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报告文学的文体特色与特质

报告文学是一种非虚构写实性文体,真实性是其最基本的特性.报告文学是中国特色的时代文体.探讨报告文学,离不开国家政治和经济社会状况.2012年,国内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当属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党领导集体顺利实现新老交替,科学发展观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首次鲜明地提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思想,倡导建设“美丽中国”,党和国家的近期目标是在建党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2年度,民生问题更加尖锐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股票持续不景气,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小企业陷入困境,还有神舟九号与天宫成功对接、辽宁号航母实现首航及舰载机着舰、党倡导改进作风“八项规定”、网络微博盛行、效果凸显等要事.国际上,中日钓鱼岛争端凸显,南海问题矛盾重重,世界上不少地区存在冲突,局势并不太平.国家政治状况影响着报告文学创作,许多要事大事进入报告文学题材范畴,成为作家们纷纷关注和描写的对象.

作为一种具体的文体,报告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也不能脱离文学的整体态势.2012年,文学界最大的新闻无疑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文学阅读与热议的新潮.其次是中国作家协会实施“吵数民族文学创作年”计划,组织评选了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和五个少数民族聚居省区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系列研讨会.还有隆重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积极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等等.文学阅读与消费出现严重分流,网络和数字电子阅读已然超越了纸质阅读,类型文学、网络文学、通俗文学更受大众追捧,传统的期刊文学,所谓的严肃文学、纯文学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严肃文学的出版及获酬变得更为艰难,作家通过文学期刊成名的单一途径得到根本转变,网络传播与信息移动传播成为造就文学新秀的重要手段.这些文学大事及新变,也都直接冲击着报告文学创作的观念与格局,直接影响到当下的创作和理论研究.

报告文学界2012年度也发生了一些大事.如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于6月底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何建明接替张锲先生担任新一届会长.7月,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包括报告文学委员会在内的十个专门委员会,职责是开展调研反映情况、进行作品研讨审读、项目论证、理论研究、引领思潮等.报告文学委员会召开了在京委员座谈会.10月中旬中国作协创研部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江苏华西村召开了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交流会,五十多位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等出席.中国作协2012年度重点扶持作品论证会审读通过了23个报告文学创作选题,尤其关注贴近现实和时代生活、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创作.第十二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揭晓,30部获奖文学作品中有21部是报告文学,其中有些作品社会反响强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的《报告文学艺术论》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汇集了近年来有关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所有这些,都对报告文学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2年的报告文学创作,整体态势是平稳发展,鲜明的变化是日渐向报告文学自身的文体特色和特质回归,即:以简练的文字,对现实生活迅速地作出反映和反思,关注焦点及民生,重视报告文学的社会效果.

一、紧追新闻,深度挖掘描写事件和人物

大量的重要新闻事件,尤其是新近发生的国家大事要事或者涌现出来的新人,陆续进入报告文学创作范围.众多报告文学作品注重快速反映现实,以深入的开掘和细致的描写回应公众关切,满足读者对于深层解读新闻热点问题之需.

首先是以新闻性事件为主题内容.作家比记者走得更远,采访得更多,书写得更形象,思考得也更深刻,充分彰显了文学的魅力.神舟九号2012年6月16日升空,第一次实现载人空间对接,29日成功返回.这一事件举国关注.女作家北方(张立新)在酒泉发射基地亲历亲闻,深入采访,在《神剑》第4期上发表了《神九,与天宫有约》,详述神九发射前的测试、换泵、垂直转运、加注、发射场和航天员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以及点火起飞、交会对接等精彩时刻,堪称神九飞行全记录.在北京航天中心工作的作家赵雁,在《北京文学》第10期上发表《天梯神示——中国“神九”太空飞船成功发射的台前幕后》,则着重关注“神九”三名宇航员刘洋、刘旺和景海鹏的选拔、准备出征经过,神九技术、饮食生活、地勤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揭示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特别是对“中国嫦娥”——首位女航天员刘洋的描写,生动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2012年1月,甘肃武威市通过公开选拔,让刚参加工作半年、23岁的清华大学学生焦三牛当上了副县级干部,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成为吸引亿万人眼球的新闻事件.何建明通过实地采访,在事件发生后不到5个月时间就创作出版了《三牛风波》一书,堪称神速.该书深入剖析“三牛事件”的真相,揭示出我们党和国家在用人体制机制上大胆解放思想实现重大突破与创新.作者亲赴甘肃,采访了一批相关人士,与焦三牛等大学生村官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了近年来参与西部大开发的清华、北大等高校的众多优秀学子,试图通过焦三牛和一批与其相似的大学生的人生选择及就业经历,当代有为青年全新的理想抱负与青春抉择,反映出一个民族充满希望的光明前景.何建明的另一部长篇报告《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则以鲜活生动的文字记录下2011年2月我国政府动用各方力量,用十几天时间从战乱中的利比亚撤离公民3万多人,那一场“战役”的惊心动魄与扣人心弦.《国家》具有鲜明的现场感,何建明通过直接采访救援行动决策者、参与者和当事人,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作品借助对话、亲历者的口述实录、日记、微博等形式,鲜活地再现了当时的救援场景,通过渲染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背景环境,更增加了救援行动内在紧张感和巨大的张力,使得在战火中的穿越救援更显得英勇可敬.该书全景式地描写了我国政府启动紧急救援行动计划以来所展开的海陆空全方位、多种方式和途径的救援:派出了最好的专机和军机,就近征调大轮船赶往利比亚,从临近各国希腊、马耳他、埃及、突尼斯等竭尽可能地租借大飞机、大轮船.外交部等部门则派出了以领事司参赞费明星等为代表的专门人员驰赴现场,在当地中国大使馆的倾力帮助下,历尽千辛万苦,协调、引领中国公民从陆路上撤离到邻近国家.在作者的笔下,撤侨的场景相当恢宏、壮观、惊险,令人震撼,同时也深深地感动读者.这是以民为本,将生命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家宗旨的生动体现,彰显了我们国家的大国情怀和以民为本精神. 侦查、题材的报告文学在2012年度显得格外耀眼和突出.这与门有关单位、文学阵地《啄木鸟》杂志社等主动组织、安排作家参与创作密不可分.刊发于《啄木鸟》杂志的冯锐的《亮剑湄公河》、衣向东的《跨国擒凶》关注的均是我国警方的跨国行动.前者描述了毒枭糯康残害我国公民的罪恶经过以及我门通过国际协作抓获糯康的曲折过程,后者描写的是我国警方远赴安哥拉侦破侵害中国人案件的全过程,二者都是备受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过去的一年,更有多位报告文学作家走进系统,书写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清网行动”.2011年5月开始、历时10个月的中国警方清理追逃网上通缉犯的“清网行动”捕获逃犯10万名以上,使社会治安大为改观.董保存、丁一鹤的《全国大追捕》(发于《啄木鸟》,群众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清网行动》),张胜友的《天网恢恢》《发表于《人民日报》等正是对这场声势浩大、成果卓著的清网行动的真实记录,形象地反映了在信息时代高科技条件下缉捕工作的便捷与错综复杂.董保存、丁一鹤在创作时特别注意抓住当今时代的特征,深入进行思考,从而赋予作品某种思辨色彩.“清网行动”极为重视网络和信息化处理及研判的重要性,并且充分借助和运用当今时代的这些工具开展追捕,从而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在《清网行动》中,我们看到了众多民警非常娴熟地运用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和情报搜集分析手段,成功抓捕逃犯的事例.这一方面反映出民警的聪明智慧、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信息化条件下追捕行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它要求今日的追捕更加“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几年之前,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创作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情报日本》,揭示了现代日本的发展与情报搜集研判运用之间的密切关系,较早触及了情报、信息的极端重要性这个时代主题.董保存和丁一鹤的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充分彰显了在当今时代,情报对于侦缉破案,对于国泰民安的极端重要性.这是时代的课题,也是时代的召唤.女作家孙晶岩继《中国女子监狱调查》等之后,再度重涉题材创作,由北京出版社著名编辑隋丽君担任责编,出版了洋洋40余万字的《中国看守所调查》一书.孙晶岩通过实地调查北京、丹东、萧山等多地看守所,记录一桩桩违法犯罪案件,反思社会与法治、法治与人的关系,具备鲜明的社会意义.

近年来创作势头生猛的作家陈启文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持续发力,继《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之后,2011年发表《问卜洞庭》,2012年10月发表了《北京风暴》一文,聚焦不久前的7月21日发生在北京的百年未遇的特大暴雨,造成人员财产巨大损失.作者通过认真深入的实地勘察,力图还原事件真相,有褒有贬,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沉重的灾后反思,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实地小心求证、大胆介入生活的创作风格.

在描写与刻画新人方面,报告文学作家们选取的大多是新闻事件的核心人物或者先进人物典型.李春雷的《幸福是什么》《2011年底出版讲述的是全国优秀员郭明义的感人事迹,通过描写郭明义,作者试图探究幸福的真谛和人生真正的价值,启人思考.他的另一部中篇报告文学新作《青樱桃,红樱桃》描写了一位大学生村官的代表一兢兢业业、甘做平凡小事、病倒在岗位上的农家女儿张广秀.莫言是2012年度最耀眼的文学人物.《深圳晚报》在莫言获诺贝尔奖次日刊发《莫言传》,讲述了作家莫言的成长创作历程,内容新鲜,引人阅读.王宏甲、刘标玖的《吴孟超传》选取的主人公是曾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肝胆科专家,反映一代知识分子的胸怀与理想追求.韩小蕙的《刘路一飞冲天的奥秘》(发表于《光明日报》)揭示了一个年轻英才、23岁被特聘为研究员的大学生的成长奥秘.李朝全的《春风化雨》一书则通过讲述18位当代优秀青少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感人事迹,反映出80后、90后青年是充满希望、值得信赖的一代,代表着我们国家可以预期的美好未来.

二、关注民生和百姓冷暖,揭示草根生存现状

以人为本理念深入人心,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报告文学作家更加注重立足百姓,眼光向下,关注草根底层,关切人间冷暖,写出了一批以小人物为主人公的纪实报告.孙惠芬回到自己的辽宁农村老家,对农民现象进行深入采访.写下了长篇非虚构《生死十日谈》,将当下部分农民艰窘局促的生活情状——展露,反映出社会巨大转型期农村社会的某种困境以及广大农民在生产生活、情感心理等各方面遇到的新问题,具有鲜明的人文关怀品格,是《人民文学》倡导非虚构创作以来的一大收获,亦是2012年度非虚构创作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党益民的中篇报告文学《蜗居公厕》则别有意味地选择了一家居住在公厕的清洁工作为描写对象,以人物讲述的方式,反映了“城市边缘人”的生存处境,体现出报告文学作家自觉向下走的意识和追求,通过书写底层百姓表现现代城市容易被人忽视忽略的另一样人生.这种脚踏实地、朝下看、向下走,走向大地、走进人民的创作倾向很好地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是一种可贵的文学品格,也是一种值得大力倡导的创作选择.著名“打工诗人”郑小琼的《女工记》一文,描写的则是十几位自己熟悉的或者接触过的女工,采用了诗歌与采访手记相结合的方式,得心应手地记录下南方工业化大生产流水线上普通女工的生存状况.正是这些收入不高、生活差强人意的普通劳动者支撑起了中国的崛起,为她们写照、画像,确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梁鸿继《梁庄》(《中国在梁庄》)之后,于《人民文学》第12期上刊发长篇纪实《梁庄在中国》,与《梁庄》着重描写那些留守农村的乡亲们的生存状况相呼应,该文着重描写外出谋生的梁庄人,选取那些离开梁庄四处打工经商谋生计的乡亲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表现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凸显他们或朴实或狡诈或圆滑或厚道千人千面的性格以及千差万别的生存境况,反映出一个急剧转型的变革时代带给中国传统乡村和中国农民不可阻挡的巨大转变,可谓一部紧贴当下社会现实的优秀之作.

作家应该关心社会的边缘人、弱势群体或者容易被遗忘的角落.梅洁、鄂一民上下两卷本的《汉水大移民》聚焦的是汉水流域为南水北调作出牺牲的18万移民,描写这个庞大的移民群体在别离故乡家园时的疼痛,表现他们身上那种无私的牺牲奉献精神.杜文娟的长篇报告《阿里 阿里》则将目光投向高远的西藏阿里,反映那片走出了孔繁森这样的英模人物的土地上人们艰难的生存状况,表现援藏干部勇担责任、甘于奉献的品格.丁冬、章江红的长篇纪实《耳蜗》描写的是残疾人群体,表现耳聋患者艰难而顽强的生存,反映人工耳蜗植入带给千万聋者的福音.残缺的生存更令人震撼,从残疾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真善美的闪光,可以检阅我们每一个健全者的灵魂.陈亚军的《什么卡住了车轮子》一文是关于北京治理交通拥堵的纪实,这也是与普通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社会主题. 普通人的生存,亦是酸甜苦辣百味杂陈,其中滋味一言难尽.杨年华长篇报告文学《国旗阿妈啦》描写了一位生活在西藏边境、坚持48年不间断天天在自家院子里升国旗的百岁藏族老阿妈,讲述了阿妈啦的坎坷生平,表现了她对祖国和党深厚的感情,张扬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年届八旬的作家阎纲痛切回忆14年前痛失爱女的夜夜,在《北京文学》发表中篇纪实《美丽的灭亡》.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下家庭成员之间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醇烈亲情,以及在直面生死关口时女儿的坚韧安详、亲友们的关爱扶携,爱女最终如荷凋谢.这是人间大爱的一曲赞歌,亦是一曲悲伤委婉的生命的哀歌,浸满了人世的悲欢与苦难,令人掩卷长涕.与阎纲先生相似,76岁的老作家汪浙成遭遇了爱女不幸罹患白血病的痛苦.他的《女儿,爸爸要救你》一文(节选首发于《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文单行本),生动叙述了灾难面前父女同心,共同微笑面对并取得了抗击病魔的胜利.故事的结局令人欣慰,但在其艰难过程中家人备受煎熬、与疾病不屈不挠地进行抗争等,却动人以情.作者在古稀之年通过永不放弃的顽强努力拯救了对其隐瞒了数十年真相的养女,其情其景足以感天动地.而情节的一波几折亦令人难以释手.李迪发表于《中国艺术报》的《梦中的橄榄树》是一篇精短的报告文学,他以自己收养流浪猫、流浪狗的经历,通过栩栩如生地讲述动物与人的亲近眷恋之情,表现人类应该关爱动物保护动物、人与动物可以和谐共处的主题.

三、深刻反映社会焦点和事关国家生存发展命脉的重大课题,体现报告文学可贵的社会担当与时代使命

教育托举起的是国家的未来.教育题材报告文学继续备受关注和欢迎.徐世立2012年初出版的《一个孩子的战争》一书,系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讲述了一个高知家庭对一个问题少年的拯救过程.孩子厌学、叛逆、染上网瘾,令家长头疼不已,通过军事化的管制教育、家庭素情教育等,父母几乎牺牲掉自己的一切包括健康和事业,只为了拯救自己珍爱的孩子.孩子逐渐醒悟,开始发奋并最终考上了戏剧学院,又带给了家长无尽的欣慰.作品看似描写的是一个家庭的个案,实则具有相当普遍的社会意义,同时具有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重价值,是2012年度分量很重的一部优秀报告文学.铁流、徐锦庚在《中国作家·纪实》上首发的长篇报告《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则通过讲述山东英才学院、西安翻译学院和南洋教育集团等正反两方面民办高校的成败典型,表现了民办教育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国家、民族未来的重大意义,试图矫正公众对民办高校的成见或偏见,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民办教育,共同推进教育大业.两位作者的选材与取材独具眼光,采用点面结合的手法,既从宏观的全局的层面概述国家高教改革的背景与全景,突出教育变革业已成为这个时代不可逆转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作者着重描述全国民办高校的整体概况及其生存处境,而在全面把握和宏观描写民办教育时,又能运用战略性眼光和全面综合的观点予以审视,进行反思与前瞻,客观分析其利弊、得失、优劣及发展困境、缺陷与不足.野莽的中篇报告文学《刘道玉:8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高教改革》刻画了一位教育改革家刘道玉,回溯了一段值得铭记的高教改革历史.这些作品大都指向现实,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意义.

生态报以来都是一个创作亮点.陈启文的《北京风暴》涉及了生态的脆弱及保护的峻切主题.叶多多刊发于《北京文学》的精短报告《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则塑造了一位生动感人的平民英雄、2009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张正祥.这个居住在滇池边的普通农民,不惜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穷愁身残,三十年来与污染破坏滇池的行径作坚决不屈的斗争,表现了这位生态斗士身上宝贵的勇气、执著及凛然正义,倡扬了大力保护生态的主题.肖亦农的长篇报告文学《绿色毛乌素传奇》则通过今昔对比,讲述了治理毛乌素沙漠取得的卓越成就,刻画了以宝日勒岱、殷玉珍、丁新民等治理沙漠生态卫士的优秀代表.陈岗龙的《草尖上的文明》记述了草原文明、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是关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形象记录.张锐锋的《鼎立南极》一书通过细致采访,讲述了我国南极科考的历史,资料弥足珍贵.

创新是方兴未艾的时代主题.沙林的《不能缺失的心上文提出,勇气、创造力、艺术想象力、快乐、自由的缺失,是阻碍中国创新之路的深刻原因,从而对我国的教育等作出反思,富于启示意义,令人掩卷长思.

大学生就业是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傅宁军继《大学生“村官”》之后推出了《大学生从军》,反映大学生入伍参军潮,以及大学生从军带给我国军队的新气象新面貌.

四、家族谱传与历史纪事,成为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与小说中存在大量的家族叙事相似,近年来报告文学领域也涌现了一大批生动感人、有影响的家族叙事作品.刘剑波的长篇纪实《姥娘》通过讲述姥娘(即外婆)曲折坎坷的一生以及亲人们对待其态度的冷淡隔膜,对我们的家庭道德观念毁坏的现实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具有深沉的忏悔意识和赎罪意识.这部家族叙事,可以看成是作者家族史的一个断片.作品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刻画和塑造了姥娘这样一位中国传统女性鲜明的形象.这位具有伟大母亲优秀品格的妇女是亿万中国母亲、中国老人的一个缩影和典型代表.这位中国女性命运的实录昭示着一种宿命.她是这个“精神病了”的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姥娘上书具有鲜明的审父意识.作者秉持史家的“春秋笔法”,对自己的父母、姨母和舅舅们对待姥娘的不尊不孝等种种自私自利的丑行或“恶行”——如实地“数落”出来,打破了中国传统讲究的“家丑不外扬”的习俗.作者对父辈们的批评和批判实质上也是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批评与反思,他从父辈们对姥娘的所作所为出发,真正要反思的是这个时代和社会所存在的某种道德危机或困境.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批评父辈,同时也深入挖掘自己不无丑陋的内心,展开深刻的自省与自我反思,对自己过去有时对待姥娘不恭不敬不孝的言行进行了真诚的忏悔.从这个层面上说,《姥娘》是一部忏悔录.这种弥足珍贵的忏悔精神是我们这个“道德生病了”的时代所迫切需要和应该力倡的.只有懂得检讨父辈及自身过去,善反思与自省的民族才会拥有远大的前程. 彭学明的纪实作品《娘》同样描写反省忏悔和赎罪的主题,主要围绕自己与母亲生前的情感“斗争”展开,表现了母亲无私、宽广的大爱和自己对母亲的不能理解乃至不孝不敬,这是一部值得天下子女阅读的警世之作.黄金明的《跟父亲的战争》一文(发表于《花城》讲述的是十几年来自己与朴实耿直父亲之间的对抗,鲜明地塑造了父亲的形象.张培忠的《永远在路上》一文则通过追忆,刻画了给予自己终身影响的令人崇敬的父亲.这些作品中的父母长辈,都是最平凡普通的父母,他们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塑造了我们子女一辈的品格与魂魄.这种传承是一种精神命脉的传承.与此相似,熊光炯的《心远》一书通过叙说一个教育世家(南昌月池村熊家)百年的沧桑,揭示出文化和精神血脉是如何在熊氏家族绵延传承一百年的经过.这种珍贵的传承缔造出了一个名闻遐迩的教授村.这种精神、道德和文化在父子母女之间的传续路线,可谓是对抗当下社会道德危机的佳药良方.

历史叙事,从旧闻中挖掘新闻性的内容和主题,可使之具备旧闻新知的特性.老作家吴越推出其第101本书《爱在疼痛时——被改造者的1957-1976》,真实记述自己23年劳改生涯中亲历亲闻的关于“二劳改”们(刑满释放被强制就地劳动改造的人)婚恋生活的各种故事,表现当时被忽略的社会底层的一群人的生存状况,百般酸苦,尽展笔底.丁晓平的长篇纪实《王明中毒事件调查》通过采访历史知情者、研究者,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力图还原历史真相,对党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正本清源,涤清视听.聂还贵两卷本的《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以散文化笔法,叙写了大同的千年历史,具有一定的学术意味和智性色彩.聂还贵是一位有定力、有追求的作家.他倡导并尝试‘学术散文”的写作,就是在散文创作中加入浓重的学术内涵,或是将自己的学术性探究成果和论断借助散文的笔法表现出来.《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一书,比较好地运用和融合了学术内涵与散文笔墨,兼具艺术性和史志性,带给我们的阅读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一部兼具文学和学术双重价值的作品,也是一部挑战读者阅读的有难度的书.它对于帮助读者了解大同历史和文化大有裨益.作者诚然有着为大同这座城市作史立传的气魄和用意.城市在作品中成为主角非自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肇始.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批为城市立传,书写城市的前世今生的作品.例如,何建明的《我的天堂》为苏州三十年改革开放立传,《国色重庆》为重庆的发展变革写史,王军的《城记》记述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聂还贵的可贵之处、也是其作品区别于他人之处在于,他笔下的大同较少触及当下的或当代的城市发展史,而主要专注于历史之大同、大同之历史.大同有着2300年建城史,除了曾被定为北魏都城外,还是辽、金政权的陪都,是胡、汉文化交融地,是儒释道宗教融合的突出代表.大同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它是中国半湿润与半干旱气候、游牧与农耕文明过渡地带,‘左手拉着草原,右手牵着中原’.这里有北岳恒山、华严寺、悬空寺、云冈石窟、长城、魏碑、龙壁等重要历史遗存等大同确是一座独特之城.作者通过深入解读大同的历史,书写大同古都的经济业态、生活方式、文化脉搏与社会气象,剖析大同的人文、宗教、民族、风俗、人居、环境等历史内涵,全景式地展现了一座城市的生机与脉动、生命与风采.祝勇的《民国的梦想与彷徨》可视为对辛亥革命和民国历史的一次独特审视与重写,为我们反观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李青松的《开国林垦部长》一文追述了第一任林业部长梁希在保护生态方面富于前瞻性的言行举措,语言活泼,人物个性鲜明.傅宁军的《此岸彼岸》叙述了台海两岸自炮击金门以来半个世纪的民间交往,凸显了两岸同根同族血浓于水的同胞情义以及和平发展主题.黄传会的《潜航》一书追踪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往事,是作者继“悔军三部曲”之后在海军题材方面的新开拓.

五、值得关注的现象和思潮

1.要约写作和组织写作相当普遍.

要约写作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时左右着创作的成败得失.由相关部门、机构或个人约请去采写相应领域和题材的纪实,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创作.它为作家的采写、作品的出版创造了便利条件.如果采写对象和题材重大,关注度高,作品也有可能产生较大反响.比如何建明的《三牛风波》是应组织部约请创作的,《国家》是应外交部约请创作的,都属于社会焦点事件或重大事件,全社会普遍共心关注,作品在最快的时间推出、发表和在报刊连载,不少评论、书评跟进,使其产生了比较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反响.门、《啄木鸟》杂志社约请了董保存、张胜友、李迪、衣向东、孙晶岩等一批作家采写警方的“清网行甜”、跨国缉捕、监所囚犯等焦点题材,发表了一批优秀作品.在我国航母舰载机歼-15总指挥、中航工业沈飞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去世后,中国作协主动组织黄传会、李春雷等一批作家前往采访英雄先进事迹,撰写相关题材的报告文学.总体上看,要约写作和组织创作降低了作家采写的难度,及时将焦点题材纳入作家视野,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有着助益之功.但是,也须时刻警惕要约写作可能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缺陷,特别是一味歌功颂德、正面宣传的倾向.

2.“准新闻报告”异军突起.

紧随新闻、跟踪热点,有时能够产生出人意外的社会反响.报告文学可以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再出发或者与新闻同步,深入现场,深度报道,深刻反思,能够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如北方和赵雁关于“神九”的叙写,可以很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冯锐的《亮剑湄公河》对湄公河血案的深入,陈启文《北京风暴》对北京特大暴雨事件的深刻反思,都生动翔实,发人深省.报告文学在与新闻PK时,具有的优势就是艺术形象、感染力和思想力度及深度.这是新闻所无法取代或企及的.

在创作新闻特写或长篇通讯的基础上,媒体记者可以借助更深入的采访,更生动的描写,创作出具备文学价值的报告.而报告文学作家亦可通过深入的采写,创作出更有分量的作品.朱晓军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合作堪称范例.他的中篇报告文学《让百姓做主——琴坛村罢免村主任纪事》2011年在《北京文学》发表后广受好评,他接着对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充实,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2年12月出版了同名单行本.此前他的中篇报告《天使在作战》亦曾拓展成长篇纪实《一个医生的救赎》,由人文社出版,首印5万册,反响良好.他的另一部足坛题材的中篇报告文学扩展成了长篇《高官的良心》,亦发行了3万册.目前,他深入采写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的长篇报告亦告完成,即将由人文社推出.可以说,在新闻止步的地方仍存丰厚的非虚构创作的资源,朱晓军可谓挖到了新闻富矿真金子的一位作者. 3.家族叙事对文化和道德传承意义重大.

修撰家谱方志,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传续,这些自家亲身亲历、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具有很高的史鉴、教化、育人的效果,是在家庭、家族、区域之间开展道德、精神传承的有用文章.

2012年度,家族叙事更多地围绕着亲情叙事和道德叙事展开.如果说阎纲的《美丽的夭亡》、汪浙成的《女儿,爸爸要救你》表现的是父亲宽广的胸怀和无尽的爱,那么,刘剑波的《姥娘》和彭学明的《娘》则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深沉痛切的忏悔意识.贯穿其间的都是浓烈的化不开的亲情.亲情是维系家族血缘的重要纽带,也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与道德传承.通过开掘亲情素材,呈现或美好或悲伤或怅惘或愧疚的情感世界,表现那种感人泪下的情感联系,足以起到净化人心、锻铸灵魂的效果.几年前,一篇数千字的短文《娘啊,我的疯子娘》曾经感动过千万人,如今,据说《娘》的销量已达到几十万册,社会反响热烈.可见,亲情、感情永远是文学的重要主题,是文学之所以动人、感人的主要因素,当然也是报告文学应该努力追求的方向.

近年来,报告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日削.《娘》的成功提示了一种创作的取向.另一方面,我们务必重视多媒体传播在报告文学实现社会效益及实效性、影响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近年来,电视中的纪录片、纪实片、专题片、案例片、人文地理片、经济法制片、历史题材片等大受热捧,网络上的实录视频、生活短片等流传甚广.这些都在揭示一个事实:纪实性作品并非缺乏读者,而是缺乏贴近受众需求的有效的传播样态、方式及途径.为此,有必要发出呼吁,报告文学要更多更好地走进影视、视频、动漫等大众化的媒体,多与这些热门媒体联姻互动,实现共赢,实现报告文学作品价值的最大化.顺势者昌逆势者亡,只有顺应时势和受众审美需求的新变化,报告文学才可能拥有无比广阔的前景.

4.“非虚构潮”方兴未艾.

2010年以来,非虚构创作渐成气候,蔚为大观.对非虚构叙事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文体辨析.《生死十日谈》的作者孙惠芬明确说明对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进行了技术处理,换言之,有些情节是虚构的.这部被命名为非虚构的作品其实应该归入虚构作品即纪实小说范畴.2011年《人民文学》提出“非虚构小说”概念,陈丹燕等作家也陆续出版了所谓的“非虚构小说”作品.事实上,这个舶来的名词并不严谨.它在英文里有时被表示为non-fiction novel,有时表示为historyasanovel或者novelashistory.应该说,这种历史、纪实、非虚构与小说杂交的文体,准确的名称应该是纪实小说、历史小说,它以小说的手法来讲述历史或真实的故事,内涵似乎是真实事件,而形式却是小说.它归根到底还是应该被称为小说,是虚构的小说却带有非虚构的特征或内容.我不反对在报告文学(非虚构)创作中借鉴吸收小说手法或技巧,但我坚决反对虚构杜撰,因此,我主张不能将那些似是而非的四不像的所谓“非虚构小说”纳入报告文学范畴,坚定重申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底线亦即生命线.

关于文体概念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可谓众说纷纭.目前的事实是: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传记文学、非虚构等各种概念并行于世.而对于编者和作者而言,似乎更倾向于采用“非虚构”或“非虚构创作”这样的概念.这既有这个概念比较新颖脱离了传统文体概念的拘囿更易引发读者关注的缘故,更因这个概念所倡导的创作方式和手法清晰可见,就是真实性叙说与描写,其文学力量亦在于真实.中国作协在修订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条例时,则开始采用“报告文学(包括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的表述.其实,一直以来,各种文学奖项在评选时所取之标准皆是以此为绳,即广义的报告文学或我所称的“大报告文学”的概念.广义的大报告文学其最基本的属性和特质即是真实、非虚构.“非虚构创作”将这种特性予以突出强调,并以此吸引读者受众,这可能是一种推广策略,同时它也势必将对众多作家未来的创作观念、创作走向、创作选择等产生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一批优秀的小说作家已经开始尝试采用这种吸纳自报告文学的创作手法及方式.

5.青年作者匮乏是报告文学发展存在的最严峻的问题.

有人说,当下报告文学的最大问题是没有门槛或门槛太低,似乎什么人都写得了报告文学,什么样的带有纪实性质的作品都可以自我命名或被命名为报告文学.有人说,报告文学最大的问题是有偿写作或者广告文学.还有人说,报告文学最大的问题是报告有余、文学性不足云云.以上这些都是报告文学面临的危险、问题与挑战,但是,当下报告文学存在的最大问题则是年轻作者的匮缺.

早在2003年,作者青黄不接已成为报告文学面临的大问题.2012年召开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的89位会员代表最年轻的也是1970年代出生的,且只有寥寥两三位.根据笔者近期的一项调查,目前全国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70后及80后作者有二三十位.其中,约有半数是新闻记者,主要活跃在报刊传媒,创作的多为人物特写或纪传,有几位同时从事小说、诗歌、散文创作或文学研究.专事或主要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者几乎没有.当下最活跃的报告文学作家中,最年轻的大概要数李春雷,而他是1968年出生的.当下,还在坚持写作且有一定实力的报告文学作家全国不过百人,且往往都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都已年过半百,其中年过花甲的几乎占到一半以上,甚至还有多位年过古稀至今依旧活跃着的作家,如李林樱、徐刚、周明、傅溪鹏、李天泉等.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有影响的作家大概只有徐剑、党益民、李春雷、李青松、铁流等屈指可数的几位.2011年中国作协在北戴河召开了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理论问题研讨会,不少同志提出,报告文学界的老作家应该发挥‘传帮带’的作用,以师傅带徒弟“一带一”的方式培育新作者.这确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报告文学的选题、采访、构思、结构、创作等都有着特殊的要求,需要经验丰富的前辈作家手把手地带徒弟式地教会新的作者.我们还曾多次强烈呼吁,鲁迅文学院应该举办一两期专门的报告文学作家高级研讨班,为全国各地培训一批报告文学作家.在许多场合,我也大声疾呼,希望更多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等加入创作报告文学的行列.《人民文学》杂志自2010年起高举“非虚构创作”的大纛,召集凝聚了一批作者,走向大地,深入民间,创作非虚构纪实作品,如贾平凹、梁鸿、李娟、孙惠芬、慕容雪村、刘亮程、王小妮、萧相国等一批作者都有佳作问世,备受瞩目.笔者也呼吁更多的新闻媒体记者、编辑等拿起笔来,在新闻结束之处深入开掘,写出有深度的报告文学.这其中,如小说家陈启文近年来接连发力,常有力作问世.新华社记者朱玉等亦陆续有一些备受赞赏的优秀之作发表.此皆为成功范例.各地文联、作协都应该在培育年轻报告文学作者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推出更多的新人.诚如此,报告文学的未来才可能是光明的、值得期许的.

通过回顾2012年的报告文学创作及思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的报告文学正在努力回到现场,回到新闻事件和社会关切的焦点热点题材.报告文学正在自觉反映当下社会,刻画鲜活的人物,主动介入生活,对现实和社会问题发言,进行理性剖析与省思.而这些,正是报告文学的特色与特质.所以,可以说,当下的报告文学正在回归其自身,正在回到报告文学的独特性上来.这是对新世纪报告文学泛化趋势的一种矫正,也是报告文学生机与活力的一个具体体现.


(责任编辑:王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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