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主持人：何言宏
对话者：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言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的话1993年,也是在《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栏目,王晓明教授等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曾经提出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引发过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讨论,对此,我们应该都记忆犹新.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在这里,基本上还是就我们的文学实践来讨论精神问题,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也让我们感慨万端.时隔多年,我们很自然地要问,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么多年漫长和丰富的社会历史实践与文学文化实践,“旷野上的废墟”是否已不再?与当年的“旷野”相比,我们目前所置身与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号称“崛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文学,又各是一幅怎样的精神景象?我想,这个问题一旦去作认真的思考,悲从中来,应该是我们很多人的感受.这么多年,说实话,与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希望相比,无论是我们的民族与社会,还是我们的文学,精神成就都很有限.
精神现实与文学的承担
张清华：过去很多年中,我们似乎很乐于谈“文学的危机”,但再过上若干年回头看,那只是“盛世危言”而已,文学似乎并没有什么衰败的迹象,相反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文学与中国的经济一样取得了长足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发展.而这一次,我以为确实是来到了某种“精神的拐点”.我们回头看,世纪之交以来文学的走势确乎呈现为一个“下坡路”的趋势,作家们在世纪初所拥有的那种批判力量正在变得一天比一天稀薄.简单地说,在世纪之初至少还出现了《檀香刑》、《花腔》、《爱人同志》等小说,即便人们对这些作品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但它们直指近代和当代中国社会历史以及政治与文化的尖锐的批判精神,不能不说还是丰沛的.在这十年的中期,尽管有喜剧性和夸诞化的趋势,但毕竟也还有《受活》、《兄弟》、《生死疲劳》等作品,有《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刺猬歌》、《秦腔》、《笨花》等非常有艺术旨趣的小说,而在最近的两三年中,小说界似乎正呈现一种“广阔的沉寂”,好作品、有分量的小说明显稀少了.日益繁盛的是一些基本没有人文立场和精神价值的小说,一些融入了“谍战”或“悬疑”元素的、投合某种商业和市场目的的小说甚至获得了主流的文学奖项,这对于很难耐得住诱惑的中国作家来说,更是一种考验.总体而言,我个人认为,随着作家文化身份的微妙转换,人文精神的日渐式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精英作家在精神活力与艺术创造力上,正呈现出的日渐枯竭的迹象.而下一代的作家中具有大气象的又少之又少,这就使我们的文学真的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个令人担心担忧的时刻.
何言宏：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繁盛”的时代,经济“繁盛”,文学也“繁盛”.这些年来,我们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经济的繁盛使得我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遍呼“崛起”.到了今天,晚清以降的“强国梦”似已成真,贫弱多年的中国终于出现了强大的迹象,表现在精神上,当然也相应地产生了豪迈、自信与不无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无视另外的现实,那就是我们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令人担忧甚至是很可怕的现象.比如前不久,《人民日报》还发表过《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时评,痛苦反省诸如矿难、火灾、血拆、石化爆炸和工业污染之类的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发展.其实这也警告我们,一路狂奔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很多严重的灾难与问题,在我们的精神深处,如果连对人的生命都不再珍视、不再疼惜,再多的财富、再大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又认为,在我们的经济成就与精神成就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巨大的落差.我们可能就像一个“暴发户”,腰缠万贯,精神上却很苍白、贫穷,甚至很粗鄙与野蛮.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社会的层面上,我们仍然处在一个精神危机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的精神现实.想想看,如果一个社会伤天害理的事情大面积地屡屡发生,频频出现诸如毒奶粉、地沟油和制卖假药等直接危害生命的药品安全与食品安全问题,那这个社会和这个民族的精神到底衰变到哪样的地步,真是可以想见的了.我想这起码说明,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利益与物欲的诱惑与驱动下,精神的制约往往已失效,在他们的精神深处,无限膨胀或充斥着的,往往只是利益与.“掘金时代”的上空飘扬的是“的旗帜”,精神却处于灰败与危机之中.面临如此严峻的精神现实,我一直以为,文学是应该而且也能够有所作为、有所承担的.
张学昕：因此说到底,我们还是希望文学能够有匡正世风、改变民性的作用,这也很自然地使我想起“五四”甚至是更早的晚清以来我们对文学曾经寄予的厚望,那就是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这些年来,改造国民性这个启蒙主义的文学主张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和“解构”,有的人还算有其自己的思想理路和学术文化背景,尽管在我看来这也很有问题,有的人加入这样的合唱,激烈地否定国民性批判的话语,却无比轻薄,思想和学理上都不值一觑的.在我看来,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性格,国民性既会体现出一个民族难以移易的精神传统,具有其较强的稳定性,但同时也是变化和历史性地形成着的.一个民族在某一段历史时期,往往会有其独特的蒙昧.“五四”知识分子所揭示与批判的,是我们国民的昧于封建,到了“”,却昧于政治,昧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了,因此就有了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文学.19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们的国民可能更多的是昧于金钱,言宏所说的种种问题,其实大多都是“钱迷心窍”所造成的,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为了单向度的经济发展,甚至连生命这样的精神底线都屡屡突破!可以说,拜金主义,成了我们的国民最为核心的精神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的文学义不容辞地应该有所承担.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认为我们的文学还应该着力于启蒙,着力于具有新的精神指向和国民性批判内涵的精神启蒙.
何言宏：所以说,文学的精神承担的意义愈益突出.实事求是地说,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还是力图有承担的.清华刚才历数了小说界的情况,我们不能否认像韩少功、贾平凹、莫言、阎连科、铁凝、苏童、毕飞宇、李洱和艾伟等不同代群的作家各自所做出的精神探索.在诗歌界,像王家新、翟永明、周伦佑和雷平阳、杨键、朵渔、郑小琼等诗人的作品,对于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关注和精神介入都很令人尊敬.还有在散文界,像夏榆的写作也应该注意的.我经常向人推荐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这首“地震诗”和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我认为它们的精神力量非常巨大,超越了很多平庸的作品.这里我用上了“平庸”这样的字眼,是想指出在这些年来,相对于严峻的精神现实,在总量巨大的文学GDP中,我们生产了太多在精神上平庸的作品.清华刚才批评了一种现象,就是目前日益繁盛的一些基本没有什么人文立场和精神价值的小说,特别是一些融入了“谍战”或“悬疑”元素的、投合某种商业和市场目的的小说甚至获得了主流的文学奖项.我以为除了各种主流性的文学奖项,还有像一些选刊、一些文学评论和文学研讨活动,以及市场的青睐,一旦突出和嘉奖的是那些在精神上平庸的写作,就会造成大量的平庸淹没甚至驱逐那些真正具有精神力量和精神价值的作品,也会造成严重的误导,我想清华所说的“滑坡”以及“精神拐点”的形成,和这种误导不无关系.
当下文学的精神问题
何言宏：在包括宗教、哲学、音乐和美术等在内种种不同形式的精神实践中,就其所能包含的精神内涵的丰富性、生动性与深广度来说,文学有其独特的意义.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代表了一个民族在某一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具综合性的精神水准.所以说,进一步深入和具体地清理和考察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精神格局,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评估它的精神成就与精神局限,便显得重要而迫切.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些年来的中国文学从精神的层面来看,比较混乱,乱象蓬生,喧嚣无比,清理起来殊为困难.刚才我说普遍性的精神平庸淹没和驱逐了那些真正具有精神力量和精神价值的作品,就是这种乱象的一个方面.但我也觉得,在这些乱象背后,也并不是无迹可循的,我们不如初步地诊断和清理一下新的精神问题,揭示它的种种病相.
王尧：讨论文学的精神问题,很容易空洞和情绪化.我们关于文学精神的历史参照是什么?我们对文学精神面貌的基本估价如何?我们判断的依据、理论假设在哪里?显然,这些都是很模糊的.所以,这些年来,关于许多文学问题的讨论都很难有交集.清华兄说过去的三十年文学有长足的发展,也指出世纪之交以来有“滑坡”的态势,新世纪的十年应当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之中的.所以,这个世纪和上个世纪的问题其实是纠缠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精神问题有一个来龙去脉的过程,尽管它无疑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点”或者“拐点”,有“裂变”也有“关联”.如果说,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是考察这个问题的关节点,那么,我们需要讨论这个“点”的前与后,文学的精神面貌究竟如何.1980年代,我们都认为是辉煌的,这个阶段的文学作为精神遗产的价值还需要认识.当时的文学,所发生的历史背景之一,是我们曾经有过精神被奴役的历史,或者说经过长期的“心理暴力”的干扰,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对精神的解放.文学同时又置身在重新开始的现代化历程中,这是精神的开放过程.一是解放,一是开放.当时,我们所意识到的问题,是中/西、传统/现代的冲突,文学的主题被概括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其时,我们已经面临了精神处境的问题,到了1990年代初,有很强的挫折感.当现代化运动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以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运作以后,“人文精神”的问题变得突出了,整个文化的形态、结构、价值体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一个新的语境中,各种冲突汇集在一起,我们逐渐失去了应对的能力（不仅仅是批判）.主流意识形态控制语言的方式有所变化,1980年代以后,文学如何处理这部分的问题已经有些经验,但如何对待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内的经验,并非完全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加以拒绝,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在这方面的妥协.我们不能改变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我们又要坚持精英的立场,那么构成我们坚持的精神资源是什么,我们的精神是否具有独立性,我们又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介入读者的精神生活?我觉得现在也不能笼统地说“人文精神”式微了,而是这个社会的人文结构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文学的精神品质成了问题.
张清华：问题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文学有病,只是病在哪里?大家会有各自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在我观之,随着作家文化身份与写作心态中人文性的日益丧失,他们对于历史、现实以及当代经验的认知方式、认知深度与结果都随之出现了问题.不止是与历史之间的“和解”,瓦解了他们探究、批判与追问的勇气与眼光,有的作家干脆就是重新为历史进行打扮和粉饰,或者毫无思考性质地使用“革命”或当代政治的资源,而读者对此则毫无分辨能力.一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作品（如《狼图腾》一类）能够大行其道,一些改头换面噱头化或怪异化的“历史小说”（前两年是《亮剑》一类,最近则改成了花样百出的“谍战”或“悬疑”题材）更是风靡一时,这都是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的.这些作品要么迎合了政治的某种利益诱惑,要么应和了某种偏狭的民族主义思潮,它们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文学领域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式微,投机政治与民族主义思潮的日益膨胀,而这可不是什么好征兆.从目前看,这些作品已经大有超过人文性的“纯文学”创作的势头――从现实的利益获得与关注度上则大约早已超过了前者.我以为这是值得警醒的,这已不只是文学界的危机,而是精神界的危机,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被异化的表现.我们的作家如果丧失警觉和免疫力,我以为是非常令人悲哀的.
何言宏：王尧兄提醒我们,应该从历史变迁和社会文化结构等错综复杂的方面来考察文学的精神品质,你和清华也都揭示了这些年文学精神衰变的基本轨迹,清华还对诸如“悬疑”和“谍战”这样的小说大行其道深恶痛绝.据最近的一次报道,目前我国仅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就已经达到了三千余部,其中有多少让我们“深恶痛绝”的写作,真是只有天知道.其实,除了“悬疑”,还有诸如“玄幻小说”、“盗墓小说”、“口水诗”和那些以“青春”之名实际上对一代人的青春害多利少的所谓“青春写作”,它们泡沫化的膨胀与“发展”,都显示出当下文学中的精神病相.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所谓“繁盛”,就是病态的了,套用一句前面的话――精神有了病,文学的发展还有什么意义?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张学昕：清华和言宏所说的现象和忧虑,的确很令人担忧和可怕.不过,这可能只是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尽管这一面看上去很强大.但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的精神坐标或代表性标志,终究是那些能够穿透生活表象的、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性文本.我不相信那些流行的、时尚的甚至风靡一时的东西会有多大的生命力,而真正有人文性的文字才能抵达人内心的最深处.这一点,我对我们时代的作家的写作并不悲观,还是满怀信心,充满期待的!
张清华：还有一点必须要指出,即“现实主义”思潮的泛滥趋势.“现实主义”本身当然没有罪过,但这些年“现实主义”风行的结果是,文学的“现实性”增强了,而文学的“精神性”含量则衰减了.先锋文学运动留给我们的遗产――哲学探寻的兴趣、精神追问的热忱、批判的尖锐性,以及形式上的难度――都被这场俗而又俗的现实主义运动给丢弃殆尽了.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文学“回到了现实”,还不如说是“丧失了它的精神家园”.如今一些原本势头很好的青年作家,也渐渐失去了思想与艺术上的锐气,因为他们深为周身的这种气氛所围困.我曾经遇到过一位青年作家,他非常郁闷于如今批评家和编辑的趣味,认为这些人过于相信自己对于文学的判断,并且误导了这些年许多有才华的青年人,我听后深为羞愧.我在想,我们为什么如此乐于降低文学的精神与艺术难度,乐于夸耀文学中通俗而琐碎的趋向?固然文学不能总是坚持哲学或思想的高度,不能夸大形式的意义,但如今文学的浅白和无力,其高度和难度的丧失,对历史和现实的妥协,对于市场与流俗的迎合和献媚,多数是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下获得了合法外衣.当然,笼统地将所有问题都归罪于“现实主义”的泛滥也是不对的,其中的各种因素也要细加分析,比如“底层写作”的问题,它涉及到敏感而复杂的文学,不能简单化地看待.不过我个人认为,它已经超出了“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艺术问题的范畴,它所引起的社会反应本身应该更值得我们重视.还有,如果从历史来看,“现实主义”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与负面影响似乎更大些,整个1950、1960和1970年代文学的困境都与此有关.这困境当然不是源于“现实主义”本身,而是源于我们认识论哲学方面的一种“先天缺陷”――因为一旦提到“现实主义”,我们好像不是在说一种文学的表现方法,而是在说“唯一正确”的道路和原则,将之当成一种“文学的最高标准”来理解,这是在过去很多年中“现实主义”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灾难”的一个原因.而如今,我们对于这些问题仍然未予深入反思.从这个角度讲,把“现实主义的泛滥”和“文学精神性的丧失”联系起来看,也许是不无道理的.
王尧：我对有意鼓吹的现实主义,和清华兄一样持反对的态度.我觉得这些年来有一些批评家的论述往回退了,退到了周扬他们这一论家批评家当年已经否定的那些资源中去了.这是需要警惕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在1980年代已经解决,如果再从对峙的立场来各执一端已无必要.现实主义不是必然导致文学精神性的丧失,如同现代主义也不必然导致文学精神性的增加一样.我愿意跨越主义,把问题归结到我们以什么样的哲学和方式对待现实.
何言宏：我很同意王尧兄的说法,关键还得看我们以怎样的精神姿态对待我们的历史、现实和我们的文学.我甚至以为,文学精神品质的低劣,可能正与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很有关系.前面我说过,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繁盛和国力的强大,也随着媒介和出版业的繁荣,我们的文学也出现了相当“繁盛”的景象,作家队伍在壮大,文学活动在增多,文学评奖的奖金额度及其所带来的附加利益也越来越“刺激”,与1980年代相比,文学GDP翻了不知多少倍.但与其相对的,却是文学的精神品质在不断衰变.很多假现实主义之名的写作,其实并未真正地直面我们的历史与现实.试问一下,新世纪以来不止万部的长篇小说和总量巨大的文学GDP,有哪一部和哪一篇作品真正触及了我们这个民族最为敏感的神经和最为深巨的精神隐痛?上一次对话中,我曾说到我们的文学存在着一个精神耗散与精神减损的机制,在我看来,文学体制新的一体化实践、来自体制与市场的种种诱惑,还有作家群体的内部分层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共谋与同构等等,都是这一机制的诸多方面,文学精神力量的衰退,我想与这些都有关系.王尧说要跨越主义,我以为我们的文学还应该“跨越”这些复杂的机制,包括“跨越”对自身利益的算计,真正抵达其应有的精神高度与深度.
寻找我们的精神出路
何言宏：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迫切需要文学的精神救治与引领,而我们的文学却又呈现出种种复杂的精神问题,难当重任.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民族总是需要精神出路,精神重生的渴望异常强烈,所以说,探寻和思考这样的可能尽管很困难,却非常必要.具体地说,问题其实就是,在为我们这个民族寻求精神出路的事业中,文学应有怎样的作为?我们非常清楚,这样重要和困难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只能提出初步的思考.我个人以为,探寻和思考这样的问题,有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前提,那就是要认识到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精神困境的实质.我一直认为,现时代的精神困境与精神危机实际上发生于我们这个民族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自晚清以来,在帝国崩溃以后,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到目前“经济挂帅”的改革,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实践过一系列在本质上属于现代性的拯救方案.每一个方案的实施与更迭,在民族的精神深处,都会发生相当巨大的精神震荡,都会经历由起初的与幻想,到最终的失望与幻灭这样痛苦的精神历程.更重要的还在于,每一个新的方案都是对前一个方案的“断裂”或“反动”,其所引发的震荡无疑将更大.所以说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较为有效的“现代性的精神根基”,一直处于“无根性的精神危机”中.如此漫长和如此严峻的精神危机,迫切需要寻求可靠的精神出路,这也成了很多思想家和文学家们相当急迫的精神使命.
张清华：寻找精神的道路正未有穷期.1990年代中国学界爆发的“人文精神讨论”其实是一次精神寻找的自觉,它表明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责任感与坚守信念的自我提醒.而今十多年过去,随着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变化,这种文化自觉与身份体认变得更加迫切,但也更加艰难.1990年代,尽管知识分子承受了一定的压力,但从社会的价值认同看,对于精神价值、文学的精神性向度仍然都怀着敬意,所以当上海的批评家们提出“人文精神”这一命题的时候,所获得的是强烈的回应与认同,即便不同意的人,也不是反对人文精神本身,而是对于通向人文价值实现的道路有不同的认知.如今,如果再有人提出类似的命题,恐怕所得到的就不仅仅是认同,而可能是讥笑和嘲讽；另一方面,社会语境与文化文学语境也发生了剧变,单向度地谈论“精神”命题肯定是有陷阱的,我们对此也要有清醒认识.不过,不管时生什么变化,知识分子、作家、文化从业者的共同责任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仍然要有“务虚”的冲动,要有对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忧患、反思与警示.如果我们的文学失去了这样的精神,那就沦为了市场与消费文化的工具.
张学昕: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务虚”还是很可爱、很值得尊敬的,当时的人们确实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可笑,都在很认真地争论不休.我想由于精神语境的进一步恶化,类似的“务虚”即使显得“可笑”,还是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去积极探寻的,大而话之,这是为民族,小而言之,也是为自己.有没有勇气去寻求我们的精神出路,在这个时代,首先就成了一个考验与问题,这是远远不同于1990年代的地方.在此意义上,我们无疑要继承过去时代的知识分子勇于“务虚”的精神传统.现在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坐标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位移,几近于陷落,因此,问题也就变成了知识分子如何才能拯救自身了.期待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多知识分子的作为所暴露出来的精神水平,连一般的常人都不如了,还能对他们指望什么?其实,这在不少作家的身上表现得也很突出,比如随着很多作家的“中产化”,出现了清华一再指出的作家身份的变化所导致的精神立场、价值取向方面的暧昧,批判精神日益衰弱,这很让人担忧.
王尧：言宏提到的这个话题,很可能变成一个“现实主义”的问题了.我的基本想法是重建文学与精神生活的联系.文学是精神生活的镜像,这是一个没有分歧的“共识”.但文学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逐渐演变为一种失败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不安和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学从精神生活的退出,或者是对精神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减弱.当文学对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无足轻重时,文学才真正的是边缘化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种边缘化的危险.我们一直认为文学的位置边缘化了,文学的价值没有边缘化,但是如果文学失去对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其价值又如何不会边缘化?
张清华：谈到寻求精神出路的问题,我也许更加留恋和怀念“先锋文学运动”.我以为在新文学诞生以来的百年历史与沧桑剧变中,“先锋文学运动”是最值得怀念的时期之一,它对于文学形式的迷恋,所隐含的其实是对于哲学深度与精神难度的追求；它对于人性黑暗与无意识世界的挖掘与展现,所隐含的是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悲剧性认识.当然,它也对应了一代青年作家的精神反叛――这是至为幸运的一点,对于这代作家来说,他们的叛逆冲动与“青春写作”直接奔向了“先锋文学”,而不是像他们的后代许多“80后”那样,是把“青春写作”直接投向了市场与媚俗的商业写作.这是最使我感到痛心和忧虑的.我也不否认“80后”中有好的、有才华的青年,甚至也有个别坚持“纯文学”写作的人,但总体上,他们被这个逐名趋利的物化时代挟持了,获益其多又受困其间,将文学变成了“撒娇”与卖钱的方式.无论如何,这不是精神的上升,而是湮灭.寻找精神的出路,要从培育和寻找精神的承担者开始,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这是责无旁贷的使命.我当然不是说要让文学“重回先锋文学”,这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先锋文学所创造的叛逆与批判精神,对艺术与精神难度的崇尚,应该得到传承.
何言宏：清华和学昕所说的,其实是想强调,我们应该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和既往的文学史中寻求精神经验和精神动力方面的双重支持.说到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和既往的文学史,远的不说,就说王尧在前面所提到的1980年代.那个年代包括文学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实践所不断取得的精神突破,他们的精神勇敢和精神的爆发力量,确实是我们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清华从精神的角度怀念先锋小说,与那时相比,现在的知识分子精神确实很灰败、衰变和矮化了许多.所以,我很同意清华的主张,寻求我们的精神出路,关键是要从培育和寻找精神的承担者开始.在此方面,不仅大部分“80后”很让我们失望,就连我们自身也问题重重.现在看来,如何摆脱市场和体制的双重诱惑与双重压力,诞生出勇于和能够承担起寻路重任的精神主体――在我的理解中,这还是鲁迅先生所寄望的“精神界之战士”――目前成了关键的问题.说到“精神界之战士”,忽然想到当年钱理群先生对摩罗所作的如此夸奖,但是今天的摩罗,这位当年的“精神界之战士”又如何了呢?从1949年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到摩罗大声呼喊的“中国站起来”,“人民”二字的被舍去,个中意味,很值得深思.摩罗只是个案,但他体现和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个人,这使我更意识到“精神界之战士”难得,真正和坚定的“精神界之战士”更加难得.王尧说要重建文学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这个提法非常好.现在的情况确实是,文学似乎和我们这个民族以及我们自身的精神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文学对我们已经丧失了它所应有的精神影响.不能否认,不少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也在进行一定的精神努力,但是说实话,这些努力很难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由于和精神界与思想界的脱离,很多作家自以为深刻和有力的精神与思想,我们读来全都是常识,其实是很平庸的.两三年前,我在讨论“70后”的代表性作家魏微小说的问题时曾经提出,我们的文学应该在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作为人的自身进行深切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更加明确也更加有效和有力的精神立场,现在看来,这一立场的建立,不仅还应该通过重建文学与我们精神生活的联系,也应该通过重建文学与我们思想生活的联系来进行.不过,话再说回来,无论是精神主体的培育与重塑,还是重建文学与精神生活、思想生活的联系,抑或是批判性精神立场的确立,都应指向和建立于一种更加稳固的“精神根基”.也许,我们的精神出路,正在于去不断地寻找和建立这样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