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从新时期以来中国理论界对西方现代文论的接受中,我们可以发现耐人寻味的现象.短短三十年,中国理论界演绎了西方一个世纪才走完的历程.
关 键 词 ：中西方文论；文学文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19-01
中国理论界在80年代最初引入西方理论时就存在与西方的错位.西方在文学自性研究风行了数十年之后,1970年代以来对政治文化批评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不少西方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文化意识形态分析,集中于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当西方已经走出文学的自性研究,即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走出来,投身于无限开放的可以直接回应社会重大问题的文化研究中时,中国却兴起了文学自性的研究.对文学自性的兴趣迎合了当时刚刚从政治中走出来的中国的需要.这种兴趣在1980年代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广泛关注中得到普遍体现,而随着形式主义文论的广泛流行,文论界对文学的审美性、文学性等概念的关注也日益加强.因此,新批评于1970年代前后在西方儿乎已成过去式之时,在中国却饶有兴趣地进行.
另一个错位的例子是韦勒克和沃伦在1940年代出版的《文学理论》一书,此书在80年代的西方早已过时,然而《文学理论》中文译本在1984年出版以来,在中国所获得的热烈反响非比寻常.究其原因,就是《文学理论》一书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和“文学的内部研究”,进行了明确区分.韦勒克和沃伦的这一著名区分就是要把材料考据、思想分析、历史考察等传统社会学批评方法摈除于文本研究之外,使批评家更加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与审美结构.韦勒克和沃伦认为,对于批评家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即“为特定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符号结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80年代国内理论界大量引入了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但当时西方盛行的文化研究、解构理论等却未能在国内迅速传播开来,这与中国具体的历史情况有着必然的关系,这是一个有选择的过程而非无意识的介绍与引入.当时学界对于西方文论的研究,还是主要侧重于如何应用以应对新形势下实践中的理论问题,主要关心的是西方有哪些先进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它们在对文学的阐释中是否有效.在1980年代国内发表和出版的关于西方文论的大部分论文和著作中,以否定和批判精神为主题的少而又少.这一点也反映在对伊格尔顿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方面.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在中国大陆有3个译本,是在大学中使用最多的课本之一.但是对于他的另一本著作《批评的功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却很少有人问津.
1990年代之后,中国学界的情况也又发生了较大变化,进入了与西方基本同步的阶段.在很多方面1990年代与1980年代的文学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社会文化批评逐渐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关注文本和主体的审美批评.文学批评日益呈现出文化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渗透的结果就是文学研究的范围急逮扩张并向跨学科方向发展.文学文本与其它社会文本形式的学术价值日见平等,而艺术性也不再是文学批评的唯一取舍标准.这一特点共同反映在中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当然,与西方不同,形式审美研究在中国仍然较受重视.尽管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社会历史语境,福柯和詹姆逊等西方反形式主义的理论家也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真正从政治上反对形式审美研究的中国学者却为数较少,与西方学界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变化的背后也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转型有关.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大众文化和审美文化兴起,中国文化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主导文化不再一统天下,中国文化的格局是大众文化、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共生.中国文论如果继续在文学自性上打转,那么就无力回答许多现实而尖锐的问题,因此便开始学习西方“向外突”,开始重视文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阐释,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在此过程中,后殖义研究、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等等“文化论转向”以来的文论在中国逐渐受到推崇,由此也引发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文艺学边界”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等一系列热烈讨论.
通过分析80年代至今中国文论在引入研究西方文论的转变上,可以看出暗藏在国内学界大量引入西方文论,展开文学研究之下的实际上是中国国内自身文学文化不断转型的社会需求.一方面,中国学者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了整个世界文学理论的整体进程中,从社会历史文化出发力图对文本做出更为全面和富有新意的阐释.另一方面,在经历了长期政治批评之后,中国学者也一般不愿再将文学批评当作政治工具.这可说明,文学理论究竟是否“合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大环境和历史发展的轨道.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家对西方现代文论的亦步亦趋曾长期为人所诟病,但实际上这种引入与研究并非是无意识的,而是基于现实需求所做出选择和判断的,是符合我国历史进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