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陈卫平
前几年开始了打羽毛球.一个星期两场,有人邀,再加一场也是常有的事.羽毛球运动量很大,一场球下来不掉下半斤汗,至少也有二三两.那汗里当然有油,那油就是体内的脂肪.假如你跟一个刚打完羽毛球的人坐在一起畅谈未来,畅谈了五分钟后,你基本上想死,那气味太重了,有点像从猪身上剔下的板油的气味,让与你谈话的人不想接触未来.也许是我的鼻子太敏感,属狗的,八成就是个狗鼻子.这鼻子害得我时常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有点像曹操,疑心重.玩笑话.但有一点是真的,每次我打完羽毛球,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然后再干别的.很多人都是我这样干的,估计都跟我一样长着个嗅觉灵敏的鼻子.
记得有次打羽毛球,打出了小学同学.这话不合逻辑,但合情理.那天我和一个朋友上球馆打球,打到半途上,有个女人走上来,笑着问：“请问你是不是叫何斌?”凡是有人问我叫何斌的,这个世界上都是我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同学.那时候我还没有何顿的笔名.我回答望着我笑眯眯的女人说,“我是何斌,你是——?”她要我猜,我盯她一眼,真的看不出她是谁,说我真想不起来.她说：“陈卫平,你的小学同学,我们以前住对门.”
关于这一点,她说得一点不错.我们小时候都住在湖南第一师范.她父亲是老师,我父亲是校长,中我父亲被打倒,她父亲好像也出了点问题,于是都被赶到了一师四宿舍住,住成了对门.那不是一九六七年,就是一九六八年,反正当时我们都很小.陈卫平小时候蓄一根很粗的辫子,那辫子跟《红灯记》里李铁梅的辫子类似,相当威猛,一甩,基本上可以把你的鼻子打出血,像冯作家写的《神鞭》里的那根神鞭,好在那时候我离她远,我的鼻子就没被她的辫子抽出过血.那时候她爱穿一件红色的灯芯绒衣,下身穿的是什么就不敢记得了.可能也不是她爱穿,八成家里就只给她做了那件,反正记忆中就是一件红色的灯芯绒衣.陈卫平笑眯眯地说：“不记得了?”关于她脸上的笑,我要说明两句,那是成年女人脸上的笑,笑得热情、友好、亲切,像领导脸上的笑容.后来果然被我证实,她是某局副局长,官不是很大,但仍是个官.当了领导的人,是要准备几种笑容,不准备那怎么像领导?假如我是领导,我也会准备几种笑容,对于陈卫平我也会像她那样笑.这个成熟女人脸上的笑容与我少年时候认识的小女孩出入很大,那个陈卫平蓄着“神鞭”,这个陈卫平剪着短发；那个陈卫平是个不爱说话的女孩子,这个陈卫平笑得山花烂漫的,我怎么能对得上号呢?但是我不能说不记得,我说不记得那还是同学吗?我说记得记得.她的笑容就变得更友好了!这是我需要的,如今是一个各人都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盘的世界,笑容于是就变得很可贵.假如我当时说我不记得,她的笑容就会凝固,一凝固就没有后面的一大群小学同学见面了.
陈卫平说：“去年我们搞了一个小学同学聚会,有人问起你,但没人知道你的,找不到你.”我笑,想真要找我是找得到的,只是没有人认真找,认真找还怕找不到么?我又没出国,更没飞上天.有同学在聚会上提到了我,于是有同学敷衍说：“啊,找他不到.”估计是这样.我说：“那是的,我有很多年没跟小学同学联系过.”陈卫平问我：“小学同学里你还记得哪个?”我脱口而出,“彭立中.”彭立中的父亲救过我的命.这可不是写小说,而是真的!我入小学前,六岁的时候我与彭立中去一师菜地的塘里舀青蛙的儿子——小蝌蚪,不幸落入塘中,是他父亲赶到（他父亲当时是一师范的花匠）,用粪瓢将我舀上来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他父亲把粪瓢插入水中,我攀住粪瓢的一端,他父亲就把我拉了上来,拉上来就按我的肚子,把积压在我肚子里的水挤出来,然后给我做人工呼吸,使我挣脱了死神的怀抱.这样的人我当然是第一个记得!她说：“还有呢?”我说：“杨湘汉.”小时候,父亲被打倒,打成当权派、走资派和叛徒.当权派和走资派还能接受,“叛徒”一词却怎么也无法接受.因为有一个甫志高被双老太婆一打死了,甫志高就是叛徒,《红岩》里的,少年的我们都知道.那时候我们还玩过这个游戏,凡是被扮演叛徒的人,都被我们一顿猛揍.既然是“叛徒”的崽,那基本上就是被打入“冷宫”的,我就调皮,因为不调皮不行,狗崽子,不调皮就会被别人欺负得更加厉害,一调皮就讲狠,一讲狠就要打架,一打架就有人来我家告状,一告状我那个父亲就恼怒,他一恼怒我就要挨打.这是连锁反应,一环连一环的.有天放学,我回家,就见一个半小时前被我暴打过的同学的母亲牵着儿子怒气冲冲地从我家出来,我那个“叛徒”父亲躬身相送.我一见,心里大叫一声“不好”,拔腿就跑.
那应该是冬天,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那天晚上我又冷又饿,我就想起了杨湘汉.差不多是半夜了,我走到杨湘汉家的门口,敲门,门开了,是杨湘汉的母亲.杨湘汉的母亲一见我那副模样,就知道我犯了错误不敢回家.她说：“我杨湘汉已经睡了.”我饥肠辘辘地望着杨湘汉的母亲.她说：“你还没吃饭吧?”我点头,她就炒了碗油炒饭给我吃,还煎了个鸡蛋.那鸡蛋在我记忆里黄灿灿香喷喷的,让我目光放亮.要知道,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她为我煎一个鸡蛋,杨湘汉就要少吃一个鸡蛋啊.那天半夜,是她把我送回家的,从冬瓜山走到青山祠,少说也有五华里.她还要一个人走回去呢.好在那个年代,地痞流氓都不敢乱说乱动.那天晚上,我在像下跪了一个多小时.父亲没打我,因为杨湘汉的母亲说,重在教育,不要打人.父亲让我面对像认识错误,认识了一个多小时,膝盖都“认识”痛了,父亲才让我上床睡觉.这便是我记得杨湘汉的原因.假如不是陈卫平,这些少年时代的记忆都丢在记忆的仓库里封存了,可能永远也不会去翻动.陈卫平的出现,这些少年时的记忆就掀开了,带一点尘土味儿.
二、杨湘汉
杨湘汉是我小学时玩得最多的同学,他住在长沙市南区的冬瓜山,我少年时候如果去冬瓜山,就是去杨湘汉家找他玩.少年时候的杨湘汉个子高大,讲义气,玩在一起等于是“武装”自己.现在他还讲不讲义气,不得而知.杨湘汉的母亲非常好,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不光是那次送我回家,让我免遭父亲一次暴打.还因为那是个善良的妇女,对杨湘汉的同学都好.我问：“杨湘汉也来了?”陈卫平说——仍然是一脸友善的笑：“他来了,你还记得哪个?”有一个女孩子的名字从我嘴里蹦了出来,那种蹦简直就是一颗石头飙到车玻璃上似的,只差玻璃碎了!我说：“王爱英.”陈卫平说：“王爱英?同学聚会时她来了,她还是那样子.”这是陈卫平说的原话,又说：“她没什么变化,还是小时候那样子.”我说：“真的吗?”后来证明,王爱英不是我小时记忆里的那样子,三十多年都过去了,不可能还是“那样子”.陈卫平与王爱英接触得多,感觉不到王爱英的变化,我与王爱英三十多年没见了,就能感觉到.三十多年,金子都会沾灰或生一种类似锈的东西,要抛光才能重新闪亮,何况人.我这样说,并非是王爱英变丑了,而是人老了.这是没办法的,岁月就是这样从我们这代人身上毫不留情地淌过的.
我这人婚姻念头动得早,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我十岁时就想到了结婚.我懂事得可能早了一点,差不多属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一类,跟李铁梅说不定还是表兄妹.那时候看到别人结婚,心就痒,就想到了自己要结婚.记得十岁那年,我和另一名叫周建辉的小学同学于某个晚上到劳动广场上玩,也不知是玩什么,那是夏天,两个孩子没事就跑到劳动广场上瞎玩.瞎玩中也不知是他引起的话题还是我引诱的话题,两人开始讨论班上的女同学谁最漂亮.他想了想说：“赵子琴最漂亮.”我说：“王爱英最漂亮.”周建辉反驳说：“我觉得赵子琴最漂亮.”我问周建辉：“为什么你认为赵子琴最漂亮呢?”周建辉说：“我就是认为赵子琴最漂亮.”我说：“我还是认为王爱英最漂亮.”那时候,在我心里,男人长大就是二十岁,我就想我还要等十年才能与王爱英结婚就心里没底,于是望着天空说：“还要等十年.”那时候,王爱英在我眼里能歌善舞,声音又甜,全世界似乎只有她是最迷人的女孩,自然便是我童年时候梦想的妻子.
王爱英现在是我另一小学同学刘钢锋的老婆,刘钢锋人非常好,很重同学情,同学们聚会,他是组委会的主要成员.那天我在饭桌上把我十岁的时候与周建辉同学在劳动广场上说的话告诉同学们时,他笑得最开心.王爱英也很愉快,采访我道：“那你高中毕业后又没来找我呢?”事实上我小时毕业后就离开了湖南第一师范,他们还在一师附小继续读书,读那种“戴帽”初中.我父亲因当时是“叛徒、当权派和走资派”,我妈怕我没有初中读,因为一师的造反派当时就成功地阻挡了我大姐读高中.我妈怕一师的造反派不让我再上学了,就在我小学毕业前夕将我转到了她所在的新兴路小学,我是在新兴路小学毕业的,进了长沙市十七中学.陈卫平、王爱英、刘钢锋、彭立中等却是在一师附小读的初中.我记得王爱英是因为我少年时候特别喜欢她,第一次天真地动婚姻念头确实是动在她身上.不过当时动得并不,那时小,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生的,只知道男人女人都要结婚.不结婚,打单身,在当时那个社会是很没面子的事.
动过那种念头,当然就记得王爱英.至今,我仍然能看见自己坐在劳动广场上烦恼的傻样,愣着一双单眼皮小眼睛,一时想这样一时想那样.那时的我经常惹父母生气,因为时常有大人怒冲冲地牵着孩子来我家告状,告得我父亲怒发冲冠,只差凭阑处了,岳飞的词,临时借用.小时候,我最怕的人是我父亲,我们家六兄妹,他最烦躁的儿子当然是经常有人跑来告状的我.在我眼里,父亲力大无比,怒吼时,头发都竖了起来.话说回来,我尽管怕父亲,还是要在外面“横”,背着个黄书包,像个小混蛋.这是因为你不混蛋,别人就对你混蛋.我又不喜欢被别人欺负,那就索性还是我自己混蛋好些.陈卫平很高兴,说：“除了王爱英,你女同学还记得哪个?”从我记忆的岛屿上,又蹦出一个女孩,她矮矮的,嘟着嘴,很不高兴我这时候才想起她,她说：“余军.”这话好像不是我说的,是余军自己跑到我脑海里说的,只怕还发了点气.陈卫平兴奋了,“余军?你还记得余军?”
三余军
余军在我的记忆里特别深,深得与我的少年无法分开,只要想起一师附小的日子,余军就会游到我脑海里来.一个小姑娘,正直、喜欢跟我们男孩子玩,一张娃娃脸,于我的记忆里总是笑,赶也赶不走.自己都说不清,怎么就那么记得她!把她排在第四位蹦出来,可能有点委屈她.早一向见面,看见她,我差不多要哭了,不是我修炼得到堂,眼泪怕是要夺眶而出的.她的变化是我没想到的,王爱英的变化,犹如陈卫平所说,“还是老样子”,就是说霸点蛮还是认得出的.余军却不认得了,完全不是我记忆里那个敢于站出来说“要不得”的那个小姑娘了.那个小姑娘的那句话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让我呼啦一下就痛哭流涕,还让我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一样居然吐出了“要报仇”的恶语.
记得一九七零年元旦前夕,一师范搞了台庆祝元旦的文艺晚会.真的是晚会,与一师的中专生一起庆祝元旦.我们附小的小演员上台演《沙家浜》,代表新四军的郭继光一亮相,我们就热情地鼓掌,在掌声中匪兵们纷纷啊呀一声“毙命”了.一师的中专生上台唱《打虎上山》,杨子荣在《智取威虎山》里唱的,那声音那唱腔那亮相的动作,惹得我们小学生在礼堂里拚命鼓掌,手掌都鼓肿了,窗玻璃都被我们的掌声攻击得颤抖得十分厉害.在我们少年的眼里,一句话：确实唱得好!革命样板戏演完了,杀气腾腾的忠字舞也跳得差不多了,忽然一个大男人走上台来,一声喊：“把当权派、走资派、叛徒何戈心等反革命分子押上台来.”台下的学生一下变得很肃静了,都憋着气,不动.就见我父亲的双手被绑在身后,勾着腰第一个走上台,那可不是杨子荣做出骑马的姿势噔噔噔地上台,也不是李玉和提着红灯迈上舞台,而是像地主老财样被押上台.在老电影里,这种场面的通常结局是将被工农红军毙.跟着后面还有两个“坏人”,三个人站成一排,我父亲级别最高,自然站在中间,勾着头和腰,面对着台下的学生,一副让我目瞪口呆的可怜巴巴相.
天啊,我就坐在台下呢,那时候我读小学三年级,是个既懂事又不懂事的小孩子.同学们都知道台上那个站在中间的手被绑在后面的男人就是我父亲.父亲的身前挂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叛徒、当权派、走资派何戈心”.我们班上和隔壁班上,有好几个一师的子弟,那一刻,他们都回头看我.那目光肯定是同情的,当然也有幸灾乐祸的.我当时拚命忍着不哭,要划清界线,要立场坚定.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这些话,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就在我可怜巴巴的大脑里翻滚、打架,刁得一啊、土匪甲啊土匪丙啊都在我脑海里东倒西歪,就剩下一个郭继光,泰山顶上一青松,一个亮相动作支撑着我,让我睁着两只眼睛,却拼命忍着不哭,刚刚看了革命样板戏,受了革命教育的,对坏人坏事应该仇恨,怎么能哭脸呢?一哭脸,那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呢?
这时候,有一个造反派冲我父亲身上踹了一脚,还用膝盖压着我父亲的背,似乎想站到我父亲背上去.我父亲咧着嘴,当然有点疼,不然他老人家咧嘴干吗?那个造反派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表示自己是最革命的.我也很革命,我没哭,甚至脸上都没露出同情,心里却一派慌乱,仿佛有一群老鼠在我心田上乱窜.但我真的没哭,目不斜视地盯着,因为我怕同学们说我不坚强.那个年代,为了表示自己是真的可以与“坏父亲”划清界线,我表现出了病态的坚强.这一点也不奇怪,是你,你在那个左得一塌糊涂的年代,你也会表示坚强.可是余军的一句话打垮了我的坚强!余军坐在我前排,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只说了三个字“要不得”.就是这三个字把我的坚强击溃了.余军无疑是同情我的,她说的“要不得”是针对那个造反派在我父亲身上擂着,绳子拉来拉去,而发出的同情和感慨.一句要不得,惹得我眼泪水冲破了泪泉的闸门,一涌出来那就收不了场,索性哭了,呜呜呜呜呜,转背就跑出了礼堂.蹲在礼堂外面哭着,外面黑黑的,又冷,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自己都觉得自己成了“何喜儿”.礼堂里却灯火辉煌.我咬牙切齿,嘴里说我长大了一定要报仇.隔了会,周老师出来了,说：“何斌,你要与你父亲划清界线.”我说：“我不晓得.”周老师说：“不要哭脸,你这样做只能让坏人高兴.”我当时并不知道坏人是谁,我只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好人,那就是我的女同学余军.因为在我父亲在台上挨批斗,让我感到极其难堪和孤力无助时,她居然站到了我一边,说了三个字“要不得”.
很多年过去了,很多少年时候的同学跟我说过的话都忘光了,但余军说的这三个字,我三十多年里都没忘,而且永远会记下去.中,同情我的人很少,那没办法,那个年代谁会同情一个“叛徒、当权派、走资派”的儿子?我父亲于解放前是广州中山大学毕业的,他在大学里时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影响,一毕业就回家乡搞革命,参加了湘南游击队.湖南和平解放前夕,他被捕了,但他没有叛变,后来搞清了,我父亲确实没有叛变.但是在那个乱搞的年代,被捕过那就有问题,有问题就是叛徒.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逻辑!我就是叛徒的崽,叛徒的崽当然就不招人喜欢,也就没有什么人喜欢我同情我.余军是唯一在中同情过我一回的,这也是我一直记得她的原因.陈卫平说：“余军也来了,我有她的.”我很高兴,余军我还真想见一面,我说：“是吗?哪天你约他们一起吃顿饭吧?”陈卫平说：“没问题,我来约.你还记得谁?”我想了想说：“凌辉.”陈卫平觉得奇怪,我怎么会记得凌辉,她问我：“凌辉你也记得?”我说：“我记得我读小学三四年级时,她是班长,她曾把我叫到教室外面,数我的缺点,手指都扳烂了,扳来掰去,扳出我有二十四条缺点.”
四凌辉
我记得凌辉那时是我们的班长,班长凌辉可不是一般人,是我们周老师的得力助手,周老师即使不在,她也能把一个班的同学管彻底.我是几个在班上捣点小蛋的学中的一个,还有点故意跟她对垒,因她是妹子,就不怕她.凌辉可不是一般女孩,她是那种敢于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女孩.她性格泼辣,目光犀利,因有老师给她撑腰,就什么都敢管.假如是解放前,那一定是个刘胡兰,解放四村长大的女孩子,坏人见得多了,怕谁?假如你讲话,她敢冲上来批评你讲话；假如你上甲课干乙事,她就走过来很坚决地把你的乙事夺去,就像黄世仁从杨白劳手里夺走喜儿一样,而且还要批评你.她批评起人来,让你觉得自己基本上不是人,是捣蛋鬼,是坏蛋.
记得一九七零年那个元旦晚会后,我就完全彻底地告别了“上进”.有一个那样的父亲,你表现好也是白表现好,你表现再好,同学和老师都是视而不见的.就是那年元旦以前,我真的非常积极,一个学期里写了三份盼望加入红小兵的申请书,交给周老师.一放学,无论是哪个组搞卫生,我都留下来协助那个组的同学搞卫生,想到雷锋对待同志是春天般的温暖就一脸春天般的笑,还带点讨好,很热情地把桌椅摆得整整齐齐.一张桌子歪了,我会“扑”上去搬正.有同学不愿意倒垃圾,我就主动去倒,拎着垃圾桶,走在路上都觉得自己是的好孩子.上课真正做到了把手放在后背,腰干挺得笔直,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老师.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加入红小兵.那个元旦晚会,我记得有许多同学都加入了红小兵,其中就有赵子琴和杨湘汉.令我气愤的是,我亲眼看见杨湘汉同学搞卫生时跑了,他这种劳动态度还可以加入红小兵?赵子琴同学搞卫生时玻璃都没擦干净就背起书包溜了,她也成了红小兵!我这个天天表现好的要求自己严格的同学,怎么就没资格加入呢?我真的灰心失望了,觉得老师并没有像她在教室里说的,一视同仁.
我一垮,那就很显形,立马就不搞卫生了,不但不协助别的组搞卫生,轮到自己这一组搞卫生,也跑.上课再也不是笔直地坐着,不想学“泰山顶上一青松”了——那样坐其实很累,可见青松笔挺地立在悬崖上,也不容易.成了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沙家浜》里匪兵甲或匪兵乙,只差叼根烟了.作业也不交了,也不听课,上课就玩“油板”或折叠“”,准备下课时有充足的打弹弓仗,主要是打隔壁班上的同学.这样做,自然引起了凌辉班长的愤怒.有天,不记得起因是什么,她把我叫出教室说：“何斌,你出来一下.”我出来了,她把我叫到走廊上,就开始数落我的缺点：“你看你,你上课讲小话、做小动作,屁股扭来扭去,不交作业,把某某女同学的书丢到地上,不搞卫生就跑,擦玻璃就只安排你擦的窗户没擦干净.”凌辉同学越说越气,继续数落我：“还有,数学课你画飞机,图画课你睡觉,还抢赵子琴同学的笔,抢胡艳燕同学的橡皮擦子,拿弹弓打女同学的头,还把‘油板’带到教室里来玩.你看你,你表现太坏了.”她数到二十四条后,再也数不下去了,就说：“你有二十四条缺点.你没有一点优点,何斌,你应该听老师的话,重新做人,不然你将来很危险你晓得吗?”
我被凌辉同学数落得心里一阵阵发凉,就不敢还嘴,这也是我第一次不敢对一个女同学还嘴.我怎么有那么多缺点?二十四条缺点?按他老人家说的三七开,我的三七在哪里?我就没一条优点?我的优点到哪里去了?原因是有的,嘴里没说心里想到了,为什么像赵子琴、杨湘汉那样没我表现好的同学都加入了红小兵,而不批准我加入红小兵?既然加入不了红小兵,还表现好干什么?
那应该是读小学四年级时候的事.那时候的冬天真的很冷,地上不光下雪,还不顾一切地结冰,屋檐上吊下来的冰锥少说也有尺把长,让我们这些在夏天里想吃冰棒又没钱买的小学生,很兴奋地踮起脚尖去舔,舔得你不由得不打寒噤.那时候我家早已从一师大宿舍搬了出来,住到了青山祠的街上,青山祠居委会为了宣传思想,挂了好几个高音喇叭,有线广播总是很无情地播放着：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等让少年的我们感觉就更冷.那天被凌辉班长数落一通后,回家,我穿着厚厚的棉袄一点也不觉得暖和,勾着腰,缩着脖子,像电影《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穿过黄世仁的屋场样,因欠债心虚,心里就疑惑,我有这么多缺点?二十四条?我就没优点的?
五马宁
陈卫平见我还记得一些同学便鼓励地问我：“你还记得哪个?”我正想说赵子琴和符艳燕,陈卫平见我口里有点犹豫,便抢在我前面抛出马宁,问我：“你还记得马宁么?”我脑海里那一刻只有两个女同学——赵子琴和符艳燕,再就是羽毛球馆和那几个打着羽毛球的陈卫平的同事,没有马宁,便摇头说：“不记得.”陈卫平表示吃惊,“马宁你不记得?马宁嗳,”她简直不相信,于是烦躁地说：“你不记得马宁?”我说：“不记得.”陈卫平启发我的记忆说：“就是那个住在妙高峰下面的马宁,他说你们小时候经常玩在一起.”我搞乱了,妙高峰下面我有点模糊.妙高峰上面我倒是很清楚,因为妙高峰上面住着我的两个姓刘的同学,一个叫刘国奇,一个叫刘国华.
刘国奇是正宗的同班同学,小时候不怎么开口说话,但打架很凶,不出手时蛮好,一出手就出重拳,打得你流鼻血,因而得仰起头止血.我就被刘国奇打得流过一次鼻血,所以我记得刘国奇.刘国华我更是能记得,少年时我们是甲班,他在乙班,但他喜欢跟我玩,一是我那时候愿意破罐子破摔,其次我们彼此欣赏,彼此见面就笑,都把牙齿笑得一颗颗暴露出来.一下课,他就跑到我们班的教室外面找我,对我笑,笑得跟猫记一样——很友好.刘国华的脸本来就短,一笑,就更短了.刘国华有一个哥哥,少年时是我们崇拜的偶像,敢打架,不怕事,凶起来称得上好汉.我听刘国华自己形容他哥哥说：“我哥哥用扁铁打过某某某,打得对方的脑壳流好多血.”他哥哥敢用扁铁砍人,我很佩服.
妙高峰有两个出入口,一个在书院路上,一个通向由义巷.马宁住的那栋两层的旧红砖楼房,就在妙高峰的末端,再向前走一步,便是由义巷.那栋红砖楼房是解放前,有钱人建的公馆,解放后,充了公,住了好几户人家.陈卫平十分奇怪,说：“马宁你都不记得了?就是读小学三、四年级时,从北京转来的同学,讲一口普通话的.”我说：“哦,你是说他?有点印象.”陈卫平说：“他说你们以前玩得好.”我想不起来道：“玩得好?那没印象.”但那天回到家,躺在铺上,我想起来了.马宁真的是我们读小学三四年级时转来的,小时候长得很好,一张脸很干净,不像我们这些在青山祠和由义巷长大的孩子,不怎么注意卫生.马宁转来时个子不高,穿得比我们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时的长沙冬天经常下雪,一下雪地上就泥泞不堪,记忆中马宁有一双皮棉鞋可以踏雪.我们的鞋子,一入雪,袜子就湿了,冰冷的,冷得走路时脚趾都紧紧地勾着,无论跑到哪家,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鞋子,把脚很坚决地伸到火炉上猛烤,烤得热气腾腾,自然还臭气熏天,把一旁的大人熏得纷纷逃窜.待把脚烤干,又塞进鞋底已经透湿的鞋子,跑进雪地里,又开始忘我地打雪仗.打到一身冷了,又往家跑,烤火、烤脚,烤暖了又出来再战.由义巷里住着一个同学,叫周建辉.周建辉家的对门就是南区少年之家.那时候跑到南区少年之家打雪仗,打得满身是雪,是冬天里我们这些住在少年之家附近的同学最开心的事情.
马宁当然和我们一起玩,这个说普通话的小孩,穿得比我们好,记得他冬天里还有一件大衣穿,个子又比我们矮一点,像个文明人,人也比我们老实,我们就没去挑衅他.记忆中,雪球落到他身上,他就文明地一笑,不努力还击你,这样你即使是野孩子也不好再下手.我们是小小少年时也讲规矩和道理,该出手时就出手,打不赢就抱头鼠窜,但不欺负不还手还笑的人,因为武松和鲁知深都不欺负这样的人,我们就也不欺负.
这就是记忆中的马宁,也许这个马宁在我贫乏的记忆里,与其他几个听话又表现好的孩子搞混了,但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毕竟同过学,又毕竟放学后一起回过家,还毕竟他对我笑的时候,发出的是普通话的笑声.那笑声在我的记忆里,就是好听.陈卫平那天兴致很高,嘴里装了一大把同学,她把马宁说完就抛出张明,她说：“张明你应该记得吧?张校长的儿子.”我说：“张明,记得.我记得他.”
六张明和刘钢锋
面对陈卫平同学一脸的期待和热情,我脑海里跳出一个男孩,他单瘦,白净,说话声音不高,少年时常抿着嘴,看人时用正眼看,不像我们斜着眼睛瞟,且像个有教养的孩子.我父亲在湖南第一师范被打倒后,张明的父亲接替我父亲主持一师范的工作.读小学时,张明没和我在一个班,按说不会玩到一起,但都是一师子弟,就认识.张明小时候不跟我玩,可能是嫌我长得不好,他跟一个小名叫“强伢子”的人玩.那个强伢子比我们高一届,强伢子的父母是中调入一师的,我跟他玩得不多.一师现在面朝书院路的那块地,在中是块菜地,一师在那块菜地上建了栋红砖平房,强伢子就住在那栋平房里,张明也常出现在那栋平房前,我的记忆里,张明总是与那栋平房和强伢子联系在一起.
张明有两个姐姐,二姐姐比我们高一个班,大姐姐比我们大几岁.张明的大姐在我的印象里很漂亮,个头不高,但长得很美,是少年时我见到的姐姐里让我觉得长得好看的姐姐.后来他大姐怎么样和现在他大姐怎么样,我一概不知.那时我们是小孩子,他大姐经过我们身边时是不看我们的——尽管我们都偷偷地打量她,而且大胆地记住了她.我后来长大了写小说,第一次使用“轻盈”一词,脑海里就跳出了张明的大姐.记忆中,张明的大姐走路就很轻盈,姿势也好看.记得有次在一师的什么地方玩,她大姐从我们几个孩子前面经过,张明叫了声“大姐”,我这才知道张明有一个很漂亮的大姐.张明的父亲胖胖的,个子不高,戴副眼镜,很知识分子和很干部相,走过时,没声音,不像某些大人,人还不见,脚步声就先来了.张明的父亲走到面前来了,我们才发现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大人一下子占满了我们的眼球.我告诉陈卫平,少年时候我跟张明玩得不多,因不在一个班,还因他是校长的儿子,我是“叛徒”的儿子,玩在一起别扭,就没玩.陈卫平说：“张明现在很胖,你看见他,可能认不出他了.”后来见面,我果然就没认出张明,那么胖,胖得脸上肉儿有些不情愿地鼓胀,这把他应该有的帅劲挤到我找不到的地方去了,好像一杯茶,你不断地兑开,就把茶味冲淡了似的.
陈卫平说：“刘钢锋你还记得么刘钢锋?”我迅速在脑海里查找,没找出一个叫刘钢锋的小学同学来.陈卫平就提醒我：“隔壁班上的,不是我们班的.”我吐了口气,说：“难怪,你说刘钢锋,我就努力搜索班上的同学,想了半天都没想出来.你说是隔壁班上的,我倒是还有点印象.”陈卫平接着说：“他后来参了军,转业后在系统工作,现在是王爱英的老公.”我大惊,“王爱英的老公是刘钢锋?”刘钢锋在我的记忆里比较模糊,但不是完全没有.我记得隔壁班上确实有个叫刘钢锋的少年,那时候他长得比我好,也比我高,白白净净一张尖脸,跟我的小学同学杨湘汉样穿得比较干净,不调皮,待人很情真意切.那时候他来我们班玩是不是为了王爱英,只有他自己知道.少年时候我们曾玩在一起,虽玩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拚命搜索还是能搜索出一个模糊的刘钢锋影像.不像杨湘汉和彭立中,不要陈卫平提起,两个儿时的同学就冲破记忆之门,一跃,自己蹦了出来,鲤鱼跳龙门也不过如此,目光炯炯,毫不客气,只差在我脑门上拍一下了.
陈卫平一心要从我脑海的仓库里挖一个班的同学来,以此来考查我的记忆,就像领导干部考查即将提拔的人一样.“你还记得哪个,何斌?”她审视着我,看我的记忆力是不是能及格,我说：“赵子琴和符艳燕.”陈卫平比较满意了,看着我笑,只差说“你行吧”那样的话了.她根本就不打算还打羽毛球的样子望着我,说：“赵子琴和符艳燕你都记得?”她给我打分说：“可以吧.”我终于听到了来自于我小学同班同学表扬我的话,一时把我骗到了从前,觉得自己可以面对像,举起单薄的右臂,揩一把清鼻涕,宣誓加入红小兵了,就低调说：“只是记得一点.”
七赵子琴和符艳燕
赵子琴是个温柔的女孩,不是凌辉,也不是余军,更不是王爱英.读小学的时候,赵子琴虽没跟我同座,但曾坐在我后面过,只要一掉头,就可以看见她那张脸.记忆中,她那张脸像只六月的桃子,红得好看,双眼皮眼睛,目光沉静,不是那种调皮或好奇的目光.在读小学时,班上有两个女孩长得漂亮,一个是王爱英,一个是赵子琴.王爱英比赵子琴爱玩,下了课就玩跳绳或玩女孩子在那个年代玩的东西.赵子琴却坐在座位上,凌辉、符艳燕或其他女同学会主动走上来找她.我读书时心里装着玩,就丢三拉四,上课常常忘了带铅笔或橡皮擦子,赵子琴的文具盒里什么都有,我回头拿就是了.她人好,不拒绝帮助同学.记得那时候我从不带削铅笔的刀,铅笔用钝了,就掉头找她文具盒里的铅笔刀.她的铅笔刀的“处女”用,有几次都是我.因为她会强调：“我还没用过头次的.”老师见我老是回头打扰赵子琴,就把她调到我前面一排坐.没用,上课时,我如果没带橡皮擦或铅笔,就踢她的椅子,踢得很干脆,慢了还不行,假如她还不给我我就扯她的辫子.赵子琴不会发气,她不是那种爱发气的姑娘.她会把我要的东西给我.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赵子琴.一个好姑娘.有一首歌,《同桌的你》,应该把这首歌送给她.
陈卫平说：“赵子琴现在在湘潭,她有点不幸.”不等我开口,陈卫平又低声说：“她换了两次肾,用了六十万.”我瞪大了眼睛,“真的?”陈卫平说：“她老公对她很好,在治病上,赵子琴的老公对她十分用心,照顾她,关心她,真的是个好男人.”我好半天都无语.陈卫平说：“赵子琴也参加了同学聚会,她胖了.为了治病,她呷的药里含激素,激素使她发胖了.”陈卫平又说：“她在湘潭,同学聚会叫她不方便.”我忙点头,说：“她身体不好,叫她从湘潭跑来,那太麻烦她了.”我想象不出赵子琴今天的模样,但突然有一句话从我记忆的深处蹦了出来,那句话是：“慢点着”.每次我踢她的凳子或扯她的辫子,问她借东西,她总是这么回答我：“慢点着.”声音不高,但我能听见.我转而问符艳燕：“符艳燕现在在哪里工作?”陈卫平说：“符艳燕在宁波,她现在是宁波市教育局局长,在小学同学中搞得算好的.”我首肯道：“当局长了,当然算好的.”
符艳燕在我脑海里的形象其实很模糊,还真想不起她在班上的样子,能想起来的是冬瓜山的一个场景.记得那时候我去杨湘汉家玩,在路经一处平房时,我看见了符艳燕.那时候符艳燕、杨湘汉和王爱英家相隔不远,就是前后栋的样子.符艳燕家住的那栋平房格外破一点,在山坡上,她家的门前就栽着树,什么树不记得了.那天我看见符艳燕站在门前漱口,她也看见了我,我们没说话.当时我想她才起床.在一师附小读小学的几年里,我不记得我跟符艳燕说过话.她好像不能吸引我,我也不能吸引她,她玩她的同学,我玩我的同学.记得她,恐怕是那次她站在家门前漱口的原故,那应该是某个星期天的上午,不是四五月就是九十月,不冷不热的天气,因为记忆中我们都没穿棉袄,也不是穿衬衣.还有那棵树,有点歪,离她家也近.后来冬天我去杨湘汉家玩,看见那棵树,那棵树的叶子全掉了,结了冰,冰吊下来有半尺长,风冷冷的,没人,就有点凄凉.
这其实就是我记忆中的符艳燕,与那棵树和那栋破平房纠缠在一起,让我不由得回忆起小学四年级时,危老师教我们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首歌感情充沛却怨声载道.危老师踩着风琴,踩得噗哧噗哧响,唱一句,我们就在下面学唱一句,就有破屋子和凄凉的树在我眼里晃悠.符艳燕当时很瘦,个子在女同学中却算高的,记得她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干部.那时我像个小农民,一看见干部就脸露尊敬,一尊敬就索性不理.陈卫平同学问我还记得谁,我说了周建辉,陈卫平同学有点困惑,因为她有点记不得周建辉了.她说：“周建辉?我们班上有个周建辉?”我说：“有的,不骗你.”好像我曾经是个专门骗人的骗子似的.她说：“那我没印象.”我就帮她回忆,地点、时间一一提供给她,还把周建辉的模样描述给她听.我说：“回忆起来没有陈卫平?”陈卫平一片茫然说：“周建辉、周建辉?”她拍拍脑门,说：“这名字好熟的.”我说：“他姐姐是做裁缝的.”她又拍下脑门,这一下好像把记忆仓库的大门拍开了,“你这样说,我又有点印象.”
八飘呀飘呀的周建辉
很小的时候,老师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每天放学都叫我们排路队.同学们就按回家的方向排路队,一边唱歌一边走.女孩子都认真唱歌：啊／您是灿烂的太阳／我们像葵花等等,男孩子却笑笑嘻嘻,你踢我一脚,我反身推一下你的肩什么的.我们这支“路队”从一师附小出发时有十几个同学,经过妙高峰和一师大宿舍,拐入由义巷时便只剩了我和周建辉.我们两个人住得近,到了周建辉家,周建辉一走,路队就没有了,再走几步,我就进了青山祠一号.周建辉家我常去,原因是周建辉住在南区少年之家正对门,那时候南区少年之家是不关门的,整日有孩子进去玩,玩跷跷板或攀着双杠练臂力,要不就在沙坑上翻跟头或摔跤.冬天里就跑进去打雪仗.脚打湿了,袜子湿透了就冲进周建辉家烤脚.周建辉的奶奶和母亲如果在烤火,见我们跑来,会皱着眉头逃开,因为我们会把自己的湿脚烤得热气腾腾,而热气里总是有比鲜花味道次一点的脚臭.
周建辉家是城市贫民,我始终没弄清楚周建辉的父母是干什么事的,但有一点我知道,周建辉家是私房,他父亲经常对破旧的房子修修补补.他不大搭理我和周建辉,轮到他搭理周建辉时,基本上是骂人.而逢这时候我就开溜.我小时候常上他家玩,是周建辉小时候比较听我的,我说：“周建辉,去杨湘汉家玩罢?”他就点下头,跟着我去.我说：“周建辉,我们去一师范捉蛐蛐吧?”他也会跟着我去.周建辉小时候长得很可爱,他有点小个性,但不会跟我发脾气,我叫他到哪里去他总是跟着,一边走一边蹦,嘴里还念着什么.这就是我记忆里的周建辉,一个愿意用大量的时间跟我玩的同学.他生气了,最多是不吭声.他高兴了会蹦跳.真是这样.他们家前有一棵槐树,槐树一到阳历三月份就开满了一串串白花,白花很小,花中有一颗绿芯.有年他家门前的槐树开了很多花,他望着槐花对我说：“我奶奶说,槐花可以吃.”我就问他奶奶,他奶奶说：“可以吃,过苦日子的时候,大家没饭吃就摘槐花吃.”我们就从他家搬出梯子,爬上槐树摘槐花吃.一串槐花往嘴里一放,用牙齿半咬着,将花茎扯出,于是就有一口清香和淡淡的甜落入牙缝中.吃了,以为会拉肚子,结果什么也没拉.
童年时玩得最好的伙伴是彭立中,我和彭立中是在幼儿园玩起的,两个孩子经常违背老师的意愿,睡到一张床上,主要是我挤到他床上睡,那时我父亲是一师的校长,幼儿园是一师的幼儿园,老师就睁只眼闭只眼,随我们去.深入地想,我小时候调皮是从幼儿园开始的,是幼儿园的老师放纵的,就因我父亲是校长,阿姨们管我时就有点犹豫.周建辉是我家从一师大宿舍搬到青山祠后,少年时玩得最多的同学,那时候我在大人眼里是“狗崽子”,他也愿意跟我玩,这也是我很记得他的原因.毕业了,初中不在一所学校,就没玩了.
九十年代中期,我的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和《就这么回事》,分别被杜宪和张艺谋买了影视改编权,报纸和电视就纷纷宣传,周建辉在电视里认出了何顿就是他的小学同学何斌.那段时间我住在九中,我母亲就常来九中.一天,母亲来了,提着菜,告诉我,她在菜场里碰见了我的同学,那同学说他早一向在电视里看见了我,想找我玩.我问母亲是谁,母亲说：“他姓周,住在南区少年之家对面,他姐姐是做裁缝的.”我说：“是周建辉,你怎么不带他来?”母亲说：“我怕他影响你写作.”我说：“影响什么啊,他是我小学时候最好的同学呢.”母亲就笑,“我怎么知道?!”我后来去过周建辉家住的地方,那里已成了一师的宿舍,周建辉家搬走了,搬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这让我想起邓丽君唱的《小路》,歌词很切合我此刻的心：天上的云到处地飘／飘到哪里不知道／你不要像天上的云／飘呀飘呀飘得不见了等人生就是云,一朵朵的云,在地上走的云,所以有人形容某人说“他在社会上飘”,谁也不知道自己将飘向哪里,都基本上是飘呀飘呀飘得不见了.
九聚会
在秦皇食府同学见面时,我问及过周建辉的下落,都摇头,都不知道他飘到哪里去了.他们说,同学聚会时,两个班的同学有一百多,到了七八十,还有三四十个同学找不到.刘钢锋给了我一张同学的合影,合影后面有人名和手机.很多张脸我都无法辨识,不是故意的,而是有限的记忆本来就没去记他们.但照片上,有两个女同胞我还记得：李美芬和焦雪平.原因是我一度跟她们的弟弟玩得好.李美芬的父亲是一师的军代表,焦雪平的父亲在我父亲倒台后,也任过一师的校长.她有个弟弟,小时候挺喜欢跟我玩.焦雪平很小的时候就戴眼镜,她在班上不出“烟丝”.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说谁不引人注目就是说谁不出烟丝.李美芬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小时候她那双眼睛就很大,看人时有点羞涩,对她还想多掏点记忆,却掏不出来了.能记得她也是与她弟弟玩得好,她弟弟少年时喜欢跟着我画画,我常常带着她弟弟去湘江边上画船和柳树,要不就坐在一师的纪念馆下画远处的风景.
我打了李美芬的手机,她很惊讶,也很高兴.我告诉她,十二月八日上盛世芙蓉吃晚饭.六点钟.我又打了焦雪平的手机,焦雪平没接.但焦雪平还是来了,是王爱英通知她来的.这一天我带了数码相机,就是为了聚会时能与同学们合个影,免得飘到哪里又不知道了.如今的人,见面亲亲热热,转身就忙自己的去了.拍点照,是帮助你记住他或她.那天是我生日,我特叫老同学与我一起过生日,大家有老感情,聊天就聊得很热烈,玩笑燕子一样飞来飞去,就相当轻盈.吃饭时,我说去唱歌.彭立中就打联系场子,他说某宾馆的老总是他朋友,他经常上某宾馆唱卡拉ＯＫ.我将同学的身影都摄入我的相机,一行人就去唱歌.杨湘汉的歌唱得好,声音有点专业,记得他小时候是不唱歌的,可见人总是会变.刘钢锋唱得也不错,爱唱军人歌曲,他当过兵,有军人情结.马宁的歌也唱得有意思.看来这几位学都是爱进卡拉ＯＫ厅的.女同学里,王爱英最活跃,什么歌,捡起麦克风都能唱,这与她少女时候有点一脉相承.陈卫平和焦雪平分别也唱了几支歌,我仔细听了听,都唱准了,记得陈卫平小时候是不唱歌跳舞的,一天到晚背着书包,心事重重的样子搞着学习.现在也会唱歌了,用长沙老话说,当然是超发了.我笑着鼓励李美芬唱歌,李美芬在王爱英的带动下勉强唱了一首.余军和凌辉,无论我怎么勉励,硬是不唱.
唱歌期间,彭立中要了好几瓶红洒,兑了雪碧,放了话梅,喝起来就有种甜.碰杯、敬酒、唱歌,都很开心.十二点钟,彭立中叫来服务生,拆开了蛋糕.蛋糕是陈卫平和张明、王爱英三个人买来的.他们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就买来了蛋糕.点燃蜡烛,关了灯,要我许个愿,再吹灭蜡烛.那天,在那个卡拉ＯＫ包房里,我只许了一个愿：愿同学们都好.一口气吹灭了蜡烛,生日快乐之歌便从音响和我同学的嘴里一起唱了出来.他们望着我,我也望着他们,就觉得这个世界于这一刻十分美好,友谊沸腾了,开水开了样,让我牢记!
买单时,彭立中掏钱包,问好多钱.我说我来,钱包都掏到手上了,彭立中瞟我一眼说：“怎么,看兄弟不起?”一句话,说得我很感动.与彭立中的关系,前文已经说了,幼儿园时就玩起的.少年时候,我们没东西玩,就玩蛐蛐.彭立中的母亲当年在一师的食堂工作,每天凌晨四点钟起床,彭立中待母亲一走,自己就爬起床,跑到我家窗前吹口哨.我不醒来,他就坚决地吹,直把我吹醒为止.往往天还没亮,两个孩子就去一师的菜园或山坡下捉蛐蛐,因没有手电,就用纸卷成筒筒,包着电池,拿根铜丝,一头扎着灯泡,一头系一块铜片,一接,灯泡就亮了.就靠着这种土办法捉蛐蛐.捉了蛐蛐就拿回来与别的孩子的蛐蛐打架,打赢了,那天就特别快活.打输了,第二天一早,俩人又天不亮就去捉,立志要捉只更恶的蛐蛐.这就是我和彭立中的童年和少年.
走出来,街上一股冷风吹得我一噤,就见王爱英和焦雪平都把围巾围了起来,陈卫平和彭立中都缩了下脖子,刘钢锋和马宁忙一脸正经地扣着棉袄扣子,余军、凌辉把衣领竖起来遮风.我笑笑,对诸位同学说：“今天我的生日过得真好.”
责任编辑欧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