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打工文学是由内容决定而不是作家身份决定.
打工文学注定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而不可能是对现实的妥协或简单折射.
打工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不同于中国当代文学任何一个时期.
打工文学就人物塑造而言翻开了当代文学新的一页.
打工文学的出现拓宽了底层文学的局面,使宽广的底层写作横出一枝,格外醒目.
“打工文学”这个词进入公众视野已接近二十年,要比底层文学的提出早十年左右.“打工文学”以极大的同情与热情关注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下岗的工人.
深圳是中国的改革前沿,率先涌入深圳打工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下岗工人之人数多如过江之鲫,深圳也以极大的热情接纳了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和理想的打工者,这些打工者也把自己的血汗奉献给了这片沸腾的土地,深圳也以极大的热情和深远的眼光扶持和关注了他们的精神诉求,并且使深圳变成了打工文学的策源地.不争的事实是,打工文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单单只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似乎已经正在形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学流派,因为在此之前从来还没有过像打工文学这样明确地提出我们是什么什么文学,“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的提出和打工文学在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上有所不同,“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是没有限定写作对象的隐性思潮,它没有像打工文学有十分具体而且被限定的写作对象――打工者.
打工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影响所及对底层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使底层文学写作有更加深刻的情感表述和底层生活展示.
使中国当代文学的结构空间更加完整宏大.
打工文学所塑造的人物,从某一个侧面鲜活地反映了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史,而这些被努力塑造的人物从精神到思想都有别于1949年来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他们不能等同于1949年以来的工人形象和农民形象,以前是“工农兵光辉形象”,而打工文学所努力塑造的工人农民形象几乎是新时期以来的复杂的社会矛盾总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打工文学最大的收获所在.也应该是我们分析打工文学发生发展及其所蕴含着什么样的社会意义的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无所依凭的农民兄弟,无论他们是积极还是被动,他们参预了城市的扩张运动但他们最终还不是城市人,这些人生活在城市而城市却不是他们的家,他们干着工人的活计却依然是农民,对家园的回望和对自身所处的城市的审视让他们产生了有别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完全不同的情感.所以说他们与建国以来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农民形象有所不同,在谱系上说也不可能属于哪个谱系.农民工是开放改革以来产生的新型人群,是奇怪的结合体,一半红,一半绿,一半是工人,一半是农民,他们的情感可以说一半是恨但另一半也不可能是爱.出现在打工文学中的工人形象,也不再是以往的工人阶级光辉形象,多少年来工人阶级一直是以主人公的形象出现在文艺作品中,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他们生活在这里,却根本不会是这里的主人,而只能是匆匆过客,他们来深圳,不过是把汗水洒在这里然后再走向他方,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他们已经失去了过去至高无上的尊严.在改革中,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他们失去了可以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呵护的体制,这体制哪怕是最低限度地给予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和安全感,但他们在心灵上还是觉着安稳,虽然他们有种种的不情愿,但他们不得不失去他们多少年来所依赖的东西,一旦失去,等待着他们的是无所适从的境地！那种大合唱般的集体劳作已是昨天的怀旧梦境.从离开土地的农民到下岗工人,我想,就这些打工的农民而言,他们一旦再去买稻种,可能已经不是或根本就没有了“梁生宝买稻种”的那种情怀,他们面前如果真还正站着《艳阳天》里的地主坏分子马之悦或马小辩,他们也可能根本就不会再有肖长春那样高度警惕的阶级意识.他们,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土地来到深圳这个城市,不可能再有《乡场上》细心照顾苞谷的那个老人的情怀,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把他们的生活秩序突然一下子全部打乱,这些离开土地纷纷走向城市讨生活的农民再次在城市集结起来,为了生存,为了生活,重新寻找和组合他们的梦想和人际关系,惶惑、不安、热爱、仇视、奋进、努力,情感是复杂的,他们是这个时期社会矛盾的集合体.所以说打工文学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完全不同于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我认为这是分析打工文学最好的途经.紧张、不满、劳做,奋进,愤怒着和期待着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一旦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在打工文学作品中,他们在精神不能不大大有别于建国以来截止八十年代初期的任何时期的农民的文学形象.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兄弟,从来没有这么自由过也从来没有这样失落过一旦脱离了土地的束缚,脱离了农村政权的约束与农村政权给他们的某种保护,在精神上的四顾茫然和无奈进取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得不翻开的新的一页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打工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启示和贡献.从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从精神和思想上分析打工文学,这一点应该得到充分的论述,就这一点而言,打工文学和任何时期的文学现象都截然不同.
再说那些来深圳打工的下岗人群,他们大多是下岗工人,打工队伍的另一半组成成员也就是这些城市下岗人群,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形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所承受最重的人应该是这些下岗的人群,他们之中不单单是工人但最主要还是工人.这是打工文学所描写的另一人群所在.他们和农民兄弟相比,有更多的不满与迷惘,受过教育,有相当的技能,忽然失去工作的机会和一无所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工厂关门,工人下岗,皮没有了,众多的下岗工人像毛一样在时代之风中四处飘散！他们来到像深圳这样的城市,他们的感受和农民不大相同.建国以来努力塑造的工人形象在这里,在这个特定时期,具体而言,在打工文学中得以彻底的解体,工人还是工人,却已经是打工工人,他们身上曾经光辉夺目的领导阶级光环已不复存在,《咱们工人有力量》中所赞美的力量已经很难凝聚到一块儿,工人身上所具有的优秀的外在形式,都在下岗再就业――打工中渐渐被剥落殆尽,而人的本质性的东西却渐渐升华显露出来.这些再次出来打工的工人,既不再是周而复笔下的那些工人,也不是蒋子龙笔下的工人,更不能等同于胡万春等工人作家笔下的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工人形象,三中全会后中国的主要矛盾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百倍于他人的痛苦的就是这些下岗工人,真实而刻骨的生活感受,让他们有与众不同的切身感受和疼痛后发出的嚎叫,自强不息的背后不再是骄傲而是深深的痛苦！当家做主的豪情已经被养家糊口的最低现实要求所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其精神境界注定打工文学中出现的工人形象和以往的工人形象大有不同.打工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任何其它文学现象,我认为,其根源就在于所描述的对象,所塑造的形象,和以往的不同.大背景变了,人的情感也在迅速改变.打工文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中国内部阶层的矛盾和冲突不被再遮蔽,也不可能再被遮蔽,打工者灵魂深处的矛盾直逼现实问题的存在,也让任何人都不得回避,谈到打工文学,就这种强烈的倾向性而言,可以说打工文学首先是做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着,然后才是文学现象,所以,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打工文学所创造出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堪为这个大变革的时证,并为未来提供着鲜活的社会资料,在这一点上,打工文学应该首先是社会学的,然后才是文学的.在当代文学的大格局之内,打工文学不可或缺或不可取代的地方就在这里――所塑造的形象和过去不同,打工文学所塑造的打工者形象的喜怒哀乐折射着我们这个时期的巨大而微妙的变化.可以说,打工文学的出现使底层文学有更加硬朗的现实意义.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的是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的关系,打工文学的发展使后于它被批评界提出的底层文学更加深刻,可以给读者和批评界提供更加真实而刻骨的生活感受,这感受不是与众不同,而是与史不同,与以往不同.不得不再次提到的是打工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打工文学的出现使当代文学整体格局更加丰富完整.从古到今的文学构架是既包括作家的又要包括民间的,是既有可以入科举的诗作也要有贩夫走卒们可以口口唱诵的竹枝词,纯文学和所谓的精英文学可以从某个精神高度关注生活,打工文学也可以从最低的视角仰望这个世界并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改变命运,追求美好,寻求平等,共同建构美好世界的愿望.
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打工文学就思想和精神而言使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更加丰富而不可或缺.这是打工文学近二十年来对当代文学的最大贡献.
(作者单位:大同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