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美国批评家布鲁姆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误读现象在文学阅读活动中非常普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文学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二、文学阅读主体的差异性.创造性误读不但丰富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提高了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和审美能力.当然,误读也要注意适度原则,毕竟文学文本还是具有相对确定的意义.
关 键 词 ：误读；文本；文学阅读；审美再创造
作者简介：刘绍静,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文艺学.
“误读”一词最先是由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提出来,他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文学作品的意义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语词的能指之间的无止境的意义转换、播撒、异延,而不断产生而又不断消失的,所以寻找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创造意义,即“误读”[1].
布鲁姆所说的实际上是一种创新性的文学解读方式.只是在这个解读过程中,由于读者受自身阅读经验、生活经历的影响,读者不可能真正理解作者的创作原意,对文本的解读多少会出现偏差,寻找作品原始意义的解读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解读都是误读,即所有的阅读也都是误读.
误读现象在文学阅读活动中非常普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学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
德国接受美学家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的文体使用的是一种描述性语言,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表现性语言,它包含了许多“不确定点”与“空白”.这些“不确定点”与“空白”是沟通创作意识与接受意识的桥梁,正是它们形成了文学文本的基本结构,即文本的“召唤结构”,它召唤读者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2].
实际上,不论是英伽登的“填空”说,还是伊瑟尔的“召唤结构”说,所揭示的都是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空白”,这些“不确定性”和“空白”诱导读者投入到阅读中,激起读者的想象和情感,吁请读者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及生命意义置入文本,这时的文本就不再是原来的纯文本了,正是由于读者的介入,作品之于原先的文本之间必然会存有误会.
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文学作品只是抽象性文字符号的系列组合,这些文字符号,只有经过读者的理解、想象、体验,才能还原为可以构成审美的形象,而这种“还原”过程必然伴随读者的再创造因素；再者,文学作品主要使用的是描述性语言,有着明显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需要读者进行想象联想,这种解读必然会有很大主观性,出现误读也是难免的.
另外,文学作品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它的生活容量、社会意义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作品又是作者主体“观念”、主体思想倾向的载体,它蕴涵着作者的思想情感、心态意向,态度评价,它的审美价值倾向具有主体意识的丰富多样性.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这种多义性与多层次性,给读者的接受提供丰富多样的可能性；再加上不同的时代、社会、环境、心理、文化诸因素的变化,往往使作品本身及作者主体动机、意图在这种变化中折射出差别极大的表现,进而衍生、扩展、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在文学接受史上,越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思想内涵越是深刻丰富.
二、文学阅读主体的差异性
一部文学作品的完成需要作者的创造与读者的审美再创造,文学作品的功能和作用也只有在接受过程中才能实现,只有经过读者的再创造,它才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读者的主体性也就是在读者的再创造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文学接受过程中的误读,除了由于文学文本意义不确定性和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外,便主要是由读者主体的差异性所致,包括读者的接受动机、审美能力、历史因素、民族因素等.
1、接受动机.在进入文学阅读接受之前,读者的接受动机就是不一样的.由于读者的接受动机不同,在阅读同一部文学作品时的“注意点”就不一样,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的理解也就不一样.
2、审美能力.一个人的审美能力决定了他的欣赏水平,影响他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从而产生误读.如宋祁《玉楼春》词中有一句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王国维称道：“‘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意境全出.”[3]而李渔对此却加以嘲笑,没见过红杏“闹”春,他认为如果用“闹”字可以的话,那么“吵”字、“打”字、“斗”字皆可用了.李渔这完全是进行的非艺术视角分析,那么依照李渔的说法,李白的那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更离谱.不顾文学的审美价值而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也会造成误读.比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作者的创作本意是通过塑造阿Q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来揭示国民劣根性,以此来唤醒民众,达到疗救的目的.“精神胜利法”也是在揭露批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病态,但有些人却怀疑作者在借阿Q影射自己,在泄私愤.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发现自己同阿Q有相似之处,阿Q的想法或做法,自己也经历过,写阿Q就好像写自己.这主要是读者没有从审美的角度去解读作品而造成的误读.
3、历史因素.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即使阅读同一部文学作品也可能得出不同的阐释意义.姚斯认为,不同时代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接受对象的理解、阐释和评价的差距[4].所处的时代不同,人们的理解往往会出现很大偏差,从而产生误读.
4、民族因素.由于民族不同,文化传统与思想观念也不相同,读者接受异族文学作品会感到陌生,其解读甚至会与原意相悖.读者总是以本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去解读异域文学,按照本民族的审美标准去解读,这就难免会产生误读.瑞典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是这样给学生讲解《西游记》的：一个和尚带着一个叫沙僧的仆人和一只子和一只宠物猪跋山涉水去印度旅游.结果学生们听得非常惊讶,他们想不到中国人这么热衷冒险,更想不到一千年以前中国人就喜欢宠物猪了.外国人对《西游记》的这种误读,就是由于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区别导致的.
文学误读现象非常普遍,它对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读者的创造性误读不但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经过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使作品的潜在内涵被挖掘出来,作品的思想内涵得以丰富和扩展,随着时代的变化,作品也往往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得以与时俱进,使得作品的艺术魅力更加持久.误读的存在,为读者的阅读活动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它提高了读者的阅读积极性,使读者主动性得以发挥.随着审美再创造活动的进行、对文学作品意义误读的不断出现、对作品内涵的不断深化,读者的审美经验也不断丰富,审美能力也不断得到提高.
当然,误读也要注意适度原则,毕竟文学文本还是具有相对确定的意义.如果只一味地进行穿凿附会的评价或进行非艺术视角的歪曲等所谓的误读,不但不会有利于作品的艺术价值实现,还会导致对文学艺术的损伤乃至粗暴践踏,对读者自身也是有害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