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新千年以来,在文学理论界一直流传着一个令人沉思的声音:文学将要终结,文学理论也已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真的吗早在19世纪二十年代,黑格尔在一次曾经被后人誉为“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之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1)的美学演讲中提出一个令时人震惊的观点:艺术已经走向终结.但仔细分析黑格尔的演讲我们发现,他并没有给艺术宣判死刑,他说:“艺术在越出自己的界线之中,同时也显出人回到他自己,深入到他自己的心胸,从而摆脱了某一种现实内容和掌握方式的范围的严格限制,使人成为它的新神”(2),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艺术逻辑地终结了,因为从艺术在人类文化中所承担的功能来看,艺术被其他文化形式取代了,但艺术只不过换了一种存在方式,艺术本身并未消亡,它还历史地存在着.那么,新时代文学理论“终结论”的支撑,理由又是什么呢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解:
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活动这一文学理论的奠基石已在动摇.按照文艺界的共识,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是世界、艺术家、作品与接受者,持“文学终结”论者认为,由于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向愈来愈明显,商品艺术化、艺术商品化,打破了传统的艺术观念,模糊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自此,文化生产领域发生了变革,传统形式让位于各种综合的实验,摄影、电影和电视开始渗透和移入视觉艺术作品(和其他艺术形式),正产生出各种各样的高技术的混合物,包括从器具到电脑艺术.”(3)意即四要素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即“作品”已在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此言的确有道理.上个世纪末,兴起了物品艺术及其他类似的艺术,其先驱是20世纪初轰动一时的马塞尔杜尚的作品.1917年杜尚将一个磁制的三角型小便器签上名,送到纽约艺术博物馆,名之曰“喷泉”.一位美国人更是大胆地制造“捆绑结”艺术品,将一些看起来没有联系的事物捆绑在一起,然后自信地称之为艺术品.解构主义的大师德里达明确宣布:“我们不能说一部作品属于某一范畴或门类,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本质或者可以严格鉴定的文学领域,或者说,的确,文学这一名谓大概注定是不适当的,因为没有标准,没有让人确信的概念或依据.”(4)
而由于媒介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当今电视机、电视摄像机、电脑、DVD放像机、复印机、数码电传机、立体音响设备、手机等广泛地流行使用,“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梦想似乎已近实现.如此一来,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个被称为“视觉文化的国际化”的潮流宛如不可遏止的江水一般铺天盖地而来.不仅如此,更为现代的是,创作的主体也可以不再是人.1993年,一位名叫斯考特弗伦奇的电脑程序员设计了一个可以写作的电脑程序和软件,人与电脑共同合作的第一部小说《只有这一次》于该年年底正式出版,并被《今日美国》称赞为一部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甚至比一般由人写的作品还要好.一些人更是鼓吹:以后的作品完全可以由电脑来完成.2001年,网络互动型文学作品大量出现,传统的读者阅读方式被彻底打破,读者甚至也成为了创作的主体,只需按下健盘,电脑就可“自动地写出”作品.所以有人怀疑性地探问:未来的印刷文学作品还会存在吗
近几年中国的“文学终结”论以《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为滥觞,之后,有支持者便重复着同样的话语:文学已走向了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等地,所以文艺学要“苟延残喘”的话,就去研究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吧！恰如童庆炳先生恰切的归结:他们认为“现在的社会已经处于高科技时代,在文化领域图像的霸权已经势不可挡,视觉图像统治一切、覆盖一切、吸引一切,那里还会有文学这种非图像的文字的立足之地呢”(5)支持“终结论”者甚至嘲讽童庆炳先生的观点与米勒不在一个层次上,看来,文学终结论者信心满怀.
第二种观点,认为文学理论自身的陈旧性明显或文学理论的普遍性不再存在.有人认为,面对着文学创作的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术语,还有面对着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无人理睬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今的文艺学体系依然来自前苏联,认为诸如文艺的本质、文艺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艺的民族性及历史发展规律等命题已变得了无新意,不能解释新时代的许多文学现象,也不能吸引年轻一代的视线.
美国的学者卡勒提出一个看法:“理论是一种思维与写作躯体,其限制难以界定.”(6)文学涉及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别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学、科学研究、社会学等许多门类.文学理论真的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边界.而没有边界,又如何成为一门学科又如何寻找自己独特的立足之地如何具有存在的必要
第三,认为文化研究的出现使文学研究成为一种形同虚设的可有可无之物.贝尔曾对美国过去二十年来的学界状况作过切中肯綮的归纳:“伴随着理论鼎盛的消退以及随后留下的怀疑主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以各种美国形式的面目出现的分析汇总起来统称为文化研究,排炮一般地向文学典律轰去.”(7)我理解,这里的典律应当就是陈晓明、李春青等学者文中所指的成体系的“元理论”.
当年,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地进行着几乎是“一个人的战斗”的文坛巨匠布鲁姆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出了一部578页的《西方的典律》,然而不久,在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面前,他却无奈地承认:“我们已经战败等文学研究已经被一种叫做文化批评的令人惊叹的垃圾所替代了！”连热衷于文学研究的人都感受到了文学研究(包括广义与狭义)窘境,支持文学研究的终结论者又如何看呢
按照陶东风的观点,在对文化批评的批评中,阎晶明与吴炫的观点是比较典型的.在阎晶明看来,“文学批评就这样被文化批评取代,成为无足轻重的唠叨陪客,对作家作品的具体阐释成为不入潮流和缺少思想锋芒的可怜行径.”并指出:文学批评应当回到“自身”,回到“文本阐释”.(8)吴炫也认为:“文化批评不仅已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而且在不少学者那里,已经被真理在握地作为‘就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来对待了.”(9)陶东风认为,“作者的逻辑在这里表现为: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违背它就是违抗现代性的合理历史进程.”(10)
“文化研究”,这个来自西方的称谓在中国真是有着它独特的使用和实践范围,而一些人则更大胆地提出:文化研究将取代文学研究.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命运如何呢
一种理论能否长存,不是看它是否来势凶猛,也不是看它的受众是否量多,当然也不看它是否出自某一权威之口,只有实践才最具有发言权.先来看第一种观点,文学真的终结了吗
不错,生活美学正在悄然蔓延,一方面是生活的艺术化,另一方面则是艺术的生活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将康德曾经固守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美的观点从高深的殿堂请了下来,而使其坚定地欲走的贵族之路也不得不改道易辙,传统的文学观念受到了挑战.与此同时,“审美日常生活化”则力图消除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边界,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环境艺术、生态艺术等“反美学”的前卫艺术就是有力的明证.可见,作为一种审美活动的文学显然受到了来自文学自身的很大的挑战,无限扩大的边界让人们怀疑它是否在有着存在的理由.我们认为,对于“文学之死”的阐述,关键在于“文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倘若我们能够证明,答案便不攻自破.
首先,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恰如姚文放所认为的那样,文学之为文学,就在于它是语言的媒介,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语言是文学不变的栖居之地,永在的身份标记,它的独特魅力是其他媒介无法取代、不可置换的,哪怕今天的电子媒介得力于现代科技拥有再多的长处”,(11)因为语言能够给创作者与读者带来现代图像所难以带来的丰富的想象空间.的确,我们不否认图像有语言不可比拟之处,但语言的魅力也是图像所无法比拟的.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也难为子美之沉郁,由语言文字而构成的文学的意义、意味会具有长久的时空穿透力,使文学这一审美场域能够再生,能够变得丰富无比,所谓“言近旨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等正是此意.语言文字是超越了媒介的一种媒介,它能够调动起作家与读者所有的生命体验,会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内心幻化成无数种图像,即如一个读者也可能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不只是一种图像,这就超越了电视或电影等视觉艺术的一种图像模式.由此看来,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具有不可替代性,它不会因视觉艺术的存在而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事实上,热衷于视觉艺术的人也并不排斥传统意义上的文学.
其次,文学之终结并非真正的死亡,而是如余虹指出的那样,“死”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它是“一种意识及其意识的对象边缘化了”.也即文学以顽强的生命力渗入到各个别的领域中去了.如文学与人类学、心理学、哲学、性别学、生态学亲密结缘,文学与广告、装璜、酒吧、广场、公园等热烈拥抱,文学不再只躺在书架上守在文人们的身旁,也走向市井、工地,文学也不再只将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还选择了电影、电视、DVD等,文学不再只钟情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学与托尔斯泰们,也钟情于大众文学如韩剧与金庸、王朔们,这就是当代文学的客观现实,“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奇葩.她因人而存在,为人而存在,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就会有文学艺术的存在.”(12)张法也认为:“如果不把文学作西方式的定义,而用中国古代文化的定义等那么,文学就一下宽广起来等文学就是关于文(语言文字)的美的表达.这样,不仅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是文学,一切与文字相关的东西都是文学等当代影视中的,网络中的,手机中的,广告中的,以及政治和学术中的一切与文字相关并进行了美的表现的,都是文学”,(13)可见,倘若从表现美的文字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来总结文学的规律,那么,作为对文学活动关注的文学理论研究当然不会被边缘化,反而处在文化中心的位置,因为,敞开怀抱是一种深化,一种扩展,一种积极的转移,而不是什么终结.
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理由――文学理论的陈旧性与普遍性不再的问题.笔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话,十年前的文学理论教材与十年后今天的教材的差异是很明显的,由童庆炳主编的全国通用教材已经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原型批评理论、德国的接受主义理论等二十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外的理论引了进来,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开放的文学理论体系,至于说到文艺理论的其他著作,则其大胆与开放性更是为明显.进一步说,文学理论的核心是其“元理论”部分,而“元理论”总是林林总总的文学现象之后的沉淀,从这点上看,其“滞后性”是必然的,但滞后并不等于“陈旧”.而至于文学理论的急先锋“文学批评”,则始终都是在冲锋陷阵的,由此看来,“陈旧性”的批评显然欠妥.
普遍性是文学理论一直以来的公众形象与特点,人们每每提及它总会在内心深处保存着这个底线.“可以说,文学理论的普遍性早已成了一个理论传统.中国的理论家,无论是刘勰写《文心雕龙》、司空图写《二十四诗品》,还是严羽写《沧浪诗话》时,甚至杜甫写他的《戏为六绝句》时,都已经在程度不同地相信文学理论具有自己的普遍性了.”“可以说,没有对文学理论的普遍性的自信把握,就没有文论的繁荣和持续发展.”(14)但这种传统认识却在当代遭到了来自读者、作家及文学理论工作者自己的质疑,譬如有人认为,文学理论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和听不懂了,既如此,那么文学理论的普遍性还在吗假如不在,那么,文学理论还是文学理论吗实际上,各种新型理论的出现无疑是文学理论繁荣的一种表现,而杂语纷呈的局面也会给文艺理论注入许多生机.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的普遍性可能会受到挑战,但它绝不会使文学理论的发展倒退.相反,假如只有一种声音,只用一种方法,只有一种形态,那才是文学理论真正走向死寂的标志.再者,文学理论并非没有自己的立足点,它始终都是一种对文学活动的研究.另外,与其他学科的频繁接触是否就说明文学理论的普遍性不存在了呢实际上,任何事物都在客观上要求着对其在新条件下的重新审视,何况,文学理论的普遍性与没有围栏性是同时存在的.
普遍性指的是文学理论的指导性,而没有围栏则指文学理论的开放特点.“文学理论没有固定的限制,这是由文学的开放性决定的.”“文学涉及人生体验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人生体验的围栏有多大,文学的围栏就有多大,文学理论的围栏也就有多大.”(15)关于文化研究吞并文学研究的说法,大多数文艺理论工作者不以之为然.童庆炳、金元浦等人撰文指出:文化研究不等于文学研究.(16)我们以为,以下的概括是为辩证和客观的:“从近代文论的历史看,各种文学理论形态尽管在时间上是先后出现的,但在空间上却可以是并存的,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文化理论可以作为文学理论的一种研究模式,但不能以此取代其他文学理论研究模式.”(17)文化研究是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形态,它的特点在于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学进行观照.可以说,中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理论都属于这种形态,譬如孔子便用“思无邪”来概括《诗经》的道德内涵,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18)“审美的文学理论是近代的产物,而文化研究所主张的跨学科的文学理论则带有晚近的特征.”(19)
实际上,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文学研究在与文化研究并存时是否还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即文化研究会不会包含文学研究,倘若能,文学研究则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倘若不能,那么一切结果便自明了.在中国魏晋以前和西方18世纪以前,文学通常是广义的,泛指一切口头和书面的东西,它与政治、历史、哲学、学、神学等没有什么区别,而文化则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文学”一词,在中国最早是在《论语》中出现的,属孔门四学(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可见文学最早是与文化紧密相连的.到了汉代,文化文学仍占据主导地位,但人们也开始用“文”“文章”指称这种狭义的文学.由此可见,文学从文化这个大家庭中分离出来是文学自身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我们为什么硬要让文学回归到茫荒混沌的状态呢
文学是发展的,既然它一路上都是承载着人类的思想感情而来,为什么不能容纳图像文化产品这种同样以感情的表现和传达为主的样式呢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形态,是为文学研究增添了一种新的视角,而并不是以此而将文学研究彻底消融,它反而会使得作品意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得以进一步地生成,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文化研究会使文学研究因黯然神伤而悄然退隐.
注释: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00页.
(2)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0页.
(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4)[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5)转引自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6)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年版,第3页.
(7)转引自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的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文学研究》,2002年第6期.
(8)阎晶明:《批评:在文学与文化之间》,《太原日报》,1999年9月6日.
(9)吴炫:《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山花》,2003年第6期.
(10)陶东风:《试论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6期.
(11)姚文放:《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2)李衍柱:《艺术的黄昏与黎明》,《东方论坛》,2004年第4期.
(13)张法:《中国当前文艺学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14)(15)王一川:《文学理论演讲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页,第17页.
(16)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17)汪正龙:《文化研究的得失与文学理论的知识重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6期.
(18)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19)汪正龙:《文化研究的得失与文学理论的知识重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6期.
[本项目得到山西省文艺学重点学科建设专项资金、山西师范大学校基金(项目号YS08004)的资助]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