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摘 要：文学教学不仅是一种审美的过程,更是德育渗透的过程.中西方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对于道德教育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普遍的认同.中西方文学不仅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都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始终为生活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人们提供了精神食粮和道德柱石.在文学教学中要更多地重视德育的渗透.

关 键 词 ：德育；文学；渗透

德育是以一定的社会要求,进行思想的、政治的和道德的教育,在一般的学校教育中,更主要的是指进行道德的教育.哲学家如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持道德普遍主义者认为道德是不能依赖于文化而存在的,道德是人类的共享,存在于不同文化下的道德具有共性.的确如此.

(一)

那么,在中西方文化中,何谓“道”?何谓“德”呢?

“道”在中文中主要有三种意义.其本义是供人行走的路,如：

道,所行道也.（《说文》）一达谓之道.（《尔雅》）道坦坦.（《易履》）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老子》五十三章） 道听而途说.（《论语阳货》）

“道”后来引申为“道德、道义、正义”之义,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公孙丑下》） 伐无道,诛暴秦.（《史记陈涉世家》）

“道”还可指宇宙的本体及其规律,如：道而贰,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 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庄子秋水》）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韩愈《师说》）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

“德”主要指道德,品行之意,如：德,德行.（《篇海类编》）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周礼地官》注）德何如可以王矣?（《孟子梁惠王上》）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三国志诸葛亮传》）无德不贵,无能不官.（《荀子王制》）

“道”“德”两字如上文中各例所说,是单独使用体现之义.在中国的典籍中,也有比邻而用的.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道德经》（又名《老子》）中就有“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孔子在《论语学而》中也说“志于道,据于德”,“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在中国文学中,“道德”两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而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道德”两字如今人所指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则始见于唐代韩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中的“道德之归也有日矣”,此处的“道德之归”即指人们有共同的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

在西方文化中,关于道德教育的论述由来已久.道德（Morale 或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道德和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风俗习惯往往相去甚远.在西方,Morality有单复数之分.复数的品德,在古希腊意为对 “节制、勇敢、智慧、公正”的追求.

西方第一个试图研究和倡导道德的人是毕达哥拉斯.他认为,灵魂是不朽的东西,身体是灵魂的坟墓或囚笼,灵魂与肉体可以结合,也可以分离.人在世时,灵魂被束缚在身体里,人死后,灵魂轮回转世为别的人或别的生物.为了使人死后超生、灵魂净化,必须节欲清心,遵循一定的清规戒律.其理想的有道德的人是“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智者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针对当时流行的“神意观”提出了质疑,强调人的作用.这标志着古希腊人开始从神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从“半人半神”的状态转向了“人”的状态.

《理想国》虽是柏拉图思想成熟时期的一部对话录,但言语畅达生动,说理多用类比隐喻,在看似散漫的论题中主要论述了正义及其与幸福的关系.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指出,人的灵魂具有理性、意志和三个等级,相应地形成由金质做成的、通晓善的理念与治国术的哲学家或哲学王,其为智慧有道之人,是人类的统治者；由银质做成的武士或军人,其道德是勇敢,是国家的保卫者；由铁质做成的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含平民）,其道德是节制克己,职责是从事生产,供养前两类人.

亚里斯多德在《尼各马科学》的“德性论”中指出德性是一种决定我们的情感和行动的品质,德性是合乎正确理性的品质.他认为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体,是复杂性、矛盾性和不纯粹的,人的本性在于优于一般动物的理性.人既是理性动物,也是政治动物；所以人既有“理性智慧”,也有“实践智慧”；在道德上表现为“知德”（使“人”成为“极完善的人”）与“行德”（使人成为“良好的公民”）.

英国十七世纪初期的杰出散文家,有“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试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之称的弗兰西斯培根,在他那著名的《随笔集》里发表了58篇文章,涉及国家、人生的各个方面.其中也有涉及到德育的文字,如第十三篇“谈善与性善”.在此文中,培根认为“善”是造福于人类的意向（即一种道德修养）,“善”是习惯使然,“性善”则是人的倾向.

(二)

培根特别强调习惯对行为的作用,而为了养成良好的习惯,德育的教育就显得特别重要.他在三十九篇《谈习惯与教育》中说：

人们的思想大多取决于自己的愿望,他们的言论取决于自己的学识和接受的见解,然而他们的行为依照的则是他们的习惯等毫无疑问,从幼年开始的好习惯是最完美的,我们把这叫做“教育”,因为教育其实就是一种早年开始的习惯等

如果说单独的习惯势力强大,那么联合的习惯势力就更加强大了.因为那里有榜样教导,有同伴助长,有竞争加速,有荣耀激发,因此在这种地方,习惯势力可算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

培根此处所指的能够联合培养“习惯势力”的地方,无疑就是学校.学校是进行道德教育的理想场所,是形成道德共性的天然讲坛.学生所生活于其中的学校的环境对学生的道德养成能起到其他的环境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杜威认为“环境的无意识的影响”其效果最为显著的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语言习惯.第二,仪表.第三,美感和美的欣赏.不经思考的习惯,恰恰是我们在和别人日常的授受关系中形成的.[2] 学校教学中有不同的科目,各种科目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不尽相同,但都程度不同地承担着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责任,都能够进行德育的渗透.因为我们认识到“道德原理与其他力量一样在相同的意义上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内在于社区生活和个体的足以对付工作的结构之中.根据这种信心行事的教师将发现一切学科、每一种教学方法、学校生活中的所有事件都孕育着道德可能性.”[3]

文学的定义可以有很多种.对此,著名英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他所著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的“导言”中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此处恕不赘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学是人学.文学（一般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在英语专业有英美文学等）作为大学中的一门课程,其目的不仅仅是帮助学生提高其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更主要的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熏陶,如有人就认为“在教学目的上注入新内容――英美文学课也是德育课”[4].张中载先生早在2003年就指出“当前的外语教育中, 功用主义的一面强调得多, 研讨得多, 而人文主义的一面声音微弱.”[5] 要改变这种现状,作为外语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外国文学的教学自是责无旁贷.

(三)

中国文学自古就重视“文以载道”,西方文学也是如此.

中国文学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到前6世纪中）约五百余年的诗歌共305篇.如果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学从公元前11世纪算起,到现在则有3100多年的历史了.继《诗三百》后,中国文学有先秦散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不彪炳文学史册.中国文学尽管时代各异、文体有别,但在精神特质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乡国情怀、亲情主题和人生感悟等方面.

中国人历来重视用文章记载、阐发道理或思想.姚亚平教授认为“‘修辞立其诚’这个命题是中国修辞传统的灵魂所在”.[6] 在中国,“修辞”一词最早见于《易 乾文言》,原文是“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业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对此,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他主编的《五经正义》中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

西方文学从古希腊文学开始,迄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西方文学有三个源头：古希腊文学,罗马文学,早期基督教文学.古希腊文学中积极健康的思想、优美多姿的艺术形象和变化多样的艺术经验,为后来西方文学中丰富的道德内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形象生动隽永；埃斯库罗斯、维吉尔、但丁,名垂久远.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作品中蕴含了具有普世性质的德育因素,即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定的社会要求,对世人进行了思想的、政治的和道德的教育,即便到了今天,仍具有这方面的作用.

荷马（约公元前八、九世纪）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后世称为“英雄史诗”,以简洁鲜明的笔触勾勒出了一系列为普通读者所熟悉的英雄形象.贯穿这两部史诗的共同思想是对人间现实生活的热爱,对人类奋斗精神的肯定,对人生积极态度的强调.从两部史诗中可以看出,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绝不是神的奴隶,仅仅会依附于神,而是得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荣誉、建立功业.史诗中的英雄们把现实寄托在现实和人间,在他们看来,生命、战斗、劳动才是人活在世间最大的价值、最大的意义.

公元前五世纪是希腊悲剧的繁荣时期,涌现出大批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是其中的佼佼者.“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戏剧艺术的荷马”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这些作品风格各异：埃斯库罗斯的悲壮、雄浑、自豪而又充满信心,索福克勒斯的悲愤、迷惘而又上下求索,欧里庇得斯的悲痛、憎恨而又寻找出路；但它们也有共同之处：都以人与命运的斗争为主题.在这些“命运悲剧”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外界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当时的人对世界的道德认知：尽管命运难以解释、难以捉摸、难以抗拒,但埃斯库罗斯强调了人的意志的作用,索福克勒斯强调了人对命运的反抗和坚强的意志,而欧里庇得斯则认为命运在人的本身,强调事在人为,强调命运靠自己掌握.

被恩格斯称之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的但丁生活在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初期的意大利,是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但丁的代表作是他苦心孤诣、历时十四年之久所创作的《神曲》.《神曲》分为《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采用中世纪流行的梦幻文学的形式,描写了一个诗人幻游地域、炼狱、天堂三界的故事.地狱分为九层,生前罪行愈大者愈在下层；炼狱也是九层（包括炼狱外的山脚和山顶上的乐园）,犯有较轻罪过并且已经悔悟的人在其中的七层里忏悔；天堂分为九重,生前为善、德行佳被的人在这里享福,九重天境界庄严、光辉耀眼,充满欢乐和仁爱,是但丁理想的天堂所在.但丁通过《神曲》,给人类指出了一条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道路,具有浓郁的德育意蕴.对迷路、地狱、炼狱、天堂等的描写,象征着人类经过迷惘和错误、经过苦难和考验,最终走向光明与至善的历程.《神曲》表面上以基督教神学世界观为基础,实际上读者从书中也能读出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如对蒙昧主义的反对,对文化知识的肯定,提倡追求真理,赞美人的才能与智慧等.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是莎士比亚,他的很多作品至今依然深入人心,人们耳熟能详的四大悲剧,优秀喜剧,厚重的历史剧,还有他那睿智的十四行诗.他的创作反映了英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俗和习惯.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正面宣扬了人文主义的生活理想,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等,力图帮助人们摆脱宗教禁欲主义和封建道德的束缚.

杰出的作家、杰出的作品,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文学教学中能有意识地进行德育的渗透.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上对实用性课程的偏重,对于某些复合型专业的偏好,文学课的教学状况令人忧心.究其因,功利之心、实用主义固然难托干系,然而,文学课教学过程中德育渗透不够也难辞其咎.事实上,文学课教学很能体现三种价值：“一种是文化的价值,一种是知识的价值,还有一种是训练的价值.” “这些价值只是从三个方面对社会进行解释.只有在它能表现社会生活背景中的材料的明确形象和概念的范围内,知识才是真实的或具有教育意义.只有当它体现了知识对个体自己的能力的反应,从而使他得以出于社会的目的考虑而控制自己的能力时,训练才的确具有教育意义.假如文化真正富有教育意义而不是表面的装饰或虚假的粉饰,它就象征着知识和训练的有机结合.它标志着个体的人生观的社会化.”[7] 文学教学中德育渗透的理据也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