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於可训《王蒙传》

於可训的《王蒙传论》对王蒙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评述.以评传或传论的方式研究作家,是深入文学史的有效途径.写评传的大致思路是将作家所创作的所有作品作为一个主体来对待,作家通过作品实现了自我的主体,更重要的是,作品一旦完成就与作家本人脱离而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在作品中展现的主体是与作家本人有所区别的.评传所注重的是文本研究,研究在文本中作家主体是怎样呈现的,有什么样的精神内涵,而不太关心文本中的主体与作家本人有什么关联,对作家人生经历的研究有所忽略.换言之,选择评传这个词,所要强调的是“评”.但在认真读了於可训的《王蒙传论》后,我发现於可训注重对作家人生经历的研究,他看重作家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包括作家对作品思想主题和写作资源的取合,也包括叙述方式以及创作风格的形成.毫无疑问,在於可训的视野里,也包含着作家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主体性,同时他还要探讨作品中的主体与作家本人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在对关联的探究中於可训实际上也将作品中所呈现的作家主体进行了更透彻的分析.他的思路是通过.传”进入到王蒙的作品主体,这就涉及到作家的两个主体,一个是作家本人在人生历程中呈现的主体,一个是作家通过写作在文本中刻印下来的主体.在於可训的论述中,这两个主体并不是简单地镜象式关系,有时重叠在一起,有时又处在相悖或相抗衡的状态之中,通过对作家两个主体的复杂的辩证关系的剖析,文本中那些微妙的玄机和意蕴也就得到了较为明晰的阐释.关于两个主体关系的剖析应该是《王蒙传论》中的精彩部分.


这也许涉及到作家评传或传论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注重历史,因此自古以来传记就十分发达,人物传记不仅在二十四史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自隋唐以后在书志中就专门辟有传记一个门类,所收传记更是汗牛充栋.因此以传记的方式来观照历史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别一番风景.文学史家朱东润认为,通过文学家传记的书写可以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为此他为传记的书写付出了很多心血,他甚至说过.身后如果他被称为“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就很满足了.但朱东润强调了文学家传记的特殊性,他认为,文学家传记不仅要做到以人为中心,以人物的情感发展和命运变化为主线.而且要藉此对其文学道路和作品寓意有具体的揭示.朱东润所强调的对作品寓意的具体揭示,也就是“评传”或“传论”中的“评”或“论”.对于文学家来说,他的作品就是他所创造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既独立于作家主体而存在,同时又与作家有着血脉联系.文学家传记的特殊性就在于,在文学家的人生历程中,始终会有两个主体在活动,这两个主体如影相随,又各自有着各自的灵魂.於可训也抓住了作家的特殊性,在这部《王蒙传论》中,他对王蒙的两个主体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因而就能够自由地出入于王蒙的两个主体之间,并对王蒙的文学有了独到的发见.

在於可训的描述中,王蒙几十年文学生涯的最大特征也就是表现为两个主体的被分离以及对这种分离的挽救过程.由此,於可训看到了两个不一样的王蒙,一个是“生活化的王蒙”,一个是“文学化的王蒙”.这两个王蒙构成了王蒙文学生涯的两个时段.前一个时段从50年代起到70年代末,“主要是一个像普通人一样过日子的王蒙”,后一个时段从70年代末到当下,“主要是作为一个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王蒙”.在前一个时段,王蒙的两个主体处于分离状态,而在后一个时段,王蒙的两个主体弥补相互间的裂缝,逐渐重叠在一起.根据王蒙两个主体间的特殊关系,於可训为他的写作选择了一个与此相适应的结构方式,他将传论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针对“生活化的王蒙”,重在“传”的内容,是典型的传记写法,力图真实客观地展现出王蒙自20世纪50年代初因为文学创作而遭遇到重大挫折后的生活经历,第二部分针对“文学化的王蒙”,重在“论”的内容,则是文本细读的方式,对王蒙的主要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於可训发现了两个王蒙之间非常有意思的承接关系,前一个时段中的“生活化的王蒙”成为了王蒙在后一个时段中进行文学创作的最主要的写作资源.於可训以老牛反刍的比喻非常精准地概括了两个王蒙之间的关系,王蒙在复出后的二十余年的创作中主要是对过去生活中吃进的“草料”进行反刍,这就决定了王蒙“不是一个与生活和时代同步前进的作家”,但王蒙的“反刍”式的创作“注入了现时代的某种和意志、情感和情绪、思想和智慧等诸多精神元素”,“变成了个人与时代、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精神的遇合”.因此,於可训认为,不能以是否反映了新的社会生活作为价值标准来要求王蒙,王蒙的文学价值在于,他通过对过去生活经验的反思和重新认识,展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或精神旅程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轨迹”.从根本上说,於可训是把王蒙的文学活动当成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来解读的.但於可训丝毫没有玩弄梦境、下意识、象征、隐语等一类现论,而是完全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实证分析方法去寻求答案.因此他要对王蒙的两个主体的客观真实的状况进行准确的考察,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於可训紧紧抓住王蒙两个主体间的辩证关系来分析文本,无论是他的关于“季节”系列长篇小说是“当代思想者反思历史的具有‘多声性’的思想文本”的判断,还是在对比《活动变人形》与叶圣陶的《倪焕之》对启蒙知识分子命运问题的探讨中去分析王蒙的审父意识,还是对王蒙在写作《布礼》的阶段为什么“不写肉体的痛苦而写心灵的考验”的解释,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新鲜别致的观点,而且是充满了说服力的.

以传记的方式观照历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别一番风景.古人强调“史传合一”,章学诚甚至认为,为人写传记是史官的专利,他人不得侵权,他说:“传乃史职,身非史官,岂可为人作传.”因此传记不仅要见人,而且要见史.好的作家传记不仅是记录作家个人的文学经历,而且是通过一个作家展现出历史的特征.於可训的《王蒙传论》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传论.於可训在传记写作中具有明确的文学史意识,同时,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於可训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当代文学史的新视野,这就是通过与当代作家的个案研究,去“探究一个时代的文学理想和追求”,去“与他(或她)置身其中的整个文学时代进行对话”.

於可训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有一个整体把握,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始终是以现实主义问题为中心的,而王蒙的意义则在于他在当代所走过的文学道路可以概括为“一条挑战和革新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因此分析王蒙的文学道路和心路历程,就可以对当代文学的起伏曲折加深理解.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潮,不仅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需要,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因此,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实主义文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入点.当然,在这里切忌把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概念,而应该将其视为在文学史长河中的一种活跃 的、不断变异的因素.於可训正是这样理解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的,在他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可以描述为“现实主义经由内部变革和外部冲击日渐走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也正是从这一立论出发,於可训阐释了王蒙的文学史意义.50年代,初入文坛的王蒙“以他对生活的善良愿望和善意批评,因为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对于现实的‘批判性’,而无意间冲击了某种业已形成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信条”.当然,这种冲击也改变了王蒙的人生命运,也使得王蒙在厄运中积累得更丰富的人生经验.于是就有了70年代末王蒙复出后的“有意识的和逐渐自觉的”对“被遵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和主导潮流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冲击”,这种自觉的冲击具体表现为“重建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革新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和艺术实验”、“在文学的体裁和样式,尤其是小说的文体、语言和叙述方式等方面所进行的种种革新和实验”等几个阶段.也许可以这么说,通过对王蒙传论的书写,於可训充分论证了他对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演变史的立论.

在《王蒙传论》中,对于作家的两个主体的综合考量和文学史意识这两个问题是统一在一起的.一方面,於可训在考察两个主体的关系时,看到了王蒙前一时段的人生阅历是如何深深地影响到后一时段的文学创作的,另一方面,於可训又是将这种考察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之中的.以作家传记的角度看,王蒙后一时段的文学创作就是在对两个主体严重分离的挽救.从本质上说,王蒙是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更重要的是,他的现实主义品格具有最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考察和分析王蒙在现实主义上的演变,其实也就是在考察和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演变历史.这一点在王蒙复出后的文学活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於可训将其归纳为,在吸收了欧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下,现实主义在容纳异质因素的同时,变得日益自由和开放,这是一个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正是在以王蒙为代表的中国作家的创作中完成的.

出于结构的需要,《王蒙传论》的前部分侧重于人生经历之“传”,后部分侧重于文学文本之“论”,这使得全书条理清晰,逻辑严谨.但既然是侧重,也就难免会造成遗漏.我以为最主要的遗漏在后一时段中的“传”,於可训在前部分充分描述了这一方面的情况.而在后部分,於可训主要注意到一个“文学化的王蒙”,而忽略了“传”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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