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和曹雪芹的文学地位与人文环境的关系

摘 要:莎士比亚和曹雪芹几乎是同一时代的文学巨匠,其写作的故事内容可有一比.可是他们由于身在不同的国家,几百年来他们享受的待遇非常迥异.莎翁不仅在世时可以安稳地写出37部戏剧和154首十四行诗,而且身后被广泛翻译出版,享誉全世界.而曹雪芹在世时也只是悄悄地写《红楼梦》,拿不到稿费,穷困潦倒,身后也只在中国的文学界享受声誉;他既不能红遍全中国,更不能被世界所知晓、所推崇.这充分反映了两位文学家在几百年间所处的人文环境也一直是迥异的,且中国的翻译界不去翻译《红楼梦》,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关 键 词 :莎士比亚 曹雪芹 文学地位 人文环境

一、简述悲剧故事的意义

关于悲剧内容的评判上面,正如英国学者布雷德利所说的:“一个人万事亨通时,由于‘意外事件’而当即身亡,是不足以构成悲剧的等一个人由于疾病、贫穷、恼人的琐事、可悲的恶习或轻微的迫害而慢慢地衰竭而死,这样的故事无论怎样凄楚可怖,从莎士比亚的观念来讲,也不能说是悲剧性.”[1]3-4所以悲剧故事中的主人物,“他的命运影响到整个国家或帝国的兴隆,当他突然从人世显赫的高位跌落在尘土中时,他的覆灭产生了一种对比感,使人感到人是多么的渺小无能,而命运又是多么的不可抗拒,或者说是反复无常;而平民生活的故事无论怎样悲惨也无法与之相比”.[1]6所以迄今为止,莎翁的悲剧仍是文学悲剧中的典范,但他的悲剧精神和原则却和古希腊悲剧是一脉相承的;曹雪芹也是如此.

西方世界对于悲剧故事的喜爱情结既来源于《旧约》和《荷马史诗》,也来源于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496B.C.-406B.C.)所著的《俄狄浦斯王》等等.其古典悲剧理论源于亚里士多德(384B.C.-322B.C.).它的经典解释,是指好心眼的国王、王子或大将之类人物所出现的不该有的大灾难(如俄狄浦斯王刺瞎自己的双眼在旷野中流浪而死)或死亡.莎士比亚也是遵循着这个原则进行创作的.

令人称奇的是,和古希腊没有任何联系的中国四大名著,也是非常符合西方古典悲剧理论的大悲剧.所以将古典悲剧理论拓展开来分析,很多的经典文学也应属于悲剧系列作品,再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天路历程》、《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复活》、《呼啸山庄》、《苔丝》、《红字》、《双城记》、《喧哗与骚动》、《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兔子归来》等等.所以说,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所有的伟大作品全部都是符合古典或现代悲剧理论的,这是经受了漫长时间检验的结果.

莎士比亚(1564-1616)说过:“世界是个大舞台.”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演员,都在按着天定的安排在扮演着黑脸或白脸的角色,直至死去退出这个舞台.现根据历史上人们的表演情况,笔者从道德的角度,把人类分成三大类型:即圣人型、常人型和妖魔型.莎翁则属于圣人型人物,其圣人之表现主要是通过许多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博大胸怀和圣人的仁爱之心.其一,是其作品的宏大气势,构思奇妙,尤其是作品所反映的道德内涵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圣人的考验;其二,是许多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圣人般的言行,也就是莎翁的内心愿望和期盼;其三,是莎翁一生甘愿过着清贫、默默无闻的圣人型生活方式,退休四年在家都不愿写一本传记宣传自己.

曹雪芹(1715?-1763?)比莎翁小一百岁,也是个圣人型作家.他不仅从小就经历了家道由盛而衰的重大悲剧性打击,他后来受贫受苦,刻苦学习,而且终于把他对于人生的悲剧认识写在了巨著《红楼梦》之中,从而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难得的、特殊的文化遗产.

因为悲剧是人类的基本态势,所以描写悲剧文学作品以触动人们心灵深处的悲悯情怀从而使得读者能够对人类产生尊重、重视以及轻视.同时,悲剧作品讲明了人间的生活真相,鼓励放弃对于人间财物事物的各种贪恋,并讴歌和寄希望于死后灵魂的美好归宿.总之,这都是在以和平的态度在安慰和鼓励在悲剧中生活着的人们,从而使得悲剧作品成为了文学系列作品中的典范和主流.

二、品评世俗的评价

如果我们想对世界范围的文学进行评比的话,那些持传统观念的人们必然会认为莎士比亚是排名第一的文学巨匠.若是换一个角度按照笔者的道德原则来评判的话,排名第一的就应该是吴承恩了.而如果把《圣经》也看做是一部文学作品的话,《圣经》就应该排第一.

但是莎翁和曹氏所创作的故事内容可有一比,故而可以并列;或者说曹氏在前,莎翁在后.首先,应该承认莎翁的高地位是个不容置疑的世界事实.所以,对莎翁和曹氏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1)如何理解好作品中的道德与人生的意义;(2)做些如何有利于翻译的研究,以方便名著的广泛传播.

莎翁的作品极大地丰富、展示了英语的表现力.他的作品字数大约是曹氏的五倍;笔者之所以把曹氏排在莎翁前面,不是看数量,而是看质量.莎翁在一部剧中写一个故事,而曹氏则是在一部书中糅合了数个复杂的故事,前后紧密相连、环环相扣;这就反映了曹氏的文学写作水平、驾驭人物和情节的水平都是远远高于莎翁,其写诗的水平也是相当了得.

比如,“葬花吟”写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等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等”诗词写得十分悲切、荒凉、空虚和伤感,文字的表现力也已达到了极致.它表面上描写的是林黛玉的心情,实际上表达的是曹雪芹对于人生的极为悲凉但是符合人间实际情况的看法和感觉.所以,这等细腻和深邃的感觉远远不是西方作家能够写出来的.

可是在世界上,曹氏的知名度却远远低于莎翁.

2000年,《纽约时报》和《读者文摘》组织欧、亚、美、澳、非五大洲一百座城市的十万读者进行了调查,以精选出世界十部经典长篇名著.笔者将名单整理如下:《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童年》、《呼啸山庄》、《大卫科波菲尔》、《红与黑》、《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托夫》、《飘》.[2] 2007年,又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著名作家应邀列出他们最喜欢的10部文学作品.笔者将名单整理如下:《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战争与和平》、《洛丽塔》、(报道中未指明)、《哈姆雷特》、(报道中未指明)、(报道中未指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报道中未指明).[3]

另外,该报道提到了位列这个名单的两个作家,但未说明排名.他们是:(1)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2)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显然,该报道缺乏完整的名单,必有难以启齿的滑稽内情.

报道称马克吐温是美国最好的作家,但是第四名的纳博科夫(美籍俄裔)却已经超过了他的排名,他最多排名第五.所以这是个很有问题的名单,反映出这些当代欧美作家在道德、正义、人格、写作技巧及作品评价等方面都处于比较蜕化的状态.

根据以上两份名单,我们能够品出什么味道呢?大多数的作品都可称为经典,可是世界前十名就不能这样随便排名了.以笔者看来,只有莎翁和雨果两位作家是实至名归的,但是作品没有选对,而其他作家都不配.这两份名单反映出,参与的文学读者和作家的文学功底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连文学故事的味道都品不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下简单总结一下:

其一,评选者显然更注重于婚外恋的描写,热衷于把婚外情当是作品中的油和盐.他们却不注重道德、宗教对读者的教化作用.他们的评选角度反映出评选者是出自于当代非常世俗和庸俗人们的心态,这是他们道德层次较低的反映,他们是在迎合低级趣味的读者.其二,托尔斯泰四次被提到,是这两次活动中的最大亮点.其实,他最好的作品应是《复活》,却被有意忽略了.其三,2007年来自英美澳等国的“著名”作家的评选水平比10万读者的评选实际上更加倒退了.尤其是契轲夫都被作家们选上了,说明他们的评选心理已是非常紊乱和变异了.

所以,根据严肃文学应该具有的神性和悲剧的特征,及其容量、广度、深度以及教育、指导、安慰作用等原则,笔者认为,曹雪芹的名次应该排在莎士比亚的前面.

《红楼梦》写得何其波澜壮阔,意义深远啊.可为什么不被外国作家和读者所看重呢?其一,是国内几百年来被一股股力量推动着,或忙于打仗、或忙于造反、或忙于挣钱,权势阶层和普罗大众都在有意忽视文学的地位和价值,忽视精神的作用,从而使得推崇文学的人们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其二,就是因为小说的“波澜壮阔和意义深远”没办法被单匹马的杨宪益、霍克斯翻译出来,其低级的译文从而就大大地贬低了名著的文学价值.集体翻译《红楼梦》的办法一直就没有人过问,也没有人愿意投资.

这样,喜欢文学的西方读者也没法喜欢《红楼梦》了.从而造成外国不喜欢,中国也不喜欢的状态.因为中国一贯的处事方法是,只有外国重视了,中国才重视.可这件事情就变成是这样的:因为中国不重视翻译,外国就没法翻译、没法读懂、没法重视;然后,因为外国不重视,中国也就跟着不重视了.

以“葬花吟”为例,当我们来细细品味那文字中水平极高的韵味和功力之时,我们就能深刻体会到,曹氏真是极尽其能地彰显了汉字的表达极限,这无疑对汉字而言也是极大的贡献.因此,中国在忽视经典大作家地位的同时,也就是忽视了作家们对于汉语的杰出贡献.人们在轻视经典大作家之时,也就是在轻视自己的母语,轻视自己的母国,轻视自己的祖先.


三、莎翁和曹雪芹的人文环境之比较

世俗之人都想写传记留名于世.莎翁有超凡的天才智慧,他必知道自己能流芳百世.关于这一点,他在第18首十四行诗中已清楚表明了.他在诗中暗示说,只要作品永恒,他则永恒,所以他无须留下传记.传记是不重要的,他的价值、思想都存在于作品之中了.要想了解人生,要想了解莎士比亚,他认为那就去读他的作品好了.

莎士比亚于1564年4月23日出生于英格兰中部的沃里克郡(Warwickshire)的爱汶河(Avon River)畔之斯特拉特福镇(Stratford).英国文学大师梁实秋也认为,“他的诞辰大概是二十三日”.[4]290他在此地的圣三一教堂受洗,也长眠于此.而从出生地到教堂的这段道路及其他和他有关的东西,都随着他而永垂不朽了.他18岁时突然和比他年长八岁的女子结了婚,23岁时独自去了伦敦加入了演戏行业,并于28岁时崭露头角.他在1611年47岁时写完了最后一部戏剧《暴风雨》.[4]291-292而英国文学大师常耀信却说,莎翁于“49岁时退休”.[5]317这样,其创作的时间充其量只有二十年,却著作盛丰,佳作连连,无与伦比.他于1616年4月23日去世,享年52岁.幸运而有趣的是,生卒的月日都是在同一月同一天.

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是在英国,而不是在别的国家产生了莎士比亚?关键因素就在于英国知识分子的品质中有些非常好的因素:他们愿意且能够保持相当大的独立,不愿做权贵的附庸.因此,他们既能保持并获得必要的尊严,又能为国家和世界作出重要的文化贡献.其次是英国在国家制度的设计方面始终能够给予文人很宽松的创作自由.

比如,约翰逊(Johnson,1709-1784)是作家、评论家和辞书编撰家.他编有《英语字典》、《莎士比亚集》.当他在开始编撰英国首部权威字典时就受到了冷遇,他找不到富人的经济支持.但这不算什么,这只是个别权贵的轻蔑行为,并不是国家给予他冷遇或迫害.他可以自己单干,而且单干成功了,并拒绝在功成名就后附上那位权贵的名字.这就是英国知识分子的骨气.

再如,英国有六名女王.一个不足一千年历史的国家,其女王人数居世界之冠.她们是玛丽一世(Mary I, 1553-1558)、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1603)、玛丽二世(Mary II, 1689-1702)、安妮(Anne, 1702-1714)、维多利亚(Victoria, 1837-1901)和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 1952-).他们在位期至2013年总共长达200年,这是全世界唯一的现象.这件事情的善良内涵不容小觑,这充分暗示了英王室在革命的浪潮中不被血洗的根本原因:它是男女平等的,它是一夫一妻的,它是尊敬作家的,它是尊重话语权的,它是尊重人权的. 中国的人文环境一直是由许多知识分子在维护着,但他们的问题很大.他们首先要为中国的许多悲剧负主要责任,而不是由体制负主要责任,因为体制也是由他们所设计和捍卫的.虽然孔子一直在教育他们成为权势阶层的奴隶,他却不能为此承担最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能全面继承孔子的思想.作为一个集体的他们,他们有意无意地愿意放弃自我尊严,去依附于皇权,把良心出卖给权力或出卖给金钱(只有魏征等少数人例外).仿佛只有得到皇帝的青睐,他们才会感到报国有门.此时,他们必为皇帝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若得不到皇帝的恩宠,他们就感到报国无门,于是或自暴自弃,或心怀不满而招来文字狱.他们错误地把服务皇帝当做是服务国家,即皇帝等于国家;并认为,皇帝(或王朝)亡则国家亡.实际上,只有少数时候皇帝的利益等同于国家的利益.

这种错误认识至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竟然就是存在了两千多年之久的人文环境:它是男女不平等的,它是一夫多妻的,它是不尊敬作家的,它是不尊重人权的,它是不服务于大众的.它造成了自己的悲剧,也造成了国家的悲剧、文化文学的悲剧,造成了曹雪芹们的悲剧.

须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在融合和扩大,从未灭亡过.灭亡的只是该家族王朝及其追随者.它是改朝换代了,但只是朝代被彻底更换了,而作为完整国家的中国和中华民族从未灭亡过.可惜的是,中华民族一直就被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们搅和得内乱不止,他们用笔墨混淆视听、篡改历史、颠倒黑白.他们花了大量的力气搞阴谋诡计,热衷于把灵魂出卖给政治或金钱.虽有少数人愿守中立而最终为人所称道,却鲜有人纷纷仿效.

中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1918-2012)先生经过大量的考证,认为曹雪芹是死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即公历1764年2月1日.曹雪芹未完成巨著而在康乾盛世中因贫困辞世,更反映的是社会的悲剧、文化文学的悲剧,反映的是善良知识分子的悲剧.显然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英国.英国政府对于作家的宽容和民众的尊敬,都会使这些天才人士人尽其才.莎翁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比如,在《哈姆雷特》中,莎翁描写了一个很容易被当代人忽略的重要细节:当哈姆雷特被新国王派往英国时,随同押送王子的两个士兵携带有一封信件.信中说,请英国国王见信之后杀掉哈姆雷特.王子在船上偷看了这封信件,就把它改为:请英王见信之后杀掉士兵.结果士兵被杀,王子又返回了丹麦.这是什么意思呢?英国本来比丹麦强大,英王却要担当丹麦国王的鹰犬和杀手?虽然莎翁没有指出这是哪个朝代的英王,但是这出在英国上演的戏剧,难道不是在讽刺、贬低、侮辱“英王”吗?或者是在影射当代英王(女王)吗?按照中国的逻辑,莎翁早就被捕,享受满门抄斩待遇了.若如此,从此以后莎翁还有14部戏剧(包括三大悲剧),以及数十首十四行诗就绝对不会问世了.

莎翁写作的数量很大,其中精品众多.于是有两大问题要问:其一,为何莎翁能成功写下那么多数量的作品,并在作品中畅所欲言到非常自由的地步,就是因为他拥有来自国王的大度、大力的支持.而曹雪芹却要提心吊胆地用隐晦的笔法,偷偷摸摸地写作,且在未完成之际就贫困交加而死了.乾隆盛世中的曹雪芹之死,便是对这种冷酷、冷漠、文字狱社会状态的有力控诉.比如,他只敢取名为《石头记》,而不敢使用《红楼梦》.再如,他描写清朝的故事,可是其发型、人物、朝代却是一个虚构的汉人朝代.

当朝都会认为皇帝是最重要的,曹雪芹饿死也不足惜.可时至今日,五千年来皇帝、国王有五、六百名之多,曹雪芹五千年只有一个.是皇帝重要还是曹雪芹重要?然而,这类悲剧故事亦会不断地重演,不免让人经常长叹唏嘘.

其二,为何莎翁的名声远大于曹雪芹?因为英国愿意以莎翁为荣并极愿向外界介绍莎翁.而在中国,文人们喜欢歪曲理解《红楼梦》,且不愿向外国推荐该书.翻译《红楼梦》的中国人只有杨宪益(1915-2009).据说他是在狱中无法借助字典而翻译完成的.若如此,这更是典型的中国式贡献了:即肉食者坐享其成,坐牢者却常怀报国之心.另一个译者是英国人Did Hawks(1923-2009).当然都有错译.然而,翻译莎翁著作的中国粉丝却有很多很多,不仅有翻译完莎翁全集的梁实秋,更有翻译了大部分作品的朱生豪,以及卞之琳、孙法理、杨德豫、梁宗岱、张谷若、方重、杨周翰、方平、章益、黄雨石、辜正坤等等.

四、小结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国的国家“时势”,造就了英国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成就显著的男女作家.从古到今没有断代,是代代相连的承继关系.所以,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文学巨匠莎士比亚,正是英国文学在良性人文环境中的杰出代表.这个“良性时势”既有来自皇室的谅解和支持,更有民众的热情拥抱.他们共同构成了、形成了这片适宜于作家成长壮大的土壤.

扪心自问:英国王室之所以没有被血洗更换,那就是他们在近千年的统治中,他们采取了比别国更有人性的统治方法,因而在“因果报应”规律中得以保全.而别国在文学创作上显著的非人性、非天理的统治方法,就导致了皇室的全体覆灭.当他们凶狠、残酷地灭掉了文学天才的声音、灭掉了人们话语权的时候,他们最终就灭掉了自己的小命和统治地位.

所以,曹雪芹的悲剧,《红楼梦》的悲剧,中国四大名著的悲剧,这统统都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它既是统治者的悲剧,也是历代普通人民的悲剧,历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因为历代知识分子们在极力维护王权、专制的同时,也基本上赢得了多数知识分子的附和以及人民的支持.他们也就共同营造了两千多年的、完全不适合伟大文学及文学家们成长的、奴性的、万马齐喑的贫瘠土壤和国家时势.这个土壤深刻地腐蚀败坏了过去的人文环境和人文基础,导致我们只有缅怀亘古般的过去和遥远的西方,并寄希望于遥远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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