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莫言这位文学大师也曾是检察战线的媒体人.他的文学生涯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莫言大部分文学力作.本刊特邀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先生与莫言的文学对话,编撰本文以飨读者.
记者：是什么让你走上文学之路的?
莫言：可能是孤独吧.小时候我的作文还不错,应该说还是老师喜欢的.但我从小就喜欢用另外的声音说话,不愿意跟在老师后面人云亦云.那时我就想着占领舆论阵地,办了一个《蒺藜》早饭小报,也就是黑板报,专门写那种浑身是刺的打油诗,后来被学校开除.后来复课闹革命,我也因为有“前科” 而不能上学,只能去放牛.一个人牵着牛从校门口经过时,心里倍感凄凉.在田野对着天空的鸟、河沟里的青蛙放歌,革命歌曲唱到第三段就改成自己的歌词了.那时赤脚光着脊梁,一副前路茫茫的样子.但也因此,我有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光.可以说,从开除校门到长到十六七岁,我跟牛羊待的时间远多于和人相处的时间.为把牛羊放得更肥一些,还会到更远的荒地去.母亲用手绢包着玉米饼或地瓜给我做午餐,但我常常在路上就吃光了.饿了就到地里找野果子吃,还吃过刘连仁吃过的野韭菜.渴了就喝河沟里的水,经常把小蝌蚪喝下去.
这段时光对我后来的写作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个人最早写作时,往往离不开自己的童年经验.我也是这样,想早期从儿童视角写的《透明的萝卜》,小孩打铁的事,我自己就有.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给一位师傅当小工.评论家往往认为大自然、动物是我作品的重要构成,这其实就是那段经历造成的.因为天天就是和大自然打交道,一起笔就能感到它们向我的作品里跑.写出来后听到的好评很多,以至于我的创作一度有些不加节制,写了七八章了人物还没出来.后来意识到这样有意为之远没有自然流露好,现在反而主动节制了.
记者：在文学发生过程中,在接触某个现实情景之前,有一个想象,后来在现实中碰到了,这对你以后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莫言：我在上世纪80年代曾口出狂言：没有见过大海的人写出的大海更壮阔,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写出的恋爱更美好.经常在海里打鱼的人他同惊涛骇浪作斗争,他对大海很麻木甚至很厌烦很恐惧了.谈过很多恋爱的人他对爱情的酸甜苦辣品尝得太多,绝不如一个没有感情经历的人把感情想象得那么完美无缺.就文学而言,完全对一个事物不了解是无法想象的,要有想象的素材.我毕竟要见过雪,见过雪的颜色,知道雪的六角形状,这些关于雪的基本常识我应该知道,然后我再想象雪落在原野上,降落在黑色的森林上,降落在起伏的山峦上,降落在尖顶的塔楼上,降落在平顶的房屋上,在街道上,在柳枝上.
记者：也就是说你80年代的文学观念得修正?
莫言：也不是说得修正,80年代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所谓现实主义做一种反抗.中国文学理论曾经是现实主义一统天下,从上个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一直是主旋律,每一个作家都必须按现实主义的金科玉律写作,必须忠实于生活,要把作品当作对生活的模仿.改革开放后,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文学理论也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任何事物都有一种矫枉过正的说法,为了表示对现实主义的反感和反抗,所以我口出狂言,说我没见过的事物写出来也许更加美好.但是军事题材的老作家对我们这些年轻作家发出疑问：我们经过了战争的考验,现在我们老了,写不了了,你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怎么能写军事题材的小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为此写了一篇论文.
记者：你的小说《檀香刑》在故事的构架上很精彩,是不是你把故事的结构搭起来之后,在描写上特别注意,有意识考虑怎么让它能飞起来?
莫言：一个作家在构思一个故事过程中也需要想象力,写小说像盖楼房一样需要一个基本的结构,盖五间还是盖八间,房顶是尖的还是圆的,这都需要想象.我构思一部长篇,第一要有人物,第二要有故事,还要有历史背景,这些一旦确定后就可以开始了.长篇小说的结构本身也需要想象力,例如拉丁美洲作家略萨,他的最大强项就是每一部长篇在结构上都要出新,有人称他为结构现实主义.考验小说家的另一个标准是对细节的描写,好的小说家和差的小说家即使写同一个故事,由于细节的处理不同,作品依然会有很大的差别.比如一些作者在面见编辑时,常常说,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一边写一边流眼泪,但旁人看来这小说却极其虚假：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就是因为它没有细节描写,产生不了说服力.
记者：前一段时间,有人曾批评当前中国小说缺乏故事性缺乏想象力.写小说的人需要想象,编小说的人也需要想象.你对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意见?
莫言：这很难回答.实事求是地评价,从80年代起,中国的文学逐步回到文学的本位,过去很多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被带到文学里,现在大家都慢慢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像大浪淘沙一样一步步过来,80年代很多红得发紫的作品,现在已经无人问津,作者自己回头看,也会觉得自己浅薄幼稚.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希望作品能成为拨乱反正的工具,能够提出时代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后来大家渐渐认识到,这些恐怕不是文学要承担的责任.我的观点大概是唱反调,不合时宜.
前不久有人提出,中国作家缺少思想,我认为不是缺少思想,而是思想太多了.很多作家经常把自己错以为是国家领导人、救世主,肩负着改变社会的历史责任.而且经常在作品中灌注那些所谓的伟大思想,结果就是思想伤害了艺术.好的小说是作家无意识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作家高举着思想的大旗,发誓要写出一部伟大作品时,那基本上是在发疯,伟大的作品、有思想的小说,从来不是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的.
所以我讲,作家最好没有思想,思想越多越写不好.这一观点经常被很多人批评,被很多人嘲笑.我实际上也是一种拨乱反正.我觉得现实情况是,浅薄的思想太多了,深邃的思想太少了；装模作样的思想太多了,实实在在的思想太少了；虚伪的思想太多了,诚实的思想太少了.
记者：在你的一些文章中,经常提到母亲,但提到父亲比较少,你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