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喜悦还是忧虑

三年,中国作家创作了多少个短篇?要从海一样的短篇作品中遴选出五篇优秀之作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经过推荐单位和评委们的努力,五个短篇作为三年来作家们辛勤劳作的代表终于出现在大家面前,我以为它们确实能够导引我们进入近几年的中国短篇的读解.

先说《城乡简史》.范小青从上世纪八十年始创作,她是一位长、中、短篇皆擅的全能型作家,而且,近年来表现出越来越旺盛的创作势头,其标志之一就是短篇的量大质高.范小青早期的短篇如《栀子花开六瓣头》《伏针》等有着一种南方的气质,安静、散淡、细碎.但本世纪初以来,风格为之一变,集中、精炼、有力,追求故事的戏剧性与人物性格的完整,善于从世俗生活中去挖掘人生与社会的内在冲突,像《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你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谁住在我们的墓地里》等都是其代表作.本次获奖的《城乡简史》可以说是一篇举重若轻的以短篇而尝试宏大叙事的成功之作.小说从城市普通生活的某一角落起笔,市民自清的一册家庭账本误当作为书籍捐给了希望小学,被甘肃农村小学生王小才抽号抽到了.账本中记载的475元钱一瓶的“香薰精油”引起王小才父亲王才的关注,他们一家人都想象不出这个“种一年地也种不出来”的东西是什么,由此激发起王才进一步的:“去城里生活,他决定要做城里人了.”王才来到自清的城市,戏剧般地租住进了自清小区的车棚,他们虽然靠收旧货过日子,但却幸福异常.小说不仅形象地揭示了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而且通过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展示出了不同阶层文化上的隔膜.小说构思精巧,以一册账本为线索,运用漂流瓶式的故事原型,完成了一次圆型叙事,当账本周游一圈再回到城市时,人物的命运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吉祥如意》是宁夏青年作家郭文斌的作品.宁夏这几年文学的发展引人瞩目,出现了不少成绩骄人的青年人,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短篇创作上用功甚勤,石舒清、张学东、了一容,短篇写得都相当出色,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这次郭文斌又一次得奖,可见并非偶然.郭文斌的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朴素、美丽、温情,他从《大年》以后创作了一系列短篇,从日常生活的民俗入手,尽可能地展示西北农村的民情、民风,展示底层蕴藏着的亲情、温馨与美好.《吉祥如意》是写端午的,从早上“往上房门框上插柳枝”开始,然后摆供果、祭祀、绑花绳,一直写到五月、六月这姐弟俩上山采艾草,在这一过程中,小说还穿插了其他如采香料、缝香包等民俗描写.郭文斌将是它作为诗来做的,语言抒情、考究,叙述一唱三叹,恍若仙境的自然景色,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清澈见底的童趣天地,与图案一样的节庆风俗,一起构成了一幅至纯至美的图画,它展示出至今仍珍藏于民间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由这种向往所支撑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之美、人性之善,这种近乎唯美的书写显示出郭文斌近期创作中的一种精神气质,即以宗教般的态度去礼赞美好的生活,这种写作方式确乎久违了,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以审丑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世界.

潘向黎的《白水青菜》是近年来常被提及的优秀短篇.潘向黎的作品并不很多,但写一篇是一篇,由于家学渊源,文学启蒙较早,自己又受过严格的学院文学训练,所以她的作品总是中规中矩,形如范式.《白水青菜》依然取材于作者熟悉的都市当代生活,作品以女性特有的视角,把笔触伸入都市白领阶层的厨房与餐桌,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世界作了戏剧性的解构.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事业有成,妻子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每日里为他煲表面平常但却是各种配料熬成的汤,可是他却经不住诱惑坠入了婚外情,然而这婚外情却在“吃饭”这一基本问题上受到了挑战,当他再次回到妻子身边时,汤已不再是原来的汤,人也不再是原来的人了.白水青菜显然是有寓意的,都市精致生活的背后是什么,什么才是支撑生活与情感的重要支柱,小说通过餐桌这一角,就把都市白领外强中干、精神空虚的内囊给挑了出来,应该说在当今都市文学写作中,潘向黎的这个短篇显得内敛、轻灵,别具一格.

邵丽的《明惠的圣诞》应该说也是一篇涉及城乡冲突主题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一篇关涉底层的作品.明惠高中毕业未考取大学,于是更名圆圆,做了按摩女.邵丽的这篇小说,在叙述上控制得非常好,她只用白描一样的笔触来写人物的行动,来写人物有限的语言交谈,至于人物的内心,她极少去触及.而实际上,这恰恰是一篇勘探底层人心理世界的作品.明惠到城里,想的就是攒钱,在她看来,只有拥有了钱,她才可以买房、生存,过上城市人的生活,她要“走出自己的村子”:“我要把我的孩子生在城里!我圆圆要做城里人的妈!”这一理想在她遇到弃政从商的李羊群之后发生了变化,表面上看这一事件似乎使她与理想越来越近了,当李羊群把圆圆带回家后,她“生活得很像一个小主妇”了,但是,圆圆很快发现,李羊群并不把她作为主妇,她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角色,她遇到了身份认同的困难.而圣诞夜的聚会终于使圆圆明白,她不但不能真正进入李羊群的家,连进入城市也是不可能的,李羊群的同事与朋友们在那个欢乐之夜把坐在他身边的被称为“我的伙伴”的圆圆给忘了,他们的眼里、话里没有她,她不可能进入这个圈子,不可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圆圆了.这是一个悲剧的结局,圆圆看不到她在城市中的未来.而小说最后的交待使这一悲剧的意义要比单纯关注底层艰辛而屈辱的生活状况要深刻得多:李羊群一直弄不明白:“这个叫肖明惠的姑娘为什么要寻死呢?”如同范小青的《城乡简史》中表明的一样,身份与文化的认同在城乡及不同阶层之间是那样的艰难,只不过在范小青那儿是喜剧,而到了邵丽这儿化成了悲剧.

很难说李浩的《将军的部队》是一篇军事题材的作品,作者显然受到了二战以来反思战争的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使得他的这一次写作从具体的历史、政治意义上超越了出来.将军的部队不是那些生龙活虎的战士,而是作着各种记号的木牌,每一个木牌都是一个战争的亡灵,也都有着曾经的音容笑貌.将军垂暮之年常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与亡灵进行只有他本人才能听得懂的对话.作品这样揣测将军的意图:“他是不是怀念自己的戎马生涯?是不是想继续战斗,消灭敌人?”“好像都不是,将军在晚年基本上没想到战争.”作品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实际上已经让将军走上了对战争的反思之路.当时光流逝,战争已成昨日事件时,将军将眼光落到了人,落到了活生生的不可重复的个体生命上.作为一个短篇,不可能理性地展开这一思想过程,但作品通过将军对亡灵的守护,对那曾经鲜活具体的生活细节的回忆已经触及到了生命这一严肃的议题.

应该说,这五个短篇各具特色,具有着多方面的代表性.既有像范小青这样多年坚持创作、不断探索的“老”作家,也有像郭文斌、李浩这样的文坛新秀;既有像《吉祥如意》这样的新乡土小说,也有《白水青菜》这样的新都市作品;既有《白水青菜》在那样关注都市白领特殊阶层精神状况的创作,也有《明惠的圣诞》这样在探讨底层所面临的物质生存与文化认同的多种困境,还有像《将军的部队》等试图以短篇的形制进行形而上的思考.《明惠的圣诞》具有非常亲和的可读性,显示了小说本该有的平民世俗气味;而《城乡简史》则通过视角的转换完成了时空的切割使小说凭借现代小说技术获得了非凡的容量.当然,这样的格局自然不是推荐与评奖的刻意为之,但客观上确实使它们具有了标本的意义而获得了对近年短篇小说从作者队伍到文本构成的文学解剖学的价值.

当然,文学是不可能抽象的,也是不可能替代的,五篇获奖作品无论如何都难以完整地说明近三年来中国短篇写作的丰富性.仅以这次短篇入围的篇目来看,就有不少值得认真评说.在我个人看来,《拾婴记》(苏童)、《石人》(赵本夫)、《姊妹》(魏微)、《取暖》(乔叶)、《彩虹》(毕飞宇)、《我们村的最后一个地主》(冯积歧)、《采浆果的人》(迟子建)、《负一层》(黄咏梅)、《衣钵》(田耳)等都是非常优秀的短篇佳构.魏微的《姊妹》显示出这个年轻女作家新的才能,如果说她以前的作品还有些因为执著于诗意难免漂浮的话,《姊妹》则表明她的双脚已踩在了结结实实的土地上,表明了她对小说的新的理解,寻找到了小说的支撑,那就是世态人情.中国的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根子都在日常生活的世态人情,一个年轻作家要对此有丰厚的积累并且能以锋利的刀子将之剖开让人看到其中的肌理是不容易的.《姊妹》以第一人称的童年视角写了两个女人的战争,她们分别是“我”三叔的妻子和三叔的情人,她们从年轻时就明争暗斗,直斗到三叔去世,斗到她们两鬓霜白,女人的心性、女人的手腕,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这种长期斗争的结果使两个女人形成了特殊的关系,“像一胞双胎的两姊妹,或是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彼此相辅相成,阴阳共生.”到最后,已说不清这种关系里包含了多少仇恨、同情与共同的命运感慨!没有对世道人心的洞察是写不出这样活色生香的文字的.乔叶是近年业绩突出的青年作家,《取暖》是一篇很善良的作品.作品的主线是一个犯出狱回家过年在半道下了车,住在旅店的一段故事.开旅店的是带着一个孩子生活的妇女,这让刑满的他生出许多非分之想.后来,他知道这个妇女曾经受到过,而丈夫为了复仇致人伤残以致入狱,因此,她早就看出他的来历,但却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大年夜留宿了他,给了他理解与温暖.小说在静静的絮絮的如雪花般的叙述中,再现了人物心理的细微变化,虽无一大波澜,却自有一种动人的力量,特别是对那位年轻妇女的刻画,她的善良、隐忍、细密和善解人意,使人想起中外文学史上许多母亲般精神引领者的叙事原型,她使那充满本能与搏杀的世界立刻安静下来,温暖起来.毕飞宇的《彩虹》长不过六千字,人物及其关系也极为简单,一对退了休的大学教师,住在高层公寓,妻子不小心摔了腿,动弹不得,老夫妻俩大部分时间只得蜗在房子里;邻家有一个小男孩,父母经常在外做生意,让他一个人留在家里.偶然间,老头子在阳台上看到了小男孩,于是有了几次并不太成功的交往,这就是小说的叙事主干.老人、孩子是边缘化的,高层公寓的交往是隐秘的,但就在这边缘与隐秘的关系中折射出这个世界的冷漠以及人们内心的孤独、无奈与徒劳的挣扎.黄咏梅的《负一层》可以进行多种语义的解读,小说的许多元素还可以重新诠释,如负一层、《阿甘正传》、张国荣、阿甘的小房间、人物的感知、记忆与想象、天空、星星一样的小问号、时间、逝去的父亲、气味,等等.主人公阿甘不能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三十几岁了还嫁不出去,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她不明白这个世界的“规则与禁忌”,看守车库却连总经理的车号都记不住,甚至总经理长得什么样儿都似是而非,更谈不上人前人后地为他开门打理了.在阿甘精明世故的妈妈看来,阿甘“做事总是慢人半拍”.这个在生活中总是“掉链子”的人只能将自己关闭在小房间里,与满屋子的张国荣的照片对话,对死去的世界着迷,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自己交付于想当然的陌生男子“张国荣”,而这些都不能让她心有所安时,便对着满天的星星发问.阿甘的世界于是充满了数不清的水滴似的小问号,这一切问号当然无解,于是阿甘只能从三十层飞下去.我们觉得阿甘的身上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气质的,她总是跟不上时间,总是与现实格格不入,总是生活在自己的疑问与幻想中.我们想黄咏梅塑造这样一个“另类”的形象总是有所企图的,特别是给她一个在常人眼里的悲剧结局更是颇有深义在焉,当这个世界以整一化的方式向前推进时,我们还有没有选择,可不可以拒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配不配有比阿甘更好的命运?在财富与的铁律面前,精神、自由、想象与诗意是不是只能存在于幽闭的空间抑或地下,或者飞向茫茫的虚空?另外,我特别要提到田耳的《衣钵》,这是近年来少有的有趣而别致的小说,它对本土宗教生活进行了世俗而又诗意的描写.主人公李可大学毕业,想找一个实习的地方,在城市尝试联系未果的情况下,他听从了父亲出人意料的建议,回到村里做一名实习道士.他的父亲就是村长,当然,更重要而又戏剧性的是父亲又是一名最受村里人敬重的道士.正是他的父亲的宗教精神与乡村土地般质朴情怀感染了他.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当他经过隆重而庄严的仪式成了一名实习道士后,主持的第一个道场竟然是为突然去世的老道士父亲送行.这个道场他本可以不做,他是孝子,不可能身兼二任.但李可坚持要做,而且做得投入、漂亮.李可实际上是在完成一种转化,从小的耳濡目染,长大后渐通世事的李可经常徘徊在文字构成的理性世界与父亲对世界的认识之间,庆幸的是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曾有过的偏执与轻率:“这么多年来,父亲就是被这些充满了神秘气息的东西规范着言行.那些从来不具体在眼前展现过哪怕一次的东西,竟然使父亲这一生都从容而善良地活着.”这篇小说不仅关乎人的精神世界,它通过以大学教育和文字构成的大传统与乡村宗教这样的小传统的对比揭示了中国乡村生活的秘密,表面上大传统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实际生活中人们遵循的却是小传统所传承下来的秩序,而且,李可的父亲居然兼村长与道士于一身,相当形象地说明了大小传统在中国乡村相融的奇特现象,并且揭示了大传统通过小传统发挥作用的路径依赖.这么沉重而颇具学术的话题在田耳轻逸、从容、雅致的轶事传奇式的叙述中绝无一丝穿凿附会地表达出来了.田耳的叙事典型地体现了短篇小说家们在经验处理上的方式,回旋、腾挪,轻轻地一瞥,然而专注于尖细与深处,其实这尖细与深处更多的是我们的内心.――这确实都是一些十分优秀的短篇,一一地阅读谈论它们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不仅是入围,即或那些未曾入围甚至未被推荐的作品中,也有许多足以让人记住那些年份的作品.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便说这几年的短篇创作就十分的尽如人意,事实上,从总的文学格局而言,短篇的不景气,创作、出版与阅读对短篇的冷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许多作家早已声言不再创作短篇,即使那些成名于短篇的作家也是如此.刊物也不再以短篇作为自己的重头.据有的学者统计,许多有短篇经营传统的老刊、名刊早已削减了短篇的篇幅,以短篇上头题也是好多年以前的做法了.至于从出版角度看,短篇与长篇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个时代,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实在有些奢望,一些学者拼命搭建的短篇结集平台现在都难以为继.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文学的消费性与市场化趋向在其中应该是相对主要的.短篇不太容易在这个信息过量的时代给人以刺激,而其体量也不足以建立起市场的号召力,至于说到其影视化的延伸创作潜质与现实可能性,短篇就更在长篇之下.另外,互联网传播的加入也对文体的消长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现在,“期刊化”与“网络化”这两种不同的媒介实际上已经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文学标准、写作方式、消费形式.网络化适宜生产连续的长篇而不看重短篇,网络与出版可以连袂加工、炒作长篇,无形中短篇就相对地减少了一半的生存空间.一个明显的现实就是“80后”的作家大都一出手就是长篇与出版网络两边红,他们不太看重期刊,也很少有人眷顾短篇.至于近些年从网络走红而后再走上纸质传播的作家则几乎没有一个染指短篇的,因此,短篇的颓势几乎是难以阻挡的.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互为影响的负性的“马太效应”,短篇越边缘,作家就越不愿意写,作家越不愿意写,短篇的质量就越走下坡路,地位也就越低.相比起现代文学发韧期的二三十年代,以及后来的五六十年代和新时期文学发生发展的十年代,短篇的地位何等显赫.除去外部的生存环境之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首先是在短篇的竞技场有那么多的高手在角力,其次是相对应的短篇的功能被得到了尽可能的发挥.这种功能起码有两个,一是对社会的影响力.茅盾曾把短篇称做轻骑兵,那时认为对社会生活反映的迅捷、对人们精神关注的聚焦度、对现实矛盾的能见度不是报告文学,而是短篇小说.鲁迅、茅盾、叶圣陶、赵树理、李准、王汶石,其创作几乎与生活保持着零距离的接触,不管是揄扬还是批判,都有着不可回避的尖锐与深刻.至于新时期文学之初,短篇小说几乎是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先导,社会精神的风云大都兴于短篇的青萍之末.《伤痕》《乔厂长是谁》《围墙》等等,一个短篇几乎就是一次思想震荡.二是对文学创新的巨大推动.在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中,短篇小说功不可没,至于新时期文学更与短篇小说有着本质的联系.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运动,短篇小说无疑是主力,在某种程度上,先锋文学可以说就是实验小说的另一种称谓.马原、孙甘露、残雪、余华、苏童、史铁生等,这一批人几乎改变了中国短篇的写作方式并催生出了新的审美风尚.与他们同时与稍后的文学寻根、小说的诗化和散文化更使得小说的美学方式趋向多元.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中国文学的面容真的不可想象.正是一代又一代作家对短篇的不离不弃、苦心孤诣、虔诚以待与辛勤劳作才使得这一文学文体在大众那里赢得依赖与期待,才使得短篇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里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才使得短篇在众多文体家族中走在了文学革命的前列,攻城掠地,夺营拔寨,充当着文学审美变革的急先锋.不得不承认这是短篇曾经的辉煌,因此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短篇的颓唐.当一些作家不再从事短篇创作的时候,当一些作家视短篇为闲笔、过渡性写作与文场的客套性应酬时,对短篇的兴旺无疑是釜底抽薪.短篇的发展首先要有一批相当规模的短篇小说家,像王安忆、范小青、苏童、刘庆邦、迟子建这样始终认真地在写短篇的作家还是太少了,而更年轻一些的如石舒清、郭文斌、盛可以、魏微、叶弥、戴来等,谁又能保证他们一如既住呢?当然,谁也不可能强迫一个作家只写短篇,一个作家一辈子只从事一种文体的创作,或者想象一个作家只写短篇也都是荒谬的.但一个时代必须动态地保有一定量的短篇写作者,同时,某一个有能力并想从事短篇写作的作家也必须保证相对认真的短篇写作时间,这样才可能使我们的短篇拥有稳定的水平与不断创新的活力,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有赖于文学生产、传播、接受与作家的共同努力,它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学文体是历史性的,短篇的式微好像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是不是它真的已经到了消亡的时候?如果夸张一点说,是不是到了保护短篇的时候?因为不能想象文体的单一,文体的单一意味着文学的多样性的丧失,意味着文学生态的失衡与恶化.


从这个意义讲,鲁迅文学奖与茅盾文学奖,加上儿童文学奖与少数民族骏马奖,从文体语种与体式上几乎反映了现代文学文体的分布与现实状况,如果再加上民间的不同层次的奖项和网络文学、小小说等文体奖,则互为补充地反映了文体的新变,它们共同构成了人们对文学生态多样化的认识.这些认识以评奖的方式呈现出来就成为一种文学行动.我一直以为,文学评奖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制度,文学的发展并不单纯是作家的事,出版、报刊包括现在的网络、编辑、读者、作家、批评家与各种文学组织和文学制度一同构成一定范围的文学力量与文学行为,而评奖就是制度中重要的一种.从严肃的意义上,任何一种评奖都是一定的文学立场与价值的提倡、探索、申张与坚持,因此,一定量的评奖将意味着不同的文学立场与价值观都能拥有自己的表达途径,它有助于不同文艺观念和风格的共存,有利于文学生态的健康发展.一种成熟的理性的文学评奖贵在坚持与积累,它的权威与不可替代就在这长时间的坚持与积累.鲁迅文学奖至今已有四届,愈来愈得到文学内外的认同.从以往几届的短篇评奖看,都是持重而开放的,它所褒誉的那些年轻的小说家在其后大都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显示了可持续写作的能力.本届的评奖已如前所述,它对关注现实,关注正面价值观,关注深度思考,关注审美创新的肯定实际上就是在倡导一种短篇的价值立场,我们当然希望这种严肃、持重、开放和宽容的态度能对某一时段的短篇作出客观而敏锐的发现,显示短篇面向未来的可能,从而促进和推动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与繁荣.

(汪政,男,1961年生,江苏海安人,大学毕业,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文学教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供职于江苏省文联.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始,从事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学研究,发表论文及评论三百万字,出版了评论集《涌动的潮汐》《自我表达的》以及各种大中专教材,并获得各种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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