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于跨国时代: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历程

摘 要:过去三十年来,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发源于美国本土、发展于中美跨国时代,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与变迁.在与时代互动,建构主体意识和批评话语的过程中,这个学科的主题从美国的族裔文学滑移至更多元开放的比较文学,学科内部也在不断调整并总结过去二三十年间的批评史.中国学者应冷静看待这个领域的批评.

关 键 词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族裔文学;比较文学;发展阶段

中国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1)4-0058-08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美国华裔文学(以下简称为美华文学)的研究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展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并产生大量的批评作品.这一学术领域的繁荣显然和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间的张力有关.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近些年发展最快的国家,而美国是当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中国和美国,由于它们截然不同的历史脉络、国家特质和曲折诡谲的外交历史,它们成了既对立又互补的两个符指,套一句老话――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广泛而深远,同时彼此又存在一些深层次的、有着历史延续性的分歧.美华文学批评就发展于这样充满政治、经济、文化的欲求与磋商的“生态环境”里,有足够多的动力与机遇推动人们去发展这样一个跨国的话语“平台”,经过这些年的建设“平台”已成一定规模,是时候可以做一个的概括性的回望和动态的观察了.本文即是这样一个观察,观察对象不是美华文学中的小说、戏剧或诗歌等作品,而是针对这些作品的批评,而且本文针对的还不是具体批评方式(如东方主义、女性主义、流散研究、身份政治等),而是这个领域在过去三十年来的整体发展历程.类似的研究不乏前作,而本文意在做一个夹叙夹议的动态观察,观察的路径将分两路展开:一是这个学科主题发展范式的滑移――从美国的族裔文学发展为更多元开放的比较文学;二是这个学科内部如何看待并总结过去二三十年间的批评史――虽然很短但其话语能量不容忽视.

一、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从族裔研究到比较文学

1.亚裔研究下的美华文学研究

在国内对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的指称中,语言一向起着划分界限的作用,“美国华裔文学”习惯上指美国土生华人作家和移居到美国的华人作家的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①②以区别于用中文创作的“美国华文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in America).③这一界定和美国学界的“美国亚裔文学”(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的通常定义相似,如金惠经(Elaine H. Kim)出版于1982年的亚裔文学研究的第一本批评专著《美国亚裔文学:作品及其社会背景介绍》中的定义“美国亚裔文学指的是华人、日本人、韩国人、菲律宾人和他们的后裔的英语的文学创作”[1] (P.xi).不过,就在下这个定义的同时,金惠经也考虑到了其中会产生的问题,比如对创作语言――英语的限定和对构成成员的例举(华人、日本人、韩国人、菲律宾人)是否公允,她于是说明这样的把语言和构成的族裔放进定义中去是有着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原因的,她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亚洲语言的文学作品也纳入进来[1] (P.22).张敬珏(King-kok Chang)在1988年出版的《美国亚裔文学:注释书目》中就特别顾及了金惠经已经注意到的问题,她在“前言”里的是这样界定的:“我们包括了所有定居美国和加拿大的有亚洲血统的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在哪里出生,什么时候定居北美,以及如何诠释他们的经历,我们还包括了有亚裔血统的混血作家和虽然不定居在北美,却书写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亚洲人经历的作品”[4] (P.5).同样的定义还见于她出版于1997年的《美国亚裔文学伴读》:“美国亚裔文学是指在美国的土生亚裔或移民到北美的亚洲人的作品”[3] (P.iii).相对于当下中文里的“美国华裔文学”的以语言划界,英语世界的“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并不刻意强调作品一定是英语的,不刻意的原因一是为了政治正确,二是与政治正确形成反讽的现实――事实上英语这个语言范围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亚裔文学的学科框架内几乎都是用英语写成的文本.

首先索罗斯(Werner Sollers)所倡导的“多语种美国文学”(multi-lingual American Literature)的理念在多元种族社会里无疑是政治正确的,此理念认为美国作为移民社会,多语种的文学创作也的确是大量存在,那么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视野也应该可以期待和争取.但是,尽管有多语种的视野的呼唤,但此呼唤目前仅止于呼唤,其浩大的前景是诱人的,其实践是举步维艰的,目前我们读到的美国英语语境下的打通英语和汉语的华裔文学研究寥寥.而且如果真的把譬如白先勇、聂华苓、严歌苓、曹桂林、张错、木心等作家不同时代的浩如烟海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作品纳入美国文学研究中,那需要足够的话语和理论的支撑,但目前美国的这一批评和学术领域并没有足够的进行突破语种研究的动力、实践和理论容纳力.从目前普遍的学术研究形态来看,“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种“美国文学”,基本上是英文的作品.

另外美国“华裔”的上一层概念是“亚裔”,何谓“亚裔”?用美国亚裔研究学者黄秀玲的话说亚裔概念的形成是一种斗争策略,而非自然形成的群体归属.“亚裔的各个分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联盟,共同的目标是确保不同民族的利益都不被忽略:他们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团结’.如此,他们阐明了以下的一个社会科学理论,即把族裔群体看作利益群体,即政治群体而不是人类学的、文化的、语言学的或宗教群体.”[5] (P.7)

就美国的华裔文学的上一层形态――亚裔文学这一学科而言,首先它是发韧于民权运动后的多元文化运动,其学科基础是建立在种族和族裔政治的语境下的,其学科诉诸对象是美国的社会和民众,其文学经典构成更是与亚裔的“美国性”(Americanness)相关,即使今天其学科领域出现大量外向型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的研究和突破族裔政治的文学与美学研究诉求,身份政治性质的学科传统依然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也就是说亚裔研究下的华裔文学研究一直是一种美国文学研究,而不是比较文学研究,即使其学科创始人们已经意识到它必须更加开放的前景.

2.美华文学研究走入比较文学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尤其是大陆的学者们带着对跨语言的“历险”④和文学的传播能力的兴趣也走入了这一文学批评领域,不仅对水仙花(Sui Sin Far)、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谭恩美(Amy Tan)、黄哲伦(Did Henry Hwang)、赵建秀(Frank Chin)、任碧莲(Gish Jin)等21世纪之前就已有进入学术殿堂的作家及作品有大量的研究,还以新的理论和视角推动更多的当代作家和作品进入学术领地,如徐忠雄(Shawn Hsu Wong)、李建孙(Gus Lee)、伍慧明(Fae Myenne Ng)、梁志英(Russell Charles Leong)等,同时还纳入近代以来的中美跨国性书写,如早期的林语堂和当代的哈金,从而使得这一文学领域在中国学者加入后在学科谱系上更多元而厚重.除纵向的开拓外,中国的美华文学研究还和美国当下的亚裔文学一样,横向将一些非传统的文学文本――如传记性写作和畅销书――纳入考察范围,(鉴于这类文本的市场价值和它们在比纯文学更宽泛的文化的层面的重要性),像林露德(Ruthanne Lum McCunn)的传记和和邝丽莎(Lisa See)的畅销书在得到大众和影视投资人的兴趣后也必然受到学界的关注.从2009年出版的吴冰和王立礼主编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美华文学研究在当下的越来越全面的研究对象.

中国的进入无疑极大促进了美华文学甚至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走出族裔研究的局限引入比较文学的视域,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个促进的过程也是个不断纠错和不断开阔的过程.虽然中国的“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中有对语言的限定,它不但不意味着视野的束缚,反而表明中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有另外的参照――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参照,尤其是其中的美国华文文学研究,该领域内一些主题如离散与思乡、家园与寻根、归与不归等已经形成文学批评的传统.这个来自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参照对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来说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带着超出美国的族裔政治之外的兴趣和理论来谈论美华文学,在无形中扩大了这一“舶来的”学科的容纳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它又和美国华文文学批评形成一种张力,毕竟是从不同的学术语境出发,它们很快发现必须突破对方的思维定势,通过跨国和跨语言的引证来指出对方在推己度人中露出的破绽,⑤于是更多的学者投入这“冒现的文学”⑥的跨国身份政治的探讨中,这种探讨恰似巴尔特的所说的符号学的历险――一个符号通向另一个符号,同时下一个符号成功解构掉之前的符号,不断的解构和建构本身就是研究者们迷醉的对象,从而形成在过去十来年中在中国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大量涌现和形成学科规模.

赵文书在《和声与变奏》中以匪夷所思的口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华美文学只是亚美文学的一部分;与非洲裔文学、西班牙裔文学、美国土著文学等美国其他少数族裔文学相比,即使亚美文学也并不算强,华美文学只能算是弱势中的弱势.然而为何中国学者对华美文学如此关注?”[8] (P.245)对这个问题赵文书自己的回答是:“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希望华美文学能改善中国和中国人在西方文学中的形象.等因为文学之笔这一回掌握在我们‘自己人’手里了.”[8] (P.245)另外他认为我们对美华文学情有独钟还有个原因是“一种文化上的情感联系”,“大中华的情结”[8] (P.7).赵文书以研究美国华裔文学多年的大陆学者身份做出这样的觉察,并为此觉察做出相应“内省”,⑦应是有一定说服力的,我们可自然地引申出中国的华裔文学批评和美国的会有很大的交集,但也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一些不同,并且随着学术交往和对话的增进,批评中的“不同”会渐渐凸显,即使在研究同样的作家和作品,追随着相似的文学研究潮流,学界会渐渐认识到同样的概念由于语境不同会意味不同,同样的理论也并不总在证明用意一致的议题.

二、美华文学批评的几个阶段

1.美国亚裔文学批评的分期

从学术史的角度说,对于美华文学批评我们可以切分出什么样的时间段呢?美国学者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斯蒂芬•,洪•,索恩(Stephen Hong Sohn)和约翰•,布莱尔•,甘姆博(John Blair Gamber)等最早明确地对美国亚裔文学批评的发展阶段做出三阶段的划分,⑧以1982和1995年为界划分亚裔文学批评史:1982年之前的批评体现在一系列文学选集的前言中,批评话语是单向度的,围绕“文化严整性“(cultural integrity)展开,如赵建秀当时的代表性言论“亚裔美国感性(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y)”,认为亚裔美国人仅指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有美国感性的移民后裔;以1982年金惠经的《美国亚裔文学写作和社会背景导论》为标志,亚裔文学研究开始系统化的文化研究,注重文学与族裔历史和社会问题的互现、族裔文化的“主题学”研究,以金惠经(Elaine Kim)、斯蒂芬•,H•,苏密达(Stephen H. Sumida)、林英敏(Amy Ling)、张敬珏(King-kok Cheung)、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和林玉玲(Shirley Lim)等女性研究者的专著为代表[7],重在发现美国亚裔文学集体特征和文学经典;90年代下半期,可以1996年骆里山(Lisa Lowe)的《移民的行动:论美国亚裔文化政治》(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1996)为过渡的“桥梁”[7],亚裔文学批评在继承第二阶段的诸种研究“主题”的同时进入元批评时代,1990年代异质性、杂糅性与多样性(Heterogeneity, Hybridity, Multiplicity)等话语的弥漫,强调变动不居的身份,批评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义、心理分析、全球化、离散研究等思潮的影响下自我审视,重思并整合传统的批评,如果我们进一步把话题限定在华裔学者里,这一时期除林玉玲、黄秀玲和张敬珏等一直活跃的华裔学者之外,代表学者有罗伯特•,G•,李(Robert G. Lee)、骆里山(Lisa Lowe)、李磊伟(Did Lei-Wei Li)、马圣美(Ma Sheng-mei)、凌津奇(Ling Jinqi)、尹晓煌(Yin Xiao-huang)等.⑨林玉玲等对美国亚裔文学批评的发展阶段的划分具有普遍意义.在此明确的划分之前黄秀玲和张敬珏在回顾亚裔文学的发展时已经在不自觉地这么看了,在此之后这种观察和总结更成为学界常识.⑩我们可以把这一领域的发展源头梳理一下,美国亚裔研究产生于多元文化运动的背景,而多元文化运动脱胎于1950和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经过1950年代短暂的战后满足陶醉,1960年代的人们越来越看到、听到、意识到美国理想和现实间的“反讽”:死亡、流血与暴力发生在美国人所笃信的最安全最的乐土之上,人们死于种族斗争,如马丁•,路德•,金;死于政治斗争,如肯尼迪;死于大国的理念,如越战无数的伤亡;死于和平的行为,如肯特大学校.[11]现实社会机制与多重价值文化间的矛盾如何协调,这是1960年代提出的巨大命题,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稳定地衍生出相关的机制与话语,如具体的教育思想和方法――1970年代在中小学教育中增加对不同族裔文化传统的理解,1980年代,它更是作为普识教育的核心课程进入大学校园.华裔和日裔都有沉痛的历史记忆,并且在那时也深刻认识到了加在自己身上的,于是很自然地也以对抗的姿态开始发声(articulate).1970年代的代表性的亚裔文学与文化批评话语是赵健秀的“亚裔美国感性”,强调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亚裔和第一代移民FOB们的本质不同,他说:“我不是中国人.在我看来那些十几岁来到这里、后来定居于此的中国人和美国出生的华人根本就没什么共同点,文化上、思想上、情感上都没有.等在我和中国移民之间搭不起文化和心理的桥梁.是社会和的强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必须切断.”[2] (P.60)

因为当时尚属冷战的历史时期,华裔很难与那时的中国产生认同、更不可能有像现在这样的跨国的沟通和互动,当时亚裔只能以自身的在地性进行反抗,反抗性质的对亚裔的妖魔化.

如果说赵健秀等是以激进的姿态推动了亚裔的发声,这个“发声”发展为一个学科则是1980年代一批亚裔学者的贡献.前文提到的1980年代以女性学者为代表的研究以各自系统的专著使得亚裔研究和批评有了自己的经典文献,就当时的批评的总体格调而言,是把亚裔的“在地性”(nativity)从历史(如亚裔对美国发展的贡献)、政治(如亚裔承受的种族和阶级压迫)和文化(如对亚裔饮食和说话方式的妖魔化)的角度更加合法化,即所谓“美国也是亚裔人的美国”的宣告(claiming America).

1990年代是冷战后的全球化快速而火热地席卷全球的时代,全球化所需要的核心理论是关于“跨界”和“流动”的理论,而流动意味又变动不居,意味着异质性、杂糅性与多样性(Heterogeneity, Hybridity, Multiplicity)等话语的弥漫,所以美国亚裔文学批评的主旋律也跟着出现了转变,出现了如上文所提到过的新一批批评观念与代表学者.


2.新的视野:跨国主义

不过现实的发展很快又令学者必须对这三阶段的划分加以补充,还是林玉玲提出的,她在2006年出版的研究论文集《跨国的亚裔美国文学:现场与流动》(Transnational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Site and Transit)一书的“序言”里指出,进入21世纪后,尤其近几年,亚裔文学批评的出现了“跨国”研究态势.脱胎于“全球化”研究的“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12]――旨在强调全球流动的多层性和交互性,而不只是从发达到不发达的单一向度的研究框架――成为批评的新前沿,对亚裔(当然包括华裔)文学研究来说,跨国研究的首要特质是不再满足于仅定位于美国的族裔身份研究,早先的“异质性”被拓展成“跨国性”、“杂糅性”让位于“流动性”,转变的原因在林玉玲看来是因为所谓“亚裔”不同于非洲裔,它并不是“单一的语言学意义上的他者”(no single linguistic Other),其组成部分沿不同路径纷沓而来,早先对“杂糅”的价值――即通过承认杂糅来确立团结――的笃信越来越不能适应回归文本现场的需要,其文学批评自然面临危机;但是从另一方面,跳出林玉玲在亚裔学科内的叙事,这一研究重心的转变也许和新千年来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上升状态和中美关系的一些变化有关.

从“亚裔美国感性(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y)”到“还我美国(claiming America)”的议题,再到“异质”与“杂糅”的身份策略,再到“跨国”和“流散”的时代价值,这一组关 键 词 的变迁的确可以概括该领域的一路风景.对于亚裔研究的学者来说,这一学科建构起点是对族裔作为一种存在主体(subject)的理解,如“亚裔”的主体何在?主体是严整、统一的吗?主体可以被勾销吗(比如可不可以不纠缠于主体、身份和文化等族裔特色的问题,开始“主体后”post-subject的研究视野[13])?或者不勾销主体,用跨国的多重的主体(multiplier subject)来替换单向度的主体定位,这样是否更有学术潜力?

在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中,亚裔文学批评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华裔文学一向是亚裔文学研究的最主要和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所以此亚裔批评的阶段分期亦适用于本文的研究对象――美国华裔文学的批评.

除了把美国亚裔文学研究作为美华文学的参照系来观察它历史分期外,还有个因素也很重要,那就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之外的研究者,主要是中国的学者带着对跨中西文化的交杂地带的兴趣开始大量进入该领域的阶段.与之前的批评相比,美华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三个明显的不同,或者说特征:一是前文提到的比较文学性,尤其是中英文第一手资料间的互文研究,比如对进入华裔文学的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化典故的阐释,像对花木兰、孙悟空和关羽等的形象和传说的研究,研究它们出自什么样的中文、被作者做了什么样的重构、重构的目的何在等等;二是“元批评”的出现,对既往批评回顾性的归纳总结、批评和批评之间的对话、作家对批评的反批评和对自传写作的文体研究中都体现出对文学批评自身的关注;三是批评的“跨国性”,跨国性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生态环境,体现在所涉及文学作品本身的跨国性和研究者的人员构成和学术活动的跨国性,还有就是更本质的批评理论的“跨国性”.林玉玲等在《文学想像研究》杂志2004年专论亚裔文学理论的一期的“本期导言”里这样写道:“毕竟,这一研究领域的地貌已经改变了很多,不仅是成功的作家更多了,得到承认的作品的类型更丰富了,而且是接纳他们的整个历史背景就不同.首要一条,亚裔文学越来越被看作是既是美国的、又是全球、跨国和流散的.”[6]

三、结语

再回到赵文书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学者对美国华裔文学如此关注?因为它和中国有关.可是现在学界深深质疑的恰恰是它有关吗?我们该怎么看待美华文学的“中国性”?直到今天美华文学批评还不免纠缠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对于华裔作家笔下的离奇的中国,目前批评界较通达的共识是这些离奇是可以理解的,那些作家说到底是美国作家,像美国人一样想象中国也是自然的,我们不必先以“大中华”的纳入心态――所谓forced inclusion――来定性华裔作家为华人,再接着批判他们“自我东方主义”.这个通达的共识很好,它干净利索地解决掉了曾经很困扰中国批评界的华裔作家的不真实的“中国”的问题,可是,这种共识似乎又疏漏了什么,它是那么就事论事,它让美华文学研究中任何出自“中国”的主体意识显得不过是庸人自扰,甚至有封闭的大汉中心主义的嫌疑.

但实际上这一“庸人自扰”般的研究并不必然是封闭的民族主义.再一次以赵文书的《和声与变奏》为例,他在此书第10章“华美文学中为什么有东方主义?”中提出华裔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时空差异,再加上出版策略的因素,所以他们笔下东方主义式的中国不足为怪.他还进而指出,中国方面的研究若总是局限于对此做东方主义批评,倒反而是为一种顽固的东方主义助势.他认为应该“拓宽我们的研究范围”,把“研究兴趣转到非中国题材”上去.从话语机制的角度看,赵文书所意识到的批评中的东方主义的问题也是切中要害的,他在意识到这一点后停下脚步,改走其它路径.的确,拿着“东方主义”来做按图索骥的研究和机械的批判本身已经泛滥且过时,美华研究的确需要开拓研究的视域,事实上这两年出版和发表的专著与论文也正趋于多元化,赵文书的倡议无论如何都是中肯而切实的.

但是,本文在这里想补充的是,纵观这一领域的批评的发展历程,“中国”并不是不在场的话语,不重要的推动力.主体意识膨胀是问题,和中国有关的东方主义批评流于俗套也是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并不能否定掉在这一领域的来自“中国”视角的兴趣、关怀和见解.在强调美华文学是亚裔的、美国的、文学的这三个层面时,我们没有必要讳言它也是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在于批评本身是不是做得够好.

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

[2] Frank Chin. Confessions of the Chinatown Cowboy.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4.3(1972):57-70.

[3] King-kok Cheung, 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4] King-kok Cheung &Stan Yoki.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88.

[5] Sau-ling Cynthia Wo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gancy, Princeton Univerisity Press, 1993.

[6] Shirley Geok-lin Lim, Gina Valentino, Introduction Cross Wire: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J],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Vol. 37,Issue 1, Spring 2004.

[7] Stephen Hong Sohn & John Blair Gamber, Currents of Study: Chartering the Course of Asian American Critici.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Vol.37,Issue 1, Spring 2004.

[8] 赵文书:《和声与变奏:华美文学文化取向的历史嬗变》,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① 关于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中文表述,中国大陆华人文学研究界近年有提出以“华裔美国文学”翻译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简称为“华美文学”,如南开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华人文学丛书”中的两本书的书名――单德兴的《故事与新生:华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和赵文书的《和声与变奏:华美文学文化取向的历史嬗变》.关于这一译法,赵文书的解释是“以‘华美’对应英语中的Chinese America或Chinese American”(赵文书,《和声与变奏》,第1页).吴冰教授在她所主编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一书里对这个名称则思考更多,她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刚开始译介华裔美国文学时,一般用“美国华裔文学”,按照中文表达习惯,把涵盖面大的放在前面,同时也和“美国犹太文学”Jewish American Lit、美国黑人文学Black American Lit、美国印第安文学等提法一致.后来随着华裔美国文学在国内译介的普及和深入,尤其看到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起步较早的单德兴等学者在文章中使用“华裔美国文学”,我们许多人也开始采用这一译名.我觉得这一汉语语序和英语语序一致的译法是有道理的,因为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中,Chinese American这个词组是定语,用来修饰literature,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意思是“华裔美国人创作的文学”.我们的汉语习惯说“华裔美国人”,不说“美国华裔人”,但说美国华人、美国犹太人、美国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因此我们在本书采用“华裔美国文学”的译法.”“实际上,目前国内这两种译法都有赞成者.我认为两种译法各有各的道理.如果把“美国"放在前面,则用‘美国华人文学’要比‘美国华裔文学’好.”(吴冰,《华美作家研究》)吴冰教授其实已经把问题看得很全面了:按照中文的言说传统,应该是“美华文学”;“华美文学”是来自台湾的说法;用“华美文学”是为了一致.但是,本文还是按照中文表述的传统――外延大的概念在前,由大到小――来指称这一研究领域,也就是“美国华裔文学”,简称“美华文学”.另外,说人与说文学在表述上应该不一样的,的确说人我们往往说“华裔美国人”,但是,说文学的时候如果我们认为它们首先是美国文学,则“美国”应该放在最前面.

② 关于美国华裔作家的划分标准,张子清教授在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华裔文学系列丛书撰写的总序《与亚裔美国文学共荣共生的华裔美国文学》中和郭英剑教授在论文《命名•,主题•,认同――论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几个问题》(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3年第6期)中均以美国华人的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作为判定标准,尽管张子清的界定同时还要求作品必须是关于美国的生活经验和经历的.

③ 如何特指大陆之外的华人的文学创作、研究和活动这些年来一直是个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地理和人群边界在不断扩张,与此同时如何从学科上命名新发展出的文学领域是件微妙而难决的事情,体现在已有的学科名称不断遭遇反对的声音――从港澳台文学到海外华文文学到世界华人文学到华文文学,等等.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提法出现,因为我们跨国的政治和文化视野在变化着(比如意识到美国的华人文学研究和中国的华人文学研究在目的和语境方面的本质不同);在同一时期也会有不同的提法出现,因为我们处在学科交叉的时代,新的非传统的学科领域更是学术对话的现场,学者们的种种起点――中文系的和英语系的、不同观念下的比较文学的、研究东南亚移民文学的和研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移民文学的――必然会带来各种思想和话语,同时也暴露自身的局限.笔者在此梳理几篇代表性的文章如下:1. 饶子、费勇:《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该文梳理了陈贤茂、许翼心、李黎和林耀德等学者在2000年之前的界定,指出华文创作体现出的国际性,和研究像白先勇、张爱玲、陈若曦、叶维廉等海外作家和学者的重要意义;2. 钱虹:《从“台港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一个学科的形成及其命名》(《学术研究》2007年第1期),与上文学科呼唤式的探索不同,该文是十几年后的回望,以具体而全面的学科发展史料说明华文文学家族的蓬勃发展和多元格局,并列出学界不同的文学地图的“画法”:如“中心说”、“板块说”、“发展中地区说”等.特别强调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研究的不同,认为前者的意义主要在于它体现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3. 林涧:《比较文学的一个新领域――美华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该文提出打通中国的海外文学研究和美国的亚裔文学研究,把大陆、港澳台、美国出生的华人作家和华人流散写作都纳入一个学科,做“涉及至少两种语言、两种文学传统、跨国文化和历史知识”的研究,为此其学科命名是“美国华人文学研究”,事实上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预见了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它提出的有潜力的课题正是当下学科的前沿,尽管其学科立意之高和要求之广是具有挑战性的;4. 沈庆利:《“华文文学”与“世界”关于“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几个疑惑》(《华文文学》,2007年第1期),该文在学界普遍接受“世界华文文学”对“港台文学”的替代后,反质疑此名称“世界”两字背后的“中国文学中心主义”,并指出这个名称背后的历史感性.比如其产生是由于当年海外作家对“海外华文文学”归类的不满和不解,因为二战后“海外”一词还没发展为富有魅力的字眼,居于国外的作家对此名称更多的是感到文化的边缘化,为此他们以“世界华文文学”来重组格局,并以“超国家”、“超民族”和“多中心”等现代性概念来建构它;而这个概念到了大陆学者手里时又走向它初始的反面,反被阐释为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浪漫图景.“世界”一词作为学科命名具有或危险或庸俗的政治性,作者似乎这么暗示,并指出况且创作活动发生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等于文学的“世界性”,所以他认为老名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很能表意,且更加政治正确,如还不能统一意见,就定语悬置为“华文文学”,以模糊语义来解决争辩.国内学术期刊《华文文学》的命名正是这一观点的体现,该期刊英文名是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英语中Chinese可以是华人的、华语、关于中国的,含义灵活,所以其文章涉及华人的多语种作品和相应的文化研究,甚至可以是对和中国文化相关的非华裔的作家和学者的研究.

④ 这里的“历险“一词是借用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历险》的意象:“(对我来说符号学)是一种历险(adventure),也就是指我所遭遇者.”巴尔特以“历险”一词来表达他对符号学研究的态度和体验:快乐地、激动的进入,开始一场系统的游戏.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⑤ 比如一个显著的论题就是美国华人“中国性”和相关的身份政治问题.在大量关于借用中华文化资源和伴随着故国回望的母女叙事的研究出现之后(“借用”与“回望”无疑是典型华美文学研究主题,这也许和学科里两位代表作家的书写有关――汤亭亭和谭恩美),有学者不断指出国内对华人的“中国性”的先验的认识:如徐颖果从词汇学的角度指出“Chinese”这个词可以指中国人,也可以指华裔美国人,而且在一定的语境下,对“we Chinese”这一呼唤的理解错误会引起我们对他们的文化认同的误解;赵文书也是相当强调华裔的族裔身份的在场的研究者,他指出美国华裔的“Chinese”文化立场不是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nationali,而是立足国内的族裔本位主义ethnici;而在对像任碧莲(Gish Jin)这样的作家的研究中,华裔的身份认同就走向这样的思路:以下不都可以表述为他们(华裔美国人)真实的情感吗――他们①不是中国人、或者②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或者③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又或者④实际上他们完全还可以选择当犹太人、黑人或其它任何文化面貌的人,像白人那样去选择.这些无疑都在解构之前研究中的中国或者说中华中心.参见徐颖果:《全球化语境下如何翻译Chinese》,《译林》2007年第5期;赵文书:《和声与变奏:华美文学文化取向的历史嬗变》,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195页.

⑥ “冒现的文学”的提法出自美国学者乌拉德•,高吉克(Wlad Godzich)教授,意指与主流文学相对的新兴的文学,它们的出现挑战既定的理论.

⑦ 此处的“内省”是因为赵文书在书中指出中国学者在最开始的研究中存在一种不成熟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纳入(cultural inclusion)情结,结果“我们对(自己人)的希望却往往面对着失望”(赵,245),比如对美华文学中关于中国的东方主义式的描述的失望,赵认为此种失望的缘由是错误的从中国出发的民族主义的心理.

⑧ 具体可参见以下两篇,一篇是文学选集《跨国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序言”,另一篇是论文,实际上两篇文章出自同一个研究团体:Shirley Geok-lin Lim, John Blair Gamber, Stephen Hong Sohn, and Gina Valentino,(Transnational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Sites and Transits);Stephen Hong Sohn & John Blair Gamber, Currents of Study: Chartering the Course of Asian American Critici.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Vol. 37, Issue 1, Spring 2004.

⑨ 如美国学者Kent A. Ono在《美国亚裔研究伴读》(a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Studies)中也从1970年始追溯,并也认为到1980年代出现质的不同(原文用“gap”,p.4),1990年始与之前不同的批评,其特征是挑战既定的身份政治预设(p.1);国内学者程爱民和蒲若茜的相关论文也是这样看待亚裔(进而到华裔)文学批评的发展阶段的,具体参见:《美国亚裔文学研究:1995年以后出版的几部专著》(邵怡、程爱民,《外国文学动态》,2007年第4期),《从“本土”到“离散”:近三十年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评述》(饶子、蒲若茜,《暨南学报》2005年第1期)

⑩ 必须说明,亚裔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当然大有日裔、韩裔和其它族裔的批评家,但因本文研究对象毕竟是华裔文学的批评,所以这里代表性学者的例举并不需要涵盖所有亚裔.略将几位代表学者的作品和学术风格例举如下:林玉玲可谓美国亚裔文学最综合性的代表人物,她是诗人、作家,也是学者,其自传《月白的脸:一个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 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注意这里是复数的“家园”)本身就是经典的亚裔文学读本,学术上她是一系列紧贴时代的亚裔的文学论文集的主编,如1989年的《紫禁绣:美国亚裔女性作家文集》(The Forbidden Stitch: An Asian American Women's Anthology )、1991年的《汤亭亭的〈女勇士〉――怎么教?》(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1992年的《阅读美国亚裔文学》(Reading the Literature of Asian America)、1999年的《跨国的亚太地区:性别、文化与公共空间》(Transnational Asia Pacific: Gender,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和2006年的《跨国的亚裔美国文学:现场与流动》(Transnational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Site and Transit).黄秀玲的1993年出版的《从必须到奢侈:解读美国亚裔文学》(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gance)已出中文译本,在这本书她对亚裔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联盟进行深刻探讨.张敬珏也是编写了重要的亚裔文学研究方面的资料,如1988年的《美国亚裔文学书目提要》(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和1998年的《美国亚裔文学伴读》(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在其1993年的专著《尽在不言中》(Articulate Silences: Hisaye Yamamoto, Maxine Hong Kingston, Joy Kogawa)她不但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剖析族以女性为自己、为族裔发声的策略与方式,还批判了单向度的带有种族和性别歧视色彩的西方男性“话语”观以及背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罗伯特•,G•,李的代表作《东方人:大众文化中的亚裔美国人》(Orientals: 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是部影响深远的书,他细腻地分析了关于东方的种种刻板形象背后的成因,如“野蛮人”、“苦力”、“阴阳人”、“模范族裔”等,该书的许多观点和资料后被学界广为引用.李磊伟代表作《想象民族:美国亚裔文学及其文化认同》(Imagining the Natio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nsent),这本书按时间顺序追溯了亚裔美国人如何在文化上向美国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斗争,争取自身作为完全意义上的美国主体的历程.马圣美代表作《致命的拥抱:东方主义与亚裔美国人的身份(the Deathly Embrace: Orientali and Asian American Identity)更加以萨义德式的东方主义批评路径批判了美国大众文化中、亚裔人自身的文化作品中对亚裔的歪曲再现,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底层人对亚裔人的忌恨和暴力事件.凌津奇的《叙述民族主义:美国亚裔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形式》(Narrating Nationalis: Ideology and Form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是从文化生产和实用主义的角度对亚裔文学场域里的理论变迁进行分析,分析带有鲜明的西马学术风格和知识社会学特色.

[11] 1970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许诺尽快结束越战,但当选后继续出兵柬埔塞,肯特大学学生因此,并与军警发生冲突,混乱中开,学生三死九伤.

[12] 关于全球化理论和跨国主义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跨国主义思想和理论是全球化理论在当下的变通.跨国主义致力于挖掘和探讨“将民族国家疆界之外的人民与机构连接起来的多重关系和互动”.在它之前的全球化理论框架里,“跨国”(transnational)首先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现象,资本、劳力、产品在全球流动,其次它也指文化的流通和影响,如西风东渐的现象.但是,全球化并不是简单而突然的历史,近代以来的殖民历史尚未完全淡出人类的记忆,于是就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在当代被强化的同时,“全球化”的理论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从流动的自由经济到跨国资本的帝国主义、从普世价值到文化民族主义,后殖义学说的涌起使得 “全球化”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地加入了新的内容.新的内容之一就是修改之前的单向性,纳入对多层运作着的流动体系的肯定.这里的多层并不只是传统全球化理论中的分层,既按共时的分类分为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而是强调要加入历时的一维――全球化并不是单向度的西方现代强势话语的一统天下,在某些阶段是,在某些方面是,但是对西方现代性扩展的单向模式的反抗总是在的,然后变通的思想和理论出现.

[13] 如林玉玲所指出的Kandice Chuh的《想像他者》(Imagining Otherwise)一书中对“主体后”理论的青睐.

(责任编辑: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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