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古典文学的大团圆结局,不再只是单纯的愿望或理想,已经被生活的实际进程所肯定,表现了中国广大被压迫民众的心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优良品质与审美情趣,同时也迎合了市民的文化需要.
关 键 词 :中国古典文学 悲剧 大团圆 结局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9-0065-2
文学大师鲁迅先生曾言简意赅概述: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就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尼采说过:喜剧就是把个人的局限性,完整展现给人看.翻开中国民间文学的故事,无论情节如何悲惨曲折,在过程之中怎样的“血淋淋地撕破给人看”,但是在结局中绝大多数仍然以大团圆收局,来遂人民大众的美好愿望,迎合人民群众崇尚善恶有报的心理.如流传千古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祝”动人故事,他们死后可以化作双飞蝴蝶,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刘兰芝双双后,“分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树,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也可以说这类神话式的大团圆,都以善意的心理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生活幸福的强烈美好愿望.“大团圆”是中国民族心理的体现,是中国文艺民族特色的反映,与西方悲剧中一悲到底进行比较,中国的古典悲剧,悲则悲矣,却从不给人以绝望的感觉,往往更讲究一种“团圆之趣”.无论剧情发展多么曲折,主人公命运几多坎坷,人生遭受了多少巨大的不幸,黑恶丑陋势力非常强大,作品最后仍然是以喜剧方式而告终.在主人公失败甚至死去之后,作者往往都会给作品安上一条欢乐的尾巴,来弥补人们的精神创痛,这种聊以的团圆结局,已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中国古典悲剧为什么要不约而同地去缀上一条希望和光明的尾巴这的确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十分值得我们去探讨其社会原因的究竟,去深思其作品局限的本源.
一、 民族心理与思想根源
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曲折体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优良品质,爱憎分明心地善良的民族性格以及温柔敦厚以和为美的审美情趣.然而,这却极大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削弱了社会冲突性.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大团圆”结局逐步形成并定型化起来,成为一种传统的力量,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的艺术传统,造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一般说来,表现为以获得温和适度的精神上的和谐与满足为特点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更多强调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中国人的艺术追求,多不以悲剧性的崇高为目标,而是要达到一种心灵的和谐与满足,悲剧的崇高之所以可以对人的感情造成“净化”,正是因为它以特别强烈的震动,引起人们的恐惧和怜悯这种最深沉的感情,而要达到心灵的和谐与满足,却要求尽可能温和的刺激,悲剧主人公的毁灭,那是对完整与和谐的破坏.宏观世界是不幸的,痛苦的,对一切都喜欢圆满的中国人来说,那是难于接受的.每当故事讲完,必须使故事达到一个作者所理想的结局,如果不是在现实中,那么,即使是在幻想中,也必须完成这一步.
只有这样,他才会感到其所追求的那种“和谐”与“满足”,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大团圆”的思想根源.这种思想,因为是一种发展迟滞和具有保守性的社会现实在思想上的升华和反映,从艺术角度,大团圆的结局往往削弱了原有的悲剧力量,因此,它当然具有保守和消极的一面,表现了中国人性格中所固有的某种弱点.发展的契机,本来存在于平衡与和谐的破坏中,在一个绝对“完满”、“和谐”的体系中,是谈不上什么发展的,希望事物始终保持完满与和谐,便只有使事物停滞.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思想便不免带有幻想性,是一种惧怕发展变化的惰性心理的反映.生活不能圆满,温情的理想在现实中总是不免要被撞碎的,而在艺术中却要求“圆满”,这样,往往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这种“大团圆”思想,虽有其保守、调和、幻想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却是这个坚强乐观的民族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不言失败,要在看似绝路的荆棘丛中奋力找出一条出路的执著,执着地相信正义必胜,执着地追求美好理想的一种曲折的表现.
从艺术鉴赏的角度说,艺术总是要给人以愉悦的享受.真正优秀的悲剧,也必然要给观念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但是,悲剧的苦难和毁灭,毕竟会对人造成精神上和感情上的压抑.如果这种压抑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几乎完全破坏欣赏的乐趣,而成为一种单纯的苦痛折磨.因此,如果能在不影响悲剧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前提下,对悲剧进行某种合理的适度“处理”,以某种方式轻轻冲淡或减缓排解一下悲剧的冲突与毁灭对观众造成的过分的紧张、痛苦、压抑、恐怖等情绪,使观众能保护或恢复某种内心的平衡,这也是创作者所应考虑的一个因素,给一个悲剧故事加一个团圆结局,给观众心理上所造成的缓解,从艺术心理学的角度,却有着巨大的意义.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不仅止于古代,现代的中国人,同样还是喜欢大团圆的多,如《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这些有着广泛群众性的现代作品,都是大团圆式的,观众从艺术中得到更多的赏心悦目的欢愉和享受,人民群众从艺术的鉴赏中,真正成为他们工作生活之余的一种愉悦调节.在历史上,“大团圆”的结局,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不过是一种非现实的、理想主义的想象性思维,而悲剧的结局倒更符合冷酷生活发展的逻辑.那么,在我们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情况恐怕就并非如此了.虽然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产生悲剧的可能性因素,悲剧艺术也仍然可以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继承发展,但是就生活发展的总的趋势来说,从我们社会现实总的情况来看,“大团圆”结局,却已经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愿望或理想,而是被生活的实际进程所肯定与印证了的.
我国古代的人民,在极端艰难的生活中,尚且能以他们的理想之光,给黑暗的生活中投射某些亮色,创造了许多充满生活情趣、格调高昂和富有朝气的文艺作品.今天,当光明和欢乐已实际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时候,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更没有理由要刻意去求“悲”.因为我们的生活,无论充满怎样的困难与波折,经历过多少苦难和不幸,但它的基调和本色,应该说还是光明和欢乐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在生活享受和文学艺术中绝不应忘记.
二、市民文化与市场需求
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与作者迎合市民文化的需要也密切相关. 古典戏剧是在宋元时期为适应市民生活娱乐需求而产生的市民文学,与古典诗文等正统文学不同,它从一开始其创作的自由空间就被限定了,它必须应时应景应需而作,戏剧在构栏教坊的演出非常频繁,拥有大量观众,这种商业化必然带来市场竞争.因此,戏剧必须满足广大观众的意志愿望,迎合大部分人的审美趣味,才能招徕观众,从而保证票房收入.那么广大市民需要的是什么一方面他们长期生活在战争纷争、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赤贫中,冷酷的现实带给他们更多的是紧张、恐惧、不安,他们最期盼的就是团圆美满与轻松愉快.另一方面,封建专制势力太过强大,长期处于受压迫地位的广大民众的抗争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充满着对人间正义和公平自由的强烈渴望,而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这种尖锐的矛盾只能通过书本故事和民间戏剧说唱中的大团圆才能加以调和.因此,那些寄寓美好理想,表现伸张正义、复仇雪恨、封妻荫子、否极泰来、飞升仙界、爱情圆满一类的作品,自然而然会受到人们的钟情喜爱.而戏剧作家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也逐步认识到,让人们的梦想在幻想中得以实现,让观众在欣赏过程中获得胜利与喜悦是戏班子的票房法宝,于是,戏曲必然会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先展示一些让人肝肠寸断的情节,换取观众的眼泪与哀怨,然后,即便是悲剧,也再缀上一条大团圆的尾巴,最终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来赢取观众擦干眼泪渴盼美好的心态,这样,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悲喜交集,从悲伤中带来一丝慰藉.古代的戏剧即使在宫廷内部喜庆堂会上演出,喜庆的场景决定戏曲也必须需要营造欢乐气氛,即使演唱悲剧,最后也要让人破涕为笑.如《琵琶记》、《焚香记》都是为了迎合具体演剧环境而将原有情节加以改变,环境实际上也就是市场需要对悲剧结局的制约.
中国的市民历来是喜聚而不喜散的,喜欢热闹而不不喜欢孤寂冷清.而相聚,团圆,热闹等等这些场面都是喜气洋洋的,充满欢乐的气氛.如著名的《西厢记》中老夫人百般阻挠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崔莺莺和张生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是冲破重重阻力,最终还是以喜剧收场结成了夫妻.这类民间老百姓喜欢的才子佳人故事情节模式和内容,市场需求量极大,而故事的结局往往都是一位官宦小姐和一位满腹经纶的才子结成百年之好.而且为了故事市场需求的多姿多彩性,故事中女主人公必会安排有一个贴身的很机灵的丫鬟,比方说《西厢记》中的红娘,《牡丹亭》中的春香等等.
有些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却是迎合了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同样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市场而产生的.《雷锋塔》中的白娘子与许仙的佛圆,则是为了宣扬阶级调和才出现的,而一些婚娈戏更是为了维护封建家庭秩序和传统的观念服务的.由《王魁负桂英》改编而来的传奇《焚香记》则变成桂英自缢后勾取王魁阴魂,同到海神前对质,海神判二人起死回生,夫妻得以团圆.
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悲剧揭示生活的深度和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控诉力量,但因为它符合了我们的民族心理,满足了人们的美好愿望,迎合了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现了市民文化,适应于市场需求,因此,千百年来受到各阶层观众的欢迎,甚至在今天的文艺作品中,仍能看到它的巨大影响.
三、文化功能与艺术作用
中国的戏曲内容往往由忠与奸、善与恶、压迫与被压迫的鲜明对立构成悲剧冲突,在悲剧中 ,人的、情感 、意志 、能力都是历史的产物,体现着人类的本质力量 ,但都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磨难,甚至是厄运,而且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这就构成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 在悲剧中,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但他们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预示着胜利、成功的到来,这就是悲剧大团圆产生的一种理想文化追求.大团圆结局传承、光大了中华文化,中国悲剧艺术的大团圆结局蕴涵着丰富的民族生存特点、生产特点、审美特点等等,它所体现的国人于绝境中仍不放弃希望的旷达人生态度是积极的民族生存信念,是坚忍不拔的民族斗争精神的显现.大团圆结局的创作就是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可、传承与发扬,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团圆结局也是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一种文艺方式.文学是社会的文字写真缩影,文学与社会异曲同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虽然造成了许多悲剧,但它最终的结局,应该说还是大团圆式的.人民的正义终于获胜,邪恶的丑类终于受到了历史的审判,含冤死去的,得到了昭雪,幸存下来的,得以团聚,它正体现了我们生活发展的必然性.
中国文学创作中有一种写作艺术手法叫“以乐景写哀亦倍增其哀,以哀景写乐亦倍增其乐”.中国古典文学大团圆结局的写作构思就是这种艺术手法的最好注释,结局在哀景铺叙后,笔锋一转写其乐,显其乐,将倍增其乐,结局在乐景中缀饰下,咀嚼整个故事,反衬其哀,对比其哀,将倍增其哀.如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风格最具有悲剧色彩的或者说悲剧色彩最鲜明的,毫无疑问肯定是《红楼梦》.但纵观全著,前面数十章节所有的欢乐,喜悦,热闹都是为了衬托后面的凄惨,而后面高鹗所续的《红楼梦》,贾家经历了抄家等一番变故后,又转悲为喜,出现了所谓的“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的喜庆欢歌情节,将前面所有的凄惨、哀怨、悲欢离合来衬托了后面的欢乐,喜悦,热闹.这样,更能显现中一种世态炎凉,悲喜交集,世事不定,并使文学作品出现参差错落、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的艺术感觉.
任何一个故事的叙述模式都与具体的社会政治、文化功能和艺术作用紧密相联系的,中国古典文学中这种大团圆的文化功能和艺术作用并且会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力,左右着一代又一代作者的创作思维.如现代人们最喜好的生活电视剧、幽默喜剧中也往往倾向于一种完美的或略有欠缺的团圆性结局,而在那些英雄化的喜剧甚至悲剧故事中,结局往往更被要求具有一种明确的大团圆性质,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特征顽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和艺术欣赏标准的深层积淀,它似乎可以表明在现代社会里这类取向的艺术构成和美学风格,英雄化喜剧大团圆结局几乎成了一个走向新生的民族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