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林是热心人.去年春末,我去他任教的学校,见他在办公室忙得一头汗,有同事叫他:“柱子,这个事情等”他马上答应:“得,我去!”他更是个实在人.两年多前,他还在上海读博士学位,正遇上我们举办一个学术会议,来了好几百人,会务组忙得焦头烂额,就把他也拉来帮忙.有一天,掌灯时分,与会者都去饭厅了,空寂的主会场里,七八个年轻的会务人员风风火火、奔进奔出,柱林却蹲在门外一台饮水机旁,耐心地清洗出水口下面的水槽:一天下来,那里面积满了水.他的安静的背影,给我极深的印象.
在那一期博士生同学里,柱林堪称读书种子.他兴趣面宽,看得又快,书就读得很杂,几乎什么都知道一点.这并非全是好事,因为不容易融会贯通,但在柱林,这却有一个明显的效果:他有自己的立场.一个新的思想流行了,他感兴趣,甚至也想跟随,但总会这里那里地发生一点疑惑,于是就偏着脑袋沉吟了:“这等”在我的讨论班上,柱林喜欢发言――他不是闷葫芦型的,但他不入云亦云.
这不全是因为读书.来上海之前,他已经在大学执教多年.他常笑指同学:“你们那时候太小,不知道!”他嘴里的“那时候”,常常和农村的贫困有关,他不止一次回忆小时候怎么吃不饱:“你看我长得这么瘦小!等”他因此常常强调自己体质差,尽管同学们都知道,他打得一手不错的羽毛球,好像还曾是某个校队的成员.不过,他确实吃得起苦,论文答辩前夕,突然阑尾发炎,他硬是忍着疼,一边打抗生素,一边填表格、理思路、参加答辩,还不忘换一件新衬衫――至少看上去是新衬衫.
大概就因为懂得人生的艰辛,爱读书、不无知,柱林很少表现出左派式的激进.我并不轻看这种激进,在当今中国,年轻人的这种激进每每与热忱和理想有关.但是,我同样欣赏柱林的犹疑,他不幼稚,他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他没法抹掉自己的记忆,因此也就忘不了那些印证、拨动或激活过记忆的文字.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的革命一路艰难,那么多苦痛,那么多曲折,实在也不容后人健忘.当大家都晕头转向、不知道前途何在的时候,谁记得往事,谁大概也就不容易再次迷路.
当然,对柱林――或者说大一点,他这一代学人――来说,还有一样与记忆力同等重要的品质,那就是对新状况的敏感.柱林还年轻,但年轻并不自动赋予人敏感,正如同年轻也不一定就不保守.社会一直在变,中国尤其变得剧烈,就拿文学来说,2010年的中国文学的图景,和譬如十年前相比,已经称得上面目全非.市场、互联网、文学和语文教育、“文学青年”、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读者和作家的关系等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条件,都快速地变化.批评家怎么去把握这些变化如何及时准确地回应能洞察这些变化背后的更深的变动吗能由此对文学和更大范围的精神文化的趋向,形成有力的介入吗当一切尚未凝固、因而就还有可能的时候,即便只对作品有兴趣,批评家也必得要挣破种种狭隘习惯的束缚,在广阔的社会和人生背景上重新定义文学.文学的地火已经被孱弱心灵的腐土压得很久了,该是剖开压抑、引它跃出的时候了.
说到这里,已经不只是关乎敏感,而是关乎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关乎当代中国人――无论是否年轻、是否关心文学――对共同命运的理解了.但我仍然把这些写出来,因为我相信,柱林是经常想着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