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积淀与创作的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汤汤金牛河》,发表在2007年第4期《芳草》,虽然由于版面的原因原稿被删改去了大约7万字,我仍然十分感谢《芳草》杂志社,感谢刊物的主编与责任编辑,他们使我的创作能够面世.小说受到了一些朋友的喜欢、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肯定,这鼓舞了我今后继续创作的信心.文学作品发表了,作为作者的我本不应该再说什么,让作品去说话.但是有些朋友对于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我写长篇小说有些好奇,并且对于小说中的有些人物、有些情节也有一些疑问,我想在此谈谈这部小说的创作,谈谈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想法,算对于自己创作的总结,对于朋友们疑问的解答.

我在小说的跋中曾经写道:“我总觉得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是生活,只有有了丰富的生活积累,才能将小说写得丰厚真实,艺术的技巧、形式的追求是其次的,如果缺乏生活的积累,而一味追求形式和技巧,那么写出来的作品就会成为一种形式的把玩与技巧的玩弄,那将会失去读者的.”(小说发表时,删去了跋)我的小说有一题记:“献给曾在广阔天地里的知青们,这里有我知青岁月的青春印痕.”小说是对于我在江西插队生活的忆写.1970年,18岁的我离开了上海,来到江西省靖安县高湖公社西头大队插队.这里属于赣北山区,临河傍山的村庄,是况钟的故乡,我在这里度过了我青春岁月的近6年的时光.我曾经下田插秧、收割,曾经上山砍柴、伐木,我曾经担任完小教师,曾经参加社教工作组,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大山里那一段砍毛竹、放竹排、木排的岁月,在杳无人烟大山里的劳作、在波浪汹涌的河流上的撑排,成为我生命中最难以忘却的时光,与许多排工的朝夕相处,在湍急河流上的颠簸搏斗,都烙入我的记忆深处.我总认为这是我人生中最为独特的一段经历,我总想用笔将这一段生活写出,这便是我创作这部小说最初的想法.

我在小说的跋中曾经写道:“写长篇小说不仅需要生活,更需要勇气,需要,只有鼓足勇气,充满地写,才能不被任何畏难情绪所阻,才能不被形形色色的理论所拘束.”我总是对于大学中文系的教育有所怀疑,许多跨进大学中文系的青年学子,常常是怀着当作家的理想进入中文系的,但是在中文系的文艺理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教学中,往往却逐渐消弭了当作家的理想,更淡化了文学创作的,诸多文学理论的概念成为束缚创作的紧箍咒,使诸多青年创作的理想被扼杀在大学教育过程中.由于这部小说长期构思的积聚,2005年的夏天酷暑难耐,我便决定了长篇小说的创作,我以一种充沛的开始了创作,我只是想将我经历过的这段生活、这些人物、这些故事写出来,并不想给人以怎样的教育,并不想通过我的笔告诉读者怎样的思想,我坚信我这段独特的生活是有声有色的,我坚信我遇到的这些人物是有个性的,我坚信我的这部作品是有可读性的.在写作中,我以满腔的写着,过去的岁月、过去的人物、那清秀的山川、那汤汤的河流,都在我的眼前涌动,我并没有更多地考虑用怎样的手法去写,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我只是用一种写着,甚至在感冒发烧的几天里,也斜倚在床上用手提电脑不停地写着,过去的生活如潮水一般冲击着我的心灵,过去的岁月似清风一般荡涤着我的心境,我洋溢地写着,我用我的心回忆着我过去的青春岁月,我用我的情感受着我作品中的人物心境.除了小说的结尾颇费了一番心思外,可以说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是一气呵成的.2005年的暑假,我写完了这部长篇小说,以后基本没有作大的修改.

我在小说的跋里写道:“小说是真实的,它必须有生活的依据;小说是虚构的,它必须在生活的基础上予以想像与补充.这部小说是基于我经历过的撑排生活,在这段生活的基础上予以加工、虚构,我想用散文的笔触写下这一段生活,我想刻画一些性格独特的人物,我想写出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地域的特殊生活.我刻画了牛汉国这样一个人物,剽悍雄强充满人情人性的人物,这是有生活原型的人物,我只不过在原型的基础上稍稍加工润色罢了.我也刻画了几个有性格缺陷的人物,有的有生活的原型,有的根据现实生活而虚构,在作品中我希望褒奖善者、贬斥恶者.”小说中的牛汉国的原型姓名为刘学干,是我当年撑排时的师傅,小说中的大部分情节与当时的生活相似:他在朝鲜战场上当侦察连长,他到北大荒军垦农场当场长,他在春荒时节开了种子仓救急,他与妻子的分开又复婚,他当排工头驰骋在汤汤河道上,等等,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除了他并没有与虚构的姜阿翠的曲折情爱,除了他并没有因救人而葬身河底以外,绝大多数的情节是源于生活的.小说中的麻大哥、大老李、小张等人物,也都有生活原型,他们的性格和故事大多有生活的出处,因此写作过程中就十分顺畅,他们的性格与行为就在我的笔底流泻出来.


小说中的大队黄书记是源于我插队大队的一位书记,当然其中加了许多虚构的东西,原型人物并没有与姜阿翠的那种事情,在山区中他是一位有眼光有能力的乡村干部,对于乡村的发展他是有贡献的,他也常常与我们讨论国家大事,他比一般的山村村民更有思想,无论是下田干农活,还是上山伐木砍毛竹,他都属于能人,他都不会比别人弱,他对于我们知识青年颇多关照,但是原型人物在当地的颐指气使是相同的,我只不过将原型人物的性格气质赋于了小说中的黄书记身上而已.姜阿翠是我虚构的一个人物,但是这样的山村女性在当地比比皆是,她的美丽与无奈也是源于生活的,在那样的时代她总是难以挣脱权势的控制,这也决定了她的悲剧.

在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在我记忆深处呼之欲出的是这些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其次是过去生活中那一件件难以忘怀的事,我都将他们安排在作品中了:小说中的趟口毛竹戳人事件、麻大哥与房东大嫂的私通、牛汉国遭毒蛇咬、龙洞竹排被卡住、大老李被竹杪穿透前胸等,都是真实事件的忆写,大多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只不过我将这些事件穿插在小说中罢了.

在小说中的宋海清身上,有我自己生活的影子,我将我自己性格中恬静善良而诗意的成分赋予了宋海清,小宋与牛汉国的关系就如同我当年与刘学干的关系,甚至连小宋与牛汉国的结识、小宋回上海找牛汉国的妻子等情节,也是我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小说中,姜阿翠牛汉国被毒蛇咬伤的伤口,其实是我当时的作为,我的师傅刘学干被毒蛇咬伤,当时是我用嘴出他伤口上的毒液,懵懵懂懂的我当时并没有多少害怕,觉得师傅受伤了,徒弟尽一点力是正常的.我只是将这个情节在小说中移花接木罢了.

我在小说的跋中写道:“小说力图写出艰难时代中的人情人性,以及生命的挣扎与奋斗,努力将散文、诗歌与小说融为一体,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山光水色、人物故事.结构上顺叙与回叙结合,人物匪气与人性合一,注重叙事的策略,注重独特的感受.”在小说创作开始,我确定了小说的结构方式,我借用了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来结构作品,这样可以使作品的结构更为自由.这有些像修辞手法中的顶真,记得大跃进期间有一首民歌中一这样的句式:“猪多肥多,肥多粮多.”因此,在小说结构时,我大多在前一节的末尾引出下一节,下一节的起首与上一节的末尾关联,这样可以不至于节与节之间缺乏联系,也可以在叙述中显得比较自由洒脱.小说的初稿为78节,发表时被删改至51节,在有的章节之间便有些接不上气了.

也许是受到沈从文小说的影响,也许因为研究汪曾祺的关系,在小说的行文上,最初我就立定了“努力将散文、诗歌与小说融为一体”的构想,因此在叙述语言运用中,常常运用散文化的笔调描写山川景色风光,有时运用诗歌的语言,有时将我自己写的诗歌放到了小说中,有时引用了我的学生胡晓林编选的《中国民间旧情歌》中的几首情歌.在有些章节处我运用了诗歌语言的跳跃性、含蓄性,如在描写牛汉国与姜阿翠相爱的场景时,原稿中有一段诗意的描述:

当这两个男女赤身地面对面时,牛汉国惊叹了:大自然如何造就了如此丰腴美艳的,那线条的婉转柔美,那神态的自然坦诚,那眼神的迷离恍惚,无不显现出的成熟与诱惑,无不刺激着牛汉国荒芜的心田.

当这两个男女赤身地面对面时,姜阿翠惊叹了:人世间如何长成了如此雄强刚健的体魄,那肌肉的凹突起伏,那肌肤的古铜颜色,那眼光的坚定执著,无不显现出男子的阳刚与魅力,无不拨动着姜阿翠多情的心弦.

山林间的雨水积聚了,渗出了腐叶,渗出了草地,跳着、笑着、喘着、叫着,汇成了涓涓细流,蜿蜒盘旋淌下了沟壑,跌下了山石,便汇聚成一条黄龙,挪腾着、涌动着、冲击着、喘息着、回旋着、奔腾着,以摧枯拉朽之势,用不可一世之力,摧毁一切阻挡,推开一切门户,箭一般地射入金牛河.

我努力以含蓄生动的充满诗意的语言描写这一幕爱的生命之曲,在描写金牛河的这一段有着某种暗示借喻的作用,含蓄中有着某些诗意的内容,蕴藉中带着想象回味的空间,可惜如上这一段被小说的责任编辑全部删去了.

我赞成小说中必须注重风俗的描写,这会使作品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地方色彩.因此,在这部作品里,我十分关注具有风俗色彩的民俗的描写,无论相亲的场景,还是婚嫁仪式;无论是拜山神的礼仪,还是出殡的情景,我都将这些穿插在作品中,穿插在人物故事里,使作品更具地方色彩.

我的这部小说存在着一些不足,我想小说的结尾有些牵强.在创作过程中,我想写一部小长篇,不想将小说写得篇幅太多,因为现代社会很少有读者抽出时间看宏篇巨制,因此我将小说的篇幅基本定于20万字以内.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的节奏,我也故意将作品分为一小节一小节,可以使读者比较轻松地读下去.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我为如何设计小说的结局犯难了.整部小说的核心人物是牛汉国,他的命运成为小说的主线,如何设计小说的结尾当然与牛汉国的命运相关.

我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设计了牛汉国救人殉身的场景,现在读来觉得有些牵强.其实,生活中的原型是由于肝病而逝世的.他在经过一座独木桥时,不慎失脚差点跌下桥,腹部在桥板上压了一下,大概是肝部受了伤.但是他依然喝酒吃肉,后来肝部发炎,变成黄疸性肝病,山区缺医少药,酿成了他的离世.大概潜隐地受到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我设计了牛汉国救人殉身的结局,却显得有些牵强.

由于采取散文化、诗化的手法写作,在创作中常常显得有些拘谨,有的地方呈现出过于收敛的状况,有些可以放开的地方却没有放开,有些可以写得比较精彩的章节,却寥寥几笔带过,有些具有相当内涵的情节,也缺乏展开,使人物的个性缺少更多的施展天地.

我们这些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大多年轻时都有一个作家梦,只不过大多在高校繁重的教学任务科研工作中渐渐被磨淡了,再加上高校学术评价体系的制约,常常有文学创作的构想,却也没有了文学创作的;常常有文学创作的素材,却也没有了文学创作的时间.

随着社会的日益进化,随着学科的日益分化,我们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渐渐分道扬镳,早已成为似乎相关却分割的两个门类.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人提出作家学者化,今天也有人提出学者散文、学者小说的概念,其实这些概念的提出也可以看出文坛某些方面的尴尬与非正常.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学者与作家常常是不可分割的,无论是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还是朱自清、闻一多、徐志摩、林语堂,他们大多既是学者,又是作家,既从事学术研究,又涉足文学创作,当时并没有人称他们的创作为学者创作.鲁迅在创作之余,努力扶植年轻作家,为许多年轻作家的创作写评论文章,予以鼓励肯定,同时也指出他们创作中的不足;茅盾在创作之余,敏捷观照创作动向,写了许多有真知卓识的作家论、文学现象论,成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由于有了创作的真实感受,他们的文学研究常常都能够切中肯綮鞭辟入里,常常有许多精辟的评说、深刻的见解.

在高校工作,文学创作都是并不视为学术成果的,是进不了学术评价体系的.但是,我想作为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学者,适当地从事文学创作,了解与感受文学创作的过程,体会文学创作的经验,对于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有所裨益的,可以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更加贴近作家的创作,更加真切感受作家创作的情境,不致于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隔靴搔痒不着边际.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汤吉夫、曹文轩、马瑞芳、王晓玉、阎真、王宏图、葛红兵、朱晓琳等学者在小说创作中都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程度改变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脱节的现象;王安忆、马原、格非等作家进入大学当教授,也或多或少改变了大学中文系忽视文学创作的倾向.虽然我们并非要求中文系的教师都成为作家,但是有一定的创作体验对于从事文学评论作家研究是有着裨益的,至少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和体会创作的过程和感受.

文学创作需要生活的积淀,文学创作更需要创作的.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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