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当文学“粉丝”们流泪、尖叫,呼唤着偶像郭敬明的名字时,中国作家传统的星光大道则显得有些黯淡
在郭敬明之前,或者说在更早一点的少年作家韩寒之前,作家成为明星,在中国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成为侈谈.许多作家都是灵光一现,出一两本口碑不错的书后就迅即消失,凭借作品带来的人气,或下海经商,或,靠卖文为生的越来越少.浮躁的心境主导下,作家写不出满意的作品了,这加速了中国社会阅读习惯的瓦解.
而与郭敬明时代相呼应的是,在历史上许多作家也曾作为口口相传的明星存在着.
乱世“星”现象
“作家就是明星,这是有历史传统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18世纪,像伏尔泰、康德这样的大家,虽然他们的书印数很少,但在法国或德国上流社会的地位很高,很多贵妇人不懂得他们的学问,但乐于向他们请教,并且以能够谈论他们的作品为荣.人们对作家有种好奇,在那个时代,其他领域的公众明星并不像现在这么多,作家被制造成明星,相对来说更加容易.
不过,中国早年的“星作家”并没有像郭敬明们一样有太多的包装与排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自发造就了“乱世群星”的格局.当时中国士大夫的传统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自行崩颓,中国文学随之混沌初开、宗师并立：一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言论家、社会评论家、学者作为作家的中坚力量,以鲜明的批判态度迅速崛起；另外一方面,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人文作家,也将至善至美的文学理想、探求人性的文学立场趁机推向了极致,虽然后者“在喧哗的时代中迟迟不能够得到理解”,例如郭沫若就曾经撰文,认为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还有很多作家左翼化了,他们把自己的文学和革命运动挂上了钩,如丁玲,她的荣辱成败终生同政治评价联系在了一起.
而无论左中右,剧变的时势几乎提供了文学疯长的一切沃壤,滋养了一大批流传至今的“恒星作家”,他们活着时就被时代赞扬或贬抑,普遍有着创世纪的坚韧、大气与精巧.即使是表达市井生活,因背靠大时代的风云,个人的生活琐碎竟也是空前的海纳百川,比如张爱玲、苏青这样的都市作家,一样以敏锐、机智的文风而成为“时代星女”,宛如乱世里的佳人在沦陷区大红大紫.
建国后,中国开始在作家队伍里政治造星,文学的启蒙功能转化为政治服务功用,“五四”传统下生长的作家在茫然中失去了创作力.被归为右翼的沈从文陷入了精神失常,他在手记中记录：“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左翼作家也大都在政治运动中失势了.
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时势造星完全让位给了政治造星,特别是年代,不少作品概念化、公式化,直露地图解政治,纯粹成为政策宣传的“工具”,但一批无名作者却因此而成为“卫星作家”,火速上天.郜元宝介绍,“当时的作家是以接受政治任务的方式去写作,出现了很多工人作家,他们可以说是当时的文学明星.”
寻找个体表达时的文学失落
上个世纪中国步入改革时代,但文学与政治关联的造星惯性却未减速.王蒙、蒋子龙、张贤亮等都是当时的亮星,那时中国的传媒和大众文化还没有发达起来,人们主要是阅读,所以作家不想成为星也很难.有趣的是80年代,“政治命令的写作没有了,但作家主动地融入那时的意识形态,主动变为传声筒,有一种幸福感、解放感和使命感,不知道在背后操纵他们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大手”.而当时作家获奖、成名的惟一标准就是“跟不跟得上形势”.著名文学出版人安波舜回忆,东北地区的一位作者,曾写了一则短篇小说,描写一位老生产队长在承包土地政策未实施前的痛苦心情,恰好农村正搞包产到户,此文一举获得全国大奖,他由此跻身专业作家行列,成为省作协的主席,这种鲤鱼跃龙门的幸运让人目眩.
80年代末,作家的光环却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郜元宝认为,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以王朔为代表的青年作家出来了,那些“正统”的作家们迅速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嬉皮士的、颓废的、迷惘的、或者是锐意探索的“先锋”.
不过,仍有人在默默探索人性在时代变革中的内涵,从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了个人叙事立场,表现出强烈的多元化倾向.这种实践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了端倪,创造了一批“彗星作家”,诸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他们的作品为中国文学20世纪的最后十年划出了一些耀眼的光芒,但这批作家中的很多人,或经商或做官,在一度时期内鲜有优秀作品面世.
也有文学评论者预言,这些作家将在经历近10年的中年迷惘之后,从50岁左右开始,陆续地重新给中国文学界带来星光灿烂,最近裹挟《许三观记》余威的余华的复出也许就是一个征兆,从读书市场来看,人们对余华、苏童们仍有强烈期待.
“超女”型作家
“星作家”尚在优雅、缓慢地向前运行时,郭敬明来了,他的文字中充满着青春的残酷和绝望,“我总是看不清楚你的脸,你脸上沉沉的如同雾霭般的忧伤,你脸上的如同火焰般的乖戾,几百年几千年轮回转动,我在命运前匍匐了几世几代.”这种充满灵性的青春之美在人们还不肯承认其价值的时候,让年幼的读者泪流满面,轻易地就颠覆了中国作家传统的造星体系.
《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认为,现在的文学消费者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对文学还保持着原始的冲动,不像成年人那么理性,而年轻作家与年轻读者更易沟通,更易被认同.
以《晃晃悠悠》成名的作家石康将郭敬明现象比喻为“作家中的超女”,即恰好也是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这样的海选脱颖而出的,这让一个尚未掌握纯熟写作技能的青年,有机会凭借自己原生的才华走红,并成为大众明星.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认为,除了网络的写作方式和年龄背景,出版社的炒作包装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当年郭敬明刚进入上海大学不久,春风文艺出版社就宣布要买断他大学读书期间的所有创作,“这其实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等于做广告,完全属于出版商要把作家造成明星的有意识行为”.
郜元宝的忧虑在于市场并不是按照文学性来筛选的,如出版商急功近利,就容易导致作者投市场所好,虽然这个阶段所形成的文学生产的模式很强有力,也很具刺激性,但是一定会付出代价,比如明星作家自我评价的失真,以及为占领市场份额导致的心态浮躁.
“这与我们的文学本身的不成熟有关.”郜元宝呼吁,中国文学界以后的发展,除了依靠现在的造星运动以外,还可以有一些新的方式：比如发展一些纪实文学和回忆录,像李锐、朱正、杨显惠、尤凤伟、章诒和、吴中杰等人的作品,既带有一定的文学性,又涉及普遍的社会问题,而且是以学者的身份去写,并非虚构,可以填补中国文学的空白；另外,翻译文学正在悄悄抬头,现在很多中青年作家都是读翻译小说成长起来的.
“我希望这能给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明星作家们发出一个信号：读者们的眼光并非只是聚集在你们身上,你们只是市场的一部分.”郜元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