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49-1966年的文学,史称建国17年文学.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使得作家在选择题材时总是将目光聚焦在“革命”上, “解放了”的心态赋予作家们一种全新的视角去思过去,看现实,想未来.从而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在与旧时代“断裂”和“告别”的时候,不同年龄、身份、性别的作家同时青睐于“重大题材”的写作.今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梳理、探究建国17年小说创作,不难发现,作家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心态与题材的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作家
(一)来自不同政治地域的作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创作理念与创作心态
1.来自解放区的小说家
以赵树理、周立波、欧阳山、周而复、马烽等为代表的解放区的小说家,他们从延安走出来,经历了人民战争的洗礼,沐浴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光辉,始终认为文艺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学为政治服务”,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对于解放区的小说家而言,文学创作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他们很难理解“文学自主、独立”的观念,把政治活动、社会参与与文学创作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他们普遍认为,只要凭藉着“先进的世界观”,作家就能够正确地认识、把握客观生活和人的生命过程的“本质”和“规律”.
的确,解放区的方向就是新中国的方向,所以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和方针、路线,并且,很快就写出了一批表现工农兵生活,再现新主义革命,歌颂,歌颂新社会的作品,因而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并陆续成为各级文艺界的领导人.
总体上看,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包括进入解放区和在解放区成长的两部分)和上世纪40-50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是这一时期作家的主要构成.他们被认为是“中心作家”,成为建国17年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2.来自国统区的小说家
从国统区出来的作家,情况较为复杂,大致有几种情况:
(1)以茅盾为代表.建国后原打算继续耕耘长篇,却被动地成为“领导人”,抽不出时间来整理创作的思路.不过,即使有时间,他的创作理念和心态始终不能和时代合拍,恐怕也难以成就优秀作品.
(2)以沈从文为代表.作为当年“京派”小说的领衔者,沈从文始终坚持文学应表现“人性之常”,讴歌“生命”、“美”、“爱”,认为文学应“远离政治”,提倡作家应“实现心境上的相对从容和宽裕”,这样的创作理念,在需要热情歌颂新生政权的建国初期,显然是不合潮流的,因此,他只能躲进故宫,埋头于故纸堆,研究中国古代服装.
(3)以巴金、老舍为代表.巴金和老舍先生,虽不是“党的人”,且远离主流文学,但巴金一贯彻底地反封建,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老舍致力于国民性的探索.因此,对新中国他们有着一种朴素、真诚的感情,渴望用自己的笔去描绘一个新的世界.遗憾的是,他们对工农兵的生活较为陌生,终不能像赵树理那样写出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好小说.
(4)以张爱玲、张恨水为代表.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张爱玲、张恨水,进入新中国后,沸腾的、光明的、积极的现实生活,已没有他们的小说生长的土壤和气候,青年男女的婚恋就像小二黑那样,受到人民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人民政府提倡一夫一妻,反对男人纳妾,新鸳鸯蝴蝶派没有了市场,“二张”只好走的走,转行的转行.
此外,还有一批作家,如丁玲,她曾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二等奖,在延安时代又受到过主席的亲自接见,按理说,进入新中国后,正当盛年的她应该写出符合《讲话》精神的作品,不幸的是1957年被打成,被迫隐失.类似情况的为数不少.
综上所述,从解放区出来的作家以其“文学为政治服”的“正确”理念成为建国17年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如是,成就了建国17年小说中革命战争题材和农村题材的小说.
(二)作家的“身份”决定着他们的创作理念与创作心态
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要么是为追求革命投奔延安,用笔做武器,书写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丁玲等人, 要么是解放区里土生土长的农民,参加革命,在实际革命中记录生活,解决问题,如赵树理.无论那种情况,他们的第一身份都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既然是战士,其天职就是服从,就应该“党教干啥就干啥”、“一切行动听指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最高领袖说,文学为政治服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家们当然就得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去表现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形象.
巴金、老舍这些非主流作家,在建国初期那种燃烧的岁月里,受到环境的影响,内心那份对新生活的憧憬也情不自禁地洋溢起来,不是战士,也要上战场,在文艺战线充当急先锋.这样,在那时有资格进行创作的都去写革命战争题材,都去表现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也就不奇怪了.
对于沈从文、张爱玲、张恨水那样的作家,本人不具备“战士”的身份,也没有“文学为政治”的创作理念,当然就没有资格入局,只能淡出建国17年的创作.
(三)作家的“修养”制约着他们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心态
所谓“修养”包括修身养性、反省自新、陶冶品行和涵养道德.从广义看是指人们政治、道德、学术以至技艺等方面进行的勤奋学习和涵养锻炼的功夫,以及经过长期努力达到的一种能力或思想品质.这里提到的修养,主要指作家的文化素养.
对于来自解放区的中心作家来说,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成长空间决定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由于解放区多是我国较偏僻、落后地区,五四新文化的清风难以吹进穷乡僻壤,因此,他们大多未能接受西学的影响,囿于穷山恶水,学历不高,文学准备普遍不足.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经验主要集中在农村、战争和革命运动等的方面,虽然有的作家在以后的生活和写作过程中,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弥补了自己文化上的缺陷,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底蕴的肤浅,文化视角的狭窄,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这样必然导致他们创作理念的落后、狭窄,创作心态也显得功利,不够平和,对于现代派的写作技巧,包括传统性的一些问题, 如生活经验如何转化成文学创造、虚构能力和艺术构型能力等,许多作家无法接受,不能理解,甚至拒绝,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就是作家们缺乏“可持续性发展”,后劲不足,有限的生活素材与情感体验很快消耗之后,于是产生了“”便是“终结”的“一本书作家”.
二、题材的选择
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把解放区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指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这一性质的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和展开方式,制订了规范性的纲要和具体细则.
新的国家制度奠定并规范着建国17年小说创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框架,党对文学的调控和领导,常常通过“重大题材”的提倡和推展来实现. “重大题材”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要求文学在一种新的国家意识下对历史和现实的重新书写,要求作家按照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处理好政治与文学,理想与现实,个人和集体等等一系列关系.
因此,在建国17年小说创作中,“题材”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题材”被认为是关系到对社会生活本质“反映”的“真实”程度,也关系到“文学方向”确定的重要因素.“题材”成为关注的焦点.
不同的题材,具有不同的价值等级.
1.主要题材(重大题材)
表现工农兵在中国领导之下的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任何个人的行动和命运必须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否则,便没有出路,表现作家对光明面的直接歌颂,而不能有一丝对新生活,对的玷污,强调文艺反映的生活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美,更典型,更理想,“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