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不知从何时起,文学与媒体时尚悄然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结缘”关系：媒体上热什么,文学创作就兴什么；媒体时尚有了新动向,文坛创作也随即有了新态势.是时尚大军入侵了文学的领地,还是文学在其式微的年代主动向时尚投诚?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简洁而明确的答案.事实上,当电影《手机》变得家喻户晓,当韩寒被媒体打造成一个文化英雄,当“作家”在媒体上被反复做连篇累牍的报道之时,我们已经难以确定作为小说的《手机》和作为作家的韩寒、卫慧是一种文学的存在,还是一个个媒体时尚的符号.因为极大多数读者并不是通过文本去认知这些作家或作品,而是通过媒体把他（它）们作为一种时尚加以解读的.从目前来看,尽管文学与媒体时尚的这种紧密纠缠使它显现出近年来少见的繁荣气象；但对于文学步入一个原本不属于其话语领域的空间,持有一定的警惕与反思显然是必要的.两者在多维度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异质性,使文学在向这个异度空间的挺进过程中有了诸多迷失自我的可能.
1.文学动机：从精神冲动到物质利诱
从古典到现代,随着时尚由贵族独享到成为大众的一种日常生活,其身份及个性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表征是：时尚由仅仅作为一种装饰、摆设和流行性的事物,过渡到了兼有工业化生产、消费和利润意味的事物.当前的时尚已不再仅仅充当一种供人观赏的景观,而更具有了一种诱人消费和获取利润的企图.特别是依托于电子媒介系统的媒体时尚,其整个运作就是一种投资与回报、生产与销售的经济行为,对于它们来说,销售决定生产,利润决定话题（题材）选择.铺天盖地的媒体广告制造了绚丽多彩的现代时尚,但每一个媒体广告其实都是一个关于消费的谎言.就像马克波斯特对电视广告的一语道破：“电视广告的目标就是要破坏购买者残存的理性根基,把商品交换中的工具理性蜕变成这种贱金属,追求没有必要的消费.”①从某种程度上说,媒体时代的时尚就是一个消费的注脚,一种利润的修辞学.
文学表现一旦进入媒体时尚空间,它就必然要与市场发生关系.虽说在当前谈论文学的消费与利润,已是一个十分迫切且富有实际意义的话题；但它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必须是一个在一定范围之内的话题.笔者始终认为,文学是一种关乎精神的艺术活动,文学生发的动机是创作者内心表达的强烈需要,它是由个人长期生活积累与艺术酝酿而导致的一种非写不可的精神冲动,从本质上来说,文学创作与“市场”、“商品”等元素并无天然的联系.在目前的商品经济语境下,文学当然可以讲究经济效益,但它不能是文学的根本目的；文学也可以考虑消费指数,但它不能是文学惟一的企图或至尊无上的圭臬.创作者一旦选择了“文学”这一艺术样式来实现自我表达,那么对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想着要把自己的作品如何卖出去,而是要在艺术活动中坚守自己的灵魂,对精神忠实虔诚.《上海宝贝》中大量细腻到令人瞠目的性事描写,除了吸人眼球,为了好卖,已很难觅到精神的痕迹；而类似于《》这样的网络文本,则更是以“文学”为幌子,以自我隐私为诱饵,来获得利益的满足.难怪不少人要问：这还是文学作品吗?物质引诱下的文学制作,无疑将偏离文学的本性.市场机制与利益原则使当前的文学创作有了许多必须考虑的外部因素,但无论什么时候,对于文学的“精神性”这一底线,是不能有所动摇的.文学为媒体时尚度身的创作态势,的确给它带来了可观的短期经济效益,然而它对文学这门艺术造成的伤害恐怕是深远的,因为任何把“精神活动”蜕变为“经济活动”的所谓的文学创作,其实都是对文学的扭曲与背叛.“当这种铜锈和贪得的腐蚀了人的心灵,我们怎能希望创作出来的诗歌还值得涂上杉脂,保存在光洁的柏木匣里呢?”②当年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这句批评文学与金钱关系的千古名言,对当前时尚化的文学创作仍然有警示与借鉴意义.
2.文学空间：从百态人生到小资独尊
媒体时尚并不能俘获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其浓烈的奢豪气派和不俗的生活品位,最能对社会上那群生活有余的小资阶层发生功效.“小资”是一个较为暧昧与含混的指称,但它有一些基本的特性：有一定的闲暇时间,追求生活质量,讲究生活方式,有巨大的消费能力和旺盛的消费.这些足以使他们成为媒体时尚的主要征服对象.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不仅小资阶层的队伍日益庞大,而且事实上他们已经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主体和稳定的消费群体,在经济活动和文化消费中,他们越来越具有显赫而难以匹敌的强势地位.熟稔市场规律的时尚制作人十分清楚,小资就是他们的摇钱树,只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一人群的消费心理,就能占有市场和攫取利润.由此我们不难得知,为什么轮番上演的媒体时尚都强烈地散发着小资的生活情调；为什么大量的媒体广告都少不了小康家庭、都市“白领”、成功人士等叙事元素；为什么“底层”在媒体时尚中会显得如此苍白乃至根本缺席.
文学与媒体时尚的如影随形,使得当前文学的创作越来越“小资化”,文学也愈来愈具有一种小资的身份感和等级性.它首先体现在,当前文学的“都市性”特征日益突出,作为小资聚合地的都市,开始成为文学新的想象中心.现代都市无疑蕴藏着当前中国变革的各种矛盾与丰富内涵,它成为文学表现的中心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强烈的“小资意识”使原本繁华与简朴并存、富翁与平民同在的立体而多元的都市,变成了仅供小资们享受生活与寻求刺激的乐园.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小人物和弱势群体,那个充满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杂糅相呈且更富人间气息的民间都市,则几乎被赶出了文学的世界.大量小资社会的经典故事和场景,已一跃成为时行小说叙事的主要资源.感情的纠缠、创业的艰难、人性的冲突、计谋的较量等,文学生动地描绘着小资们的情爱观、事业观、道德观、观和价值观；而热闹的大街、豪华的商场、阔绰的办公室、幽暗的酒吧、朦胧的咖啡馆、高档的社区等,则成为文学主要的叙事背景.总之,眼下的都市文学已极其片面地表现为小资生活方式的想象与怂恿.其次,小资阶层的日常生活被文学无限地放大,原本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不仅变得感性无比,而且充满了神圣的意味.赵波的《再生花》以零乱的形式展示了现代都市年轻女性无序的生活状态,其中有恋爱、酗酒、写作、画画、漫无目的的等待、对着电视机守夜、短暂的快乐、无以名状的寂寞等等.但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总被一种充满诗意的语言叙述着,这不仅使它变得异常唯美,饱含情调,而且随时显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存在意义.就连那些迷乱的眼神、夸张的喝香槟的姿势,除了散发着强烈的魅惑力之外,还给读者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神圣感.日常生活在文学中成为审美和消费的对象,这无疑暗合了小资们强调日常生活本身意义的心理,因而特别受到他们的青睐.眼下由于有了影视的加盟,这种“想象小资、表现小资、服务小资”的文学正愈演愈烈.面对这种文学样态的发红发紫,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文学空间相对失落的年代.
3.文学品性：从传达真实到演绎虚假
罗兰巴尔特曾从语言结构学角度对时尚下过如下定义：“它是一种机器,维持着意义,却从不固定意义,它永远是一个失望的意义,但它怎么说也是意义：它没有内容,于是便成为一种景观,即人类赋予自己以权利,使没有意义的有所意指.”③罗兰巴尔特的定义不仅指出了时尚的意义之不可靠性,而且它根本就是一种人类蓄意的虚构.时尚永远是一个想象的、虚拟的、感性的、蛊惑人心的世界；永远是一道解释中的、变化着的风景.但很不幸的是,许多人对这些虚无缥缈的媒体时尚信以为真,沉浸于其美轮美奂的叙事之中而难以自拔.特别是现代媒体势力的崛起,“媒体即信息”的力量,使假的事物更具备了一种“真实化”的能力.当人们的生活开始被时尚支配时,人类关于世界的真假认识就发生了颠倒：时尚所模拟的那种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样式,被当做一种真实的存在；而对置身于其中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则在认知上越来越模糊.对活生生的现实失去了感知的能力,而对那个模拟的“现实”却趋之若鹜,这就是现代人类又一荒诞性存在的症候.
对媒体时尚的追随,使文学也开始堂而皇之地编织与演绎“真实的谎言”.这首先体现在,写实类作品不再尊重生活的真实性,而是根据市场的需要和读者的口味,人为地建构一个个失真的现实.受电视剧热播的影响,目前在市场上情感类、侦破类、历史题材类的文学大为流行,这些作品看似反映了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的真实,或展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史,但实际上它们只是作者技术性地仿效或组合各种形式,殚精竭虑地为读者搭建的一个让人流连其中的假想现实.强烈的“戏剧性”是这一现实基本的存在形态和生命内核,但也恰恰是其不真实性的显露之处.惊心动魄的商海大战、机关重重的权势较量、不期而遇的爱情、有惊无险的偷情等这些浓妆艳抹的“现实人生”,都依托于戏剧性的人物、戏剧性的矛盾、戏剧性的场景以及戏剧性的结局得以展示,它们带有明显的造作与雕琢的意味.文学当然可以对现实生活进行戏剧化处理,但处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杜撰现实,而恰恰是为了更贴近现实的真实性.时行作品中那种夸张的戏剧性则不以“表现真实”为旨归,其惟一的修辞效果就是“好看”.海岩作品中有许多“精妙的细节描写”让人印象深刻,但这些细节描写一方面是为了“把一件假的事情说得特别真”,“把故事弥补得非常合理”；同时它又能达到“把读者带进去”的目的,让“读者根本看不出它是虚构的”④.其次,文学的虚假性还体现在作者创作心理上的不纯.作家的创作已不再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发现,文学也不再是作者真实心声表达的结果.许多时尚化写作的作家,已极大程度地搁置了自己的创作良知,他们越来越鄙弃这块辽阔的、文化和生活内涵异常丰厚的古老国土,越来越无视当今中国历史进程的异常恢宏与艰难、社会矛盾的异常复杂与尖锐；他们转而用“时尚的真实”障眼了中国最深层的社会现实,用精巧凄美、情韵细腻的笔致,隔断了读者与水深火热的底层生活的联系.像媒体时尚一样,这些文学并没有帮助读者去了解或认知真正的现实世界,而是正在把读者引向杰姆逊所谓的“没有根”、“浮于表面”、“没有真实感”的世界.
4.文学趣味：从深度力量到温和柔媚
既然媒体时尚是一种关于小资阶层的文化,它必须要投合受众的文化心理.就社会与文化功能来说,小资阶层由于收入稳定、生活方式固定,迫切希望维护社会与文化的既有秩序及其持续发展,代表着传统、温和、保守、改良与非激进的意识形态.因此,尽管媒体时尚并没有整齐划一的审美趣味,它本身也是以不同的美学风格来呈现多变的时尚潮流,但它基本的美学立场,始终与小资阶层的意识形态特征保持着一致.同时,随着女性在消费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媒体时尚也越来越强调女性化的审美趣味.大量女性符号在时尚中的闪亮登场,导致了媒体时代的人们对一种阴柔、娇媚的美学趣味不自觉的认同.诚如陈晓明在分析消费社会与文学审美的互动关系时所言：“消费社会已经把所有时尚趣味女性化,创造出越来越精细的审美感知方式,它使一种唯美主义的时尚风格开始蔓延.”⑤
媒体时尚的这种美学风格,深刻地影响着时尚化文学的审美趣味.事实上,文学的精神诉求本质,决定了任何一种文学审美趣味,只不过是其某种精神深度与力度的表达形态.不论是“骏马秋风冀北”,还是“杏花春雨江南”,它们最终传达的,都是一种富有深度的精神内涵.多元美学生态的文学从不排斥温柔敦厚、闲适优雅的美学趣味,但这种文学趣味从根本上讲仍具有一种坚硬的精神力度.就像周作人、梁实秋的小品文和汪曾祺、李庆西的新笔记小说,在温文尔雅与柔软平和的叙事背后,无不蕴含有一种深刻的精神震撼力.而纵观当下多如牛毛的时尚文学,真可谓“再不见关西大汉持铜板铁琶歌大江东去,却唯有十七八女郎持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再没有黄钟大吕拔剑起舞荡气回肠,触目只是浅酌低唱无病杯水风波.”⑥在审美趣味上,时尚化的文学极度单一地表现为温和柔媚的媒体时尚风格.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美学趣味不仅不再给人以一种深度感,而且缺乏一种释放、超越与升华的精神力量.从始于网络的《彼岸花》到海外的《乌鸦》、从校园中的《桃李》到白领阶层的《作女》、从《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到《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层出不穷的这类作品,尽管也偶尔显示出一些叛逆色彩或浪漫主义气息,但决不具有任何精神自觉的力量和革命的气节.它们带给读者的,只是一次次感官化的、浅层次的、即时性的、快餐式的消费狂欢.眼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文学活动,她们对消费社会唯美主义时尚风格天然的亲和态势,正令我们时代的总体文学趣味发生着一次历史性的迁徙.媒体时尚的美学趣味在文学中的日趋喧宾夺主,使当前的文坛变得更感性、柔婉、敏感与脆弱,而我们的文学则越来越成为一种、一声叹息、一次感伤、一剂日常生活的调味品.
注释：
①③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2页,第84页.
②转引自高小康《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
④杨彬彬：《“海岩剧”四人谈：典型性海岩 非典型言情》,《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1日.
⑤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8-459页.
⑥吴平安：《周记透露：唯美、琐碎、柔靡的文风在中学生中渐成气候》,《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28日.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本文为杭州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媒体文化与当前文学生态”的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 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