在“化了的文学和语言之上层”,“化了的文化只是被非大洋所包围的一个小岛”：“现代文艺学的一个主要不足,在于它企图把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整个文学全纳入到文化的框架内”.他的极富特色并有深远影响的“狂欢化”理论,就是由对民间文化的长期观察和思考中提炼、抽象出来的.他提出的“必须对整个艺术和意识形态的把握方式加以实质性的变革,必须对许多根深蒂固的文学趣味要求加以摒弃,对许多概念加以重新审视,重要的是,必须深入了解过去研究得很少而且肤浅的民间诙谐创作”,虽然是就拉伯雷研究而说,显然也表达了他的文学理论主张.
不同的文学理论家看到的文学景象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文艺理论家的文学理念制约他心目中文学疆域的范围.一个读者和一个文学家,把散曲、戏曲、小说排除在文学领域之外,那是他个人的事；一个文艺理论家如果只爱温柔敦厚、高雅蕴藉的文学作品,也难以深责：倘若有人自己除却雅言不屑知,还不赞成、不支持别人了解、研究、分析“雅言”之外的文学世界,能说那不是一个问题吗?
对于需要改变文艺理论研究的立脚点狭窄的状况,对于应该重视民间通俗文学的看法,当然有人可以不同意,可以反驳,可以认为我们的文艺理论的基础并不狭窄,可以主张大众通俗文艺不值得文艺理论去关注,那么,他就应该去论证自己的观点.但是,李、熊文章不是这样做,而是转换了论题,他们说：“王先霈强调每个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承认文学世界的整体存在,虽然看到了文艺世界的联系,但却没有看到文艺世界的差别.王先霈所说的文学世界的全部、整体既有好的和真的文艺现象,也有坏的和不真的文艺现象.等文艺批评家如果承认文学世界这个整体的存在,即存在即合理,而不是激浊扬清,就不但放弃了真正的文艺批评,而且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中”,“文艺批评家对文艺现象不可能不分好坏真伪地照单全收”.我在他们的文章中没有看到两位作者怎样证明上述论断,为什么说承认整体就是没有看到差别、就必定放弃了文艺批评.他们没有举出,我,或者别的哪个研究者,在什么地方说过,文艺理论研究要对文艺现象“不分好坏、真伪地照单全收”.李、熊文章中所说,“王先霈强调每个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应充分注意自己身边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并从中提炼出新的美学原则”,更是使我觉得十分讶异!我的那篇文章说,今天的理论家对身边“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应给予更充分的注意.是紧接在举出李贽的言论之后.李贽在16世纪浓厚的崇古非今的氛围中,改变文艺理论的关注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传奇、院本、杂剧、小说,就是他所指的需要下大力气研究的“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历史证明,那些才是最能标志元明文学崭新创造的作品,也因此,李贽等人才实现了他的时代文艺理论的新变.参照古今中外的经验,我们现在的文艺理论也有必要扩展自己的立脚点.我那句话的原意是很明白的,李、熊文章却让读者把“至鄙至俗、极浅极近”与“坏的文学”联接上,这样的做法,在学术讨论中很不严谨.
这里,不妨进一步说说我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展开的意思.我不止是从来没有、也不会强调“每个”研究者都应该研究通俗文学,也不认为“每个”研究者都必须以高雅文学为研究对象.文学世界极其丰富复杂,“每个”研究者选择什么题目,别人何苦去指手画脚!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有限,对于多数研究者来说,集中思力、笔力在较小的题目上,取得有特色的、经得起时间淘洗的成绩的几率更大.我曾在不同场合引用汤用彤先生的话：如果是第二等的天资,就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的工作,有可能产生第一流成果,勉强去做第一等的工作,则往往第三流的成果也拿不出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说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所以能创造一个学术高峰的缘由：“等戴东原一派的学风,专作窄而深的研究,所选的题目或者是很小的,但在这个题目的范围内,务把资料搜齐.类书式的案而不断他们是不肯的,但判断总下得极审慎.所以他们所著虽多属小篇,但大率都极精锐.”梁氏这些话,对当前很有些浮躁的学风很有针砭作用.做宏大的题目固然不错,做较小的题目也未必一定输人一筹.我主张的是,手里做小题目,心里不忘大背景.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的是：“每个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往往有自己关注和熟悉的专门领域和研究重点,但他的心里要装着文学世界的全部、整体,就是说,要意识到、要承认整体的存在.什么叫做‘全部’文学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数量问题,而是一个文学理论观念问题.等当今文学理论家遭遇的困境是.文学和非文学界限不清,并且有日益模糊化的倾向.根据传统观念不能进入文学殿堂的文本,如今却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在大众的文学接受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而传统文学观所重视、珍视的文本,则每常受到冷落.这就使固有的文学理论不但感觉窘迫,而且面临自身生存的危机.”这些话,我现在依然不觉得有什么错误.事实上,十多年来.文艺理论界不少人已经在努力回答当代文化生活实际提出的这个问题,用各自不同的阐述,在争论中推进文艺理论的变革. 文艺理论要想创新,不能不关注文学创作的变化和文学接受的变化.关注并不等于对于新发生的现象的全盘肯定,而是紧紧追踪,客观地分析,然后作出判断,提出超越前人的新鲜见解.理论应该研究各种文学现象,而不是限于某一两类；文学史应该论述各类作家作品,不应只限于著者认为的优秀者,更不应该只是研究某一流派.这里当然说的是理论和史的整体,不是某一位学者的研究范围.对于单个研究者来说,他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与他想要提倡什么,也是两个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圈文学理论的整体,如果长期专注于某一种两种文学现象（比如现实主义,比如所谓雅文学）,忽视其他（比如现代诸流派,比如俗文学）,则其理论很难避免偏颇狭隘.文学研究者首先是欣赏者,会有自己个人的审美趣味,作为欣赏者偏爱某一类题材、体裁、风格的作品,也在情理之中；作为研究者,就不能不考虑所研究的每部文学作品、每类艺术风格的社会认同度.臧克家谈到,虽然不愿看白话诗,但提倡写白话诗；林克回忆：曾说,让我看白话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给《诗刊》的信中则是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他把个人的趣味与对文学创作和接受的整体判断明确地分开来.至于专业的文艺理论研究者,不论其个人艺术趣味如何,对于数量庞大的社会大众喜爱的风格、类型,最好是知道这种时时变化中的情况的存在,并且对于有人长期关注、认真研究大众审美接受持理解和支持的态度.早在1935年,本雅明就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提出,复制技术的发展改造了艺术作品的影响模式,从而影响到了艺术的本质特性.他在那篇打开理论新路的文章末尾说,当时有的理论家“紧抓住电影的肤浅性不放”,对摄影是否是一门艺术作了许多“无谓的探讨”,那些人指责大众以看电影作为“根本不要求全神贯注”、“不要以理解力为前提”的“打发时间的活动”,“没有点燃人心灵的火焰”,却不去考察摄影、电影是否使“艺术的整个特质”发生改变.他说,这些人的指责、评论,“纯属陈词滥调”.他的“大众是母体,当今对待艺术作品的各种传统行为都从此生发.量已经突变为质,参与群众的激增引起了参与方式的变化”的论断,“在消遣中接受——这在所有艺术领域中都越来越受到注目”的论断,在文学艺术生产被纳入文化产业机制的今天,更加显示出预见性.将近80年过去了,现代传播技术使大众的文学艺术接受发生了远远超过本雅明时代的变化,文学艺术的性质、特征有没有变化,有怎样的变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怎样应对这种变化,是不应回避的研究课题.研究者的职责不是指责大众的肤浅,而是探寻文学满足大众娱乐消遣的正当需要的同时,提升作品思想和审美价值的创新之途.
人们常说的“通俗文学”,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通俗主要是就其形式的易于接受而言.通俗文学包含许多不同层次,有深入浅出、思想内涵很深刻的,雅俗共赏,成为了经典,也有浅俗、低俗的,还有恶俗的.文学写作与文化商业发生联系之后,浅俗作品的大量产生难以避免,它们满足社会较低层次的审美需求,也自可有其认识的和教育的作用,不必也无法禁绝.低俗作品有消极作用,恶俗作品诲淫诲盗,则必须明确反对.对于浅俗、低俗的作品,乃至对于恶俗的作品,都可以也应该作为文艺理论批评的研究对象,对之也应该作全面的科学的分析,有些文学研究大家正是这样做的.钱钟书1979年访问美国,指点一个研究《平妖传》的美国女博士生,说它是明代最好的一部小说；又向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的研究生谈《肉蒲团》,说它最成功的地方是文字简洁流畅,隽永风趣,自有其严肃的一面.这些自是钱先生的一家之言,但他作为严肃学者眼界的宽阔,足以引发我们认真思考.鲁迅曾用心访求《何典》,刘半农校点出版,使他“很喜欢”.在40年代初特地派人送给两个儿子阅读的不算太多的书里,就有《何典》、《兰花梦奇传》、《峨嵋剑侠传》、《小五义》和《续小五义》、《薛刚反唐》、《侠义江湖》等等为诸种文学史所忽略的作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清之人情小说”和“清之狭邪小说”两篇里,评述了不少二三流的小说,这给力求全面、避免单一的文学史的写法树立了一个坐标.鲁迅认为,研究有害的文学作品是学者的职责之一,他说：“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文学批评家要造起这样的铁栅栏,不能不细读精研就下结论,不能不实事求是地作冷静全面的科学分析.鲁迅谈到文学翻译时又说：“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他主张的做法是“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也适用于对待一部分低俗、恶俗作品的态度,与钱钟书肯定《肉蒲团》的某些可取之处一致.文艺理论研究文学,不是仅仅研究成功之作,多年以来,我们的大量的文学史,成为单纯的优秀文学的历史.其实,对于干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说一无所知,对明末清初一些风月小说一无所知.很难对《红楼梦》的出现及其创新有深入的认识.我国古代的史书,既为作者尊崇的明君、忠臣、循吏立传,也为作者贬责的昏君、奸臣、酷吏立传.刘知几《史通》提出“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是否可以设想,也有这样的文学史,它用相当的篇幅有选择地介绍评述低俗的、恶俗的、有害的作品,给以有说服力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阐述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李、熊两位文章中提到“消极的、有害的、异己的文化”、“异质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不良影响和侵蚀作用”.我想,他们的本意是在维护文学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那无疑是应该大力肯定的.不过,讨论文学艺术,我觉得慎将“异己”、“异质”一概作为排斥对象为妥.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是现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我国许多学者从诸多学科视角研究开放时代异质文化的关系,取得可喜的成绩,这是我们略微涉猎近一二十年来的学术出版物和期刊就不难看到的.对本土的主流文化的选择改造能力、消化容纳能力怀有信心,既不要见异思从、见异思迁,也用不着见异思堵、见异思斥.总之,关注多种文学现象,研究者胸襟开阔,文艺理论立足于宽广的实践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更加牢靠,理论更能得到发展与繁荣.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