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有关马华文学在台湾的发展,已经有多篇论文作了相当完整的宏观陈述,“神州”往往是其中最醒目的焦点,不管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任何论者都很难绕过它.最主要的因素莫过于史料保存的完整性,以及它本身的传奇性.以温瑞安为首的神州诗社,是一个异常独特的个案,严格来说,他们才是第一个马华旅台的文学群体.比他们更早以结社方式活跃于台湾文坛的陈慧桦、王润华、淡莹等人,比较像是“结盟”形式的外侨诗社（迥异于神州以马华诗人为骨干的“结义”）,到头来还是单兵作战,虽然整体创作成果比神州更胜一筹,却没有激荡出令人口耳相传的故事.神州个案,已构成一个微历史的研究,但它的封闭性很容易形成一种刻板印象――让人误以为那就是马华旅台作家群相濡以的典型.事实上,自神州以降,每一代的马华旅台作家,都是自由、自主、独立的创作个体,他们只是因客观形势凑在一块,在文坛与学界的论述中打造成一个马华品牌.不管是结社或结党,都已经是陈年旧事.比较糟糕的情况是：在某些不明就里的论述文章里,原本各自为政的马华作家被归纳成同一个样式,共同使用一套创作历程、心理和故事背景,因而产生严重（或刻意?）的误读.
我们不妨选另一个样本,来观察神州以后的大马旅台文学发展境况.
“大马青年社”恐怕是惟一的观察样本,表面上看来没什么讨论价值,但多年后回顾,却有一些有趣的发现.这个社团隶属于大马旅台同学总会,每年获得一笔活动经费,主要作为推动“大马旅台文学奖”等艺文活动,以及编辑每年一期的《大马青年》杂志.在大马旅台同学会的行政架构底下,它是一个文宣及言论功能取向的部门,一个纯粹的大马旅台学生跨校社团.
一九年夏天,也就是大一暑假时,我被大马青年社的中文系学长邀约加入,也只当作参与一般的社团活动,完全没有立志要进行什么经国之大业或不朽之盛事.虽然我念的是中文系,但马华文学在我的脑海里是不存在的,生平第一部马华（纯）文学作品集,是黄锦树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送我的《龙哭千里》.当时我根本弄不清楚温瑞安和神州是什么东西.除了此书,我在大一时苦读的三百本诗集和散文集,全是台湾文学作品.类似的阅读趋势,在大马青年社的主力写作者身上获得广泛的印证（就我个人观察所得,他们在现代文学方面下的苦功,远远超过台大中文系的本地同学,而且很快地拉开一大段距离）.
由于青年社太自由,以致有点松散,究竟谁是社长,究竟有多少成员也说不清,有些人只是来客串编务,有些则偶尔出现在读书会,跟一般大学社团没什么两样.这群散漫分子当中,包括了沉迷于杨牧散文的陈俊华和刘国寄、对书法与篆刻表现突出的林志敏和李干耀（两人目前任教于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回国后成为马华在地作家的廖宏强和林惠州,以及最后留下来在大学任教的黄锦树、钟怡雯、我、吴龙川等四人.上述十人当中,七人住在台大男一舍,除了吃喝玩乐,就是埋首读书.
这个社团的成员可说是当时大马旅台生在文学创作上的菁英分子.台湾现代文学是大伙儿最主要的阅读对象,尤其是杨牧作品,俨然成为小圈子里的圣经,很多人书架上都有完整的一套杨牧作品（我也不例外,当然还加上众多台湾重量级诗人的著作）.印象中除了黄锦树,似乎没有人阅读或谈论马华文学,大陆新时期文学引进来的很有限,我们真正承接、吸收的是台湾现代文学.从这案例来看,我们这一代大马旅台文学的形成跟马华文学传统关系不大,跟中国大陆也很远,可说是台湾侨教政策底下最意外的丰收.我们的文学基因极大部分来自台湾文学,后来被收编（或主动投诚）为“在台马华文学”,也是合情合理之事.在大马青年社成员的身上,可以清楚看见连结到台湾现代文学母体的脐带,这是第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第二个现象,是对文学奖的热衷.我对大马旅台文学奖的初次接触,来自《大马青年07（第六届）大马旅台文学奖专辑》,虽然那是小圈子里的文学竞赛（投稿近百件）,也算是大马同学的年度大事.文学竞赛意识在大马青年社里相当浓烈,文学奖是相对公平的竞技舞台,参赛得奖主要是为了获得台湾评审的肯定和点评,对学徒期的旅台而言,很重要.当时我们可以参加的文学奖包括：台大文学奖、师大文学奖等校园文学奖,以及某些地方性副刊和杂志社举办的征文比赛.不可忽略的,还是两大报（编者按：指《联合报》、《中国时报》）文学,那是很大的憧憬.我们正巧遇上台湾文坛的“文学奖盛世”,在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七年间,商晚筠、李永平、张贵兴、潘雨桐等四人,一共获得十二项次的两大报小说奖,隐然形成一支大马作家的得奖队伍.接下来,就轮到马来亚大学毕业后来台就读研究所的林幸谦,以及台大毕业后返回新加坡的蔡深江,先后获得一九年和一九九○年的中国时报散文奖,对大伙儿起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大马青年社结束之后,这股参赛意识熊熊燃烧了近十年.自一九年至一九九九年,主要由林幸谦（散文）、钟怡雯（散文）、陈大为（散文与新诗）、黄锦树（小说）在十年间密集得奖；除了十一项次的两大报文学奖,还包括其他新设的文学大奖.第二阶段的成果加上第一阶段的累积,以及鲜明的赤道主题,强烈地形塑了马华（在台）作家的群体形象.
第三个现象最为独特,圈子里总是弥漫着一股知识分子意识,有好几位学长都希望能够考上研究所（说不定在潜意识里都在期许自己将来能够为大马华社做些什么）.我特别记得,有一次正在念研究所的曾庆豹学长来演讲时,大家好像看到偶像似的十分兴奋.“知识分子”这四个字,在当时大马旅台同学心目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从《大马青年》的内容可以看出,纯文学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养成.旅台总会很重视对台湾侨教政策的省思,对马来西亚种族关系和华人政党的问题探讨,一如黄锦树在《大马青年07编辑室报告》里所言：这本刊物的前四期,更强调“大马青年意识”,强调对国家的关怀与了解,强调“使命感”（页四）.在这一期,陈俊华写了一篇谈历届旅台文学得奖作品的文章,有一段话很有意思：“这一代的大马旅台同学就是一群喝着浑浊的湖水长大的知识分子.生活在这么一个政治气候阴晴难测的时代里,大马旅台知识分子背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披挂着侨生的外衣,来到台湾――这一块弹丸之地、一个浩瀚博大的中华文化的缩影体――探求更高深的知识领域,他们的脸上有着远比其他国家的大学生来得沉厚的忧郁气质.或许这就是诡谲阴郁的马来西亚政治气候所致,或许这就是过早从上一代那里感染到失望和不满的结果”（页七）.这番话听起来好像是革命宣言,但它很生动、准确地传达出那个年代的“大马青年意识”.在早期的旅台得奖作品里,确实表现出陈俊华所谓的知识分子意识.他的观察,可以放大到整个大马留学生圈子,尤其在当时的大马旅台总会及其属下的数十个分会的干部之间,确实有这样的氛围.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一向都很重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师生,被整个大马华社赋予一股任重道远的使命感,仿佛将华社的兴亡全交付给中文系的读书人.这种很强烈的“薪传意识”,确实让马大学生心灵早熟,对旅台同学的催熟作用略低.当时我的世界只有纯粹的现代文学,我不知道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水平才称得上知识分子（也从来都没想过要当）,感觉上,比较像是具有社会运动色彩的文化评论人.在大马旅台圈子里,对华社的使命感确实存在,日常话题中经常谈到“回去”之后的打算,或者“留下”来持续茁壮的企图.这股使命感,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文学创作里头,当我们开始关心马华文学的时候,留学期间大量阅读的台湾现代文学作品,自动成为马华文学的对照,于是产生了后来的烽火.黄锦树的烧芭行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那把火的背后,有使命.
一九九○年六月出版了《大马青年08》之后不久,大马青年社就被大马旅台总会中断了金援,被迫关门大吉.但它很凑巧地聚集过一批后来成为马华重要作家的年轻.严格说来,它并没有真正造就过什么人、成就过什么大事,它仅仅见证了几位马华作家的学徒期,以及那个时代的氛围.
短命的大马青年社,很反讽地象征了旅台文学“结社时期”的终结.由始至终,这个社团只是大马旅台同学会体制下的产物.这些年轻的校园都没有结社的兴趣,权当作校园社团来玩,根本算不上“结社”；对我们而言,结社已经是旧时代的思维和产物.不过,很难避免的是,来自一代又一代旅台人和马华社会的使命感,不时会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在日常言谈之间相互感染,特别表现在习作之中.至于知识分子的养成,我们那批人都没有成为华社惯常定义下的知识分子,我们只成为纯粹的文学研究者,投入日后的马华文学研究.
在过去四十几年中,三万多名大马旅台同学当中,先后培育出数十位成为马华文学主力的作家,对他们来说,留学台湾的短短四年往往是整个创作生涯中最关键的阶段,丰富的文学资源开拓了年轻的文学视野,甚至决定了往后二三十年的个人写作风格.当然,要在四年间融入台湾社会是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数留下来继续念研究所的同学,才有机会深入台湾.所以一代又一代的旅台带走了属于他的台湾经验,慢慢消化、融入日后的创作思维当中.说起台湾,总是一番缅怀与不舍.
在九十年代成为硕、博士研究生,持续在台湾的文学奖盛世中奋战的,只有黄锦树（1967-）、钟怡雯（1969-）、陈大为（1969-) 、吴龙川(1967-)、辛金顺（1963-）五人.前三人在九十年代完成了文学奖的征途,在二年以后鲜少主动参赛.近十年以来在文学奖方面表现最突出的,首推第三届大众小说百万首奖的张草（1972-）,以及赢得第一届温世仁百万武侠小说大奖的吴龙川,前者回大马开业从医（张草的创作质量都不错,由于大马身份不突出,所以经常被论者忽略）,后者毅然辞去专任教职,留在中坜专心写武侠小说.至于跟林幸谦（1963-）同属“前六字辈”的辛金顺,年少时即成名于大马,来台后奋斗了十余年,终于在旅台的最后几年拿下重要大奖,今年回大马教书去了.
我们这些“大马旅台作家”,在近年的学术论述中慢慢演化为“在台马华作家”,有人说这是离散,有人说这是收编,也有人说我们始终拥抱着马华主题,是因为无法融入台湾社会.其实每个旅台／在台作家都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大家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生涯都大不相同,谁都不能成为典型.就我所了解的,从杂志主编、补教老师、行销业务、工地劳工、街头工读,都在旅台众人现实生活的历练之内,这么多年下来,很难说跟台湾社会不能融合（反而有时回到马来西亚,会感到些许的陌生）.马华主题是很重要的原乡书写,这里头有很多过去的异国文化经验是可遇不可求的,是创作的丰富矿层,不能就此断言作家的土地情感和写作意识.
马华旅台／在台文学的问题很复杂,有些东西连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看来有必要进行更细微的个案研究,才能一一廓清.以大马青年社来说,资料极为匮乏,只能凭印象和有限的文献来写.其实它是有故事的.一部没有故事、只有文学议题和创作文本的马华文学史,何其乏味.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马华旅台文学的第一个切片,其中蕴含着许多值得探勘的细节.
（选自《台湾文学馆通讯》2011年12月号）
责编 宋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