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
随着社会转型越来越趋于极限,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动越来越遽速,传统与人的关系以及文化发展观念的变化对人们产生着深刻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旧有的统一建制文化体系正在发生裂变,由权威盲从而导致的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原有的一元主义文化开始被一种价值的多种形态所替代,旧有的价值体系的崩解使得社会的某些方面处于信仰缺席的无神状态,这种价值和意义的无神和多神状态造成了整个社会价值选择的眩惑”. “断裂”与“呈现”总是如影随形地存在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呈现是对断裂的修复.二月河在清帝系列小说中之所以以浓重之笔涂抹传统文化,不能说不是对这种文化匮乏和精神无依所作的直接反应.
拉康认为,“故事起源于匮乏,故事中必定有某种事物丧失或者不在,这样叙述才能展开,如果每件事物都原封不动,那就没有故事可讲.这种丧失是令人痛苦的,但是它也令人激动.是被我们无法完全占有的事物刺激起来的,这是故事给人满足的原因之一” .特殊时代所造成的传统文化匮乏,不仅造就了二月河言说的空间,而且也铸成了清帝系列小说畅销的品格.
在民俗学的视阈中,“传统”和“文化”都是一种动态过程,具有历史性.“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系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 .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审美智慧信仰以及思维方式等,在长期的滚动发展中,结晶着文化理性.而作为文化理性,它“既不创造,也不发明,它只是进行重复和建构”,文化理性是人们在文化发展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对于文化自身生命和生存的认识,具有特定历史境域的规定性.二月河提笔书写清帝系列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极尽全力向西方现代化靠拢的年代,“现代性”给人灵魂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得传统文化的处境颇多无奈,如何悍卫中华文化的独立性和在全球化语境中摆脱被淘汰或被淘空的命运,当下的仁人志士颇感忧虑.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迷失,朴厚而颇具民族风范的传统文化中指向原初和本真的内容成为二月河重构理想的坚实基础.当他扛着“文化历史小说”的鲜艳旗帜,虔诚地秉持着“以文笔立史,以史笔著文”的创作理念,把“传统”当作理想和人格根据地,有所侧重地表达自己对于历史本质的思考的时候,这种重建人文精神理想的吁求便跃然纸上.
二、
出于对文化理性的探寻,二月河在沉入社会生活和人性（例如对雍正等人人性之恶的探究）的深层,努力撷取传统文化生存哲学的同时,更是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立场,对中国社会形态作全景式的审视,勉力而为地发掘着蕴含其中的某些对当下生命可能有借鉴价值的内容.然而,对于这种努力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刚刚告别封建专制仅百年的中国人那里博得共鸣,并在当今现代化西化语境下通过小说的艺术构建催生民众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二月河却没有太大的把握.他曾这样描述心中的忐忑不安：“像面对上帝的末日审判,又像要对一个冷峻严威的心上人写情书,既坦然得似乎要听天由命,又粟粟然您的决裁,生怕您拂袖而去.每当拉开这二百多年前这一庞大的社会悲剧帷幕前,要将我的心,经过升华和演化,变成一个个灵动的人来代我向您倾诉,我的心都要这样瑟瑟颤抖.恐惧气馁畏缩冲动自信和强劲,这些绝然相背的各种情愫心绪全扭结了一起.凌驾于作品中一切人物之上的勃勃心和小学生交付考卷时惴惴心,就是这样交织,这样斑杂纷乱” ,“二月河在写作过程中,从传统文化的范畴理解出发,除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章回体通俗文学形式之外,又将传奇这种传统艺术手法引入了清帝系列小说那梦魇般的权力叙事之中,试图在小说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寻求同一性,以达借“奇”呈“道”之目的.
在清帝系列小说中,作者通过传奇手法对封建上层人物的政治阴谋与诡谲权术进行了冷静的理性审思,构成了清帝系列小说独具一格的政治传奇.《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主要写康熙８岁登基后即置身于险相环生的政治漩涡中,与辅政大臣鳌拜阴谋篡位斗智斗勇的故事.康熙智擒鳌拜一事,在清史上原本只有廖廖４行文字记载,而到了《夺宫》里面,为了表现康熙及其祖母孝庄太后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过人的胆识,设计穿插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情节.鳌拜不仅恃功骄君,并多有觊觎皇位之心.太皇太后与杰书密谋杀之,但未及实施,鳌拜杯酒使议政王杰书倒帜,并戮康熙近臣苏克萨哈以.面对权高势大的对手,康熙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面子上不得不忍气吞声.百般抚慰.此时的紫金城,一边是君臣密谋保皇策,另一边是逆种暗起屠龙心.为巩固康熙的地位,孝庄太后帷幄运筹,关键时刻重用九门提督吴六一,这对鳌拜集团是个致命打击.经过一场恶战,鳌拜被判入禁.斗争一波三折,步步涉险,处处陷井,稍有闪失便有失江山丢性命之虞.宫庭内外,妻妾臣子之间各怀心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令人提心吊胆,屏营静息.
男女传奇和人生沉浮传奇.男女和人生的大起大落历来都是传统小说重要的叙述对象,二月河以平民的审美走向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定位于平民的叙事立场,把小说的诗学范式与娱乐性和价值混合趋向等通俗文学倾向作巧妙对接,尽可能地满足眼下部分读者猎奇猎艳的心理,把世人那种人生沉浮金钱趣味噱头等审美趣味当作重要述写对象,将自我的文化价值和是非判断渗透到离奇情节的编织和复杂矛盾的解析中,用经历的坎坷和人生的奇幻,于平民看得懂能理解的叙事话语抒发着自我关于生与死爱与恨忠与佞的生活哲理和人生感悟.这些独具个性的美学风格,极大地迎合了人们对于宫闱秘闻和花花世界的好奇.
人们对于宗教的迷信和侠性的向往,乃文化惯性使然,不论社会如何文明发达,对于此类内容的选择与倾慕,都是不可拆解排除的.在清帝系列小说中,无论是外冷内热具有侠隐品格的道士胡宫山,剑气萧心的清风道人,狂放不羁猿声悲鸣的鱼壳和尚,绝弃庸常为求公平平不平的侠客一枝花李雨良,还是浩气满乾坤临难不辱节的刘墨林史贻直等,作者赋予其身前身后的传奇故事,都颇有引人入胜之质地.这种重回大众日常阅读基点的书写路向,无不体达出作者对于人文精神重建的努力.
三、
刘勰《文心雕龙定势》中提出“奇正反通”的论断,认为写作中“奇”与“正”是相互依存的,我国长期的文学实践证明“奇正反通”是文化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传奇”作为“奇”的重要内容,它对于文学繁荣所发挥的作用自先秦至当下已是有目共睹.清帝题材的特殊性决定了所述写事件的复杂性和时间跨度的漫长性,剪不断理还乱,令人目眩神迷.加之清代无正史素为学界所共认,伪造历史和修改档案是清代皇帝的特殊嗜好.在这样的背景下,目前所谓最正统的《清史稿》,其权威性和准确性也早已大打折扣,好些撰写历史小说绕不过去的关键问题,例如康熙的死因雍正的夺嫡之迷雍正的死因等,也都在历代皇帝的涂改作伪得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艺术处理,所有历史小说家都备感棘手,二月河更是深况其味.对此,当代历史小说该如何化之?如何利用虚构和传奇视角对之进行修正与完善?如何在人性嬗变的神龛上,燃上一柱弥合心灵创伤的香烛?这不仅是文学意图的问题,更是如何表现文学意图的问题.强烈的责任意识注定了二月河作品中美学品格的驳杂性.在他的历史叙事中,作为底色的历史呈现虽然是现实主义的,但某些“气煞历史学家”的传奇虚构写法又明显带有后现代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历史小说应该具有的对诗性或反诗性的呼唤,其对一些历史史实所做的带有“后”味的艺术处理,也容易给人造成“戏说”的感觉.
尽管清帝系列小说所显示的美学风格和创作方法具有驳杂斑烂的独特风貌,是作者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某种程度上的准确把握而为作品铸入的可读品质；也尽管包括封建权术在内的传统文化在二月河的饱蘸温情的笔端弥漫开去,绽放出前所未有的迷人色彩,致使他的清帝系列小说在海内外畅销不衰,洛阳纸贵,对于防止我国小说创作中自我文化身份的消解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但是,由于作者对封建文化颇带欣赏口味的渲染,运思中被传奇驳杂吸引去太多的注意力,致使作品未曾从人性和人道层面对传统文化中某些合理内容进行厘定并注入现性审思.这种厚赫古代的写法,缺乏现代人写历史时应有的现代眼界,境界和情怀.对传统文化的一味认同,文中的夹带的陈腐气息,会对当下原本就已十分淡漠和稀薄的人文关怀意识造成适得其反的不良影响,使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情感张力受到不应有的削弱.文学是关乎灵魂的艺术,历史小说不仅要在气象上云蒸霞蔚,更要在人类命运和生存状态的关爱深处追求颖异超拨的道义承担,以美的感染力和征服力服务于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为当今“胜者通吃”不为公平语境下心灵惆怅和苦闷的人留下一片温馨的港湾.此乃为文之大法,作家对此不可不察.
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宗教艺术民俗等,都是人类关于自身与自然相处关系智慧的结晶,始终伴着历史的脚步.文学是人类向自身自然发起探询的主要形式,它自诞生之日起便致力于人性完美的探寻.二者虽然同源,相互依存,但各有侧重.在清帝系列小说中,由于传统文学叙述占去了较多的空间,故而洋洋大观的,本应具有更加厚重感的清帝系列小说最后被抽空成了一种亮亮祖上箱底的简单劳动,仅仅给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持久稳定缓慢陈旧的感觉,未曾表现出中国文化剧烈变动的内质,也没有揭示明确的解析人的命运和如何为社会公平公正而奋斗这道文学领域远非穷尽的命题.对于传统文化的过分迷醉,弱化了作品的现实敏感性,影响了作品在艺术上对传统文化观的超越.这应该是二月河为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提供经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