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哲学史以浓墨重彩记载了一批理论家对一度高踞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本质主义――本质与偶然、本体与属性、表象与实在之间二元对立――持久地围攻：实用主义、存在主义、解构理论、整体论、过程哲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维特根斯坦主义、反实在论与解释学等等.当然,无论是本质主义还是反本质主义,它们的内部都并非铁板一块；在反本质主义的大队人马中,新实用主义的领军罗蒂无疑是其中卓尔不群的一位.他谆谆告诫世人：我们将迎来一种“后哲学文化”――“在这里,没有人,或者至少没有知识分子会相信,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我们什么时候与（大写的）真理相接触”,我们根本没有什么镜式的本质抑或真理可以作为最终的依靠.
破除了本质的神秘之后,罗蒂提出了自己的“泛关系论”,他举数字17的本质这个问题为例来予以说明.不难理解,对17可以做出多种多样不同类别的描述,而且它们谁也不比谁更接近17本身；即是说,17无法离开与其他数字的关系、没有一个17性存在,怎么对它进行描述完全取决于你要干什么.对于数字不能以本质主义态度去把握,对于其他事物亦是如此：“我们反本质主义者还愿意使你相信,对桌子、星星、电子、人类、自然科学、社会制度或任何其他事物都不能从本质主义方面给予考虑.我们建议你从如下方面把所有这些客体看作数字的相似物：除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永远可以扩张的相对于其他客体的关系网络以外,不存在关于它们的任何东西有待于被我们认识.能够作为一条关系发生作用的每一个事物都能够被融入于另一组关系之中,以至于永远.所以,可以这样说,存在着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向着所有的方向开放：你永远抵达不了没有处于彼此交叉关系之中的某个事物.”换言之,唯有当成为一个关系中的关系项时,一个客体才能成为一个知识客体；自然,这个关系项周边的诸多关系项就成了锁定它的因子,研究者也必须将其纳入自己的视野之内,否则的话就难免堕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窠臼之中.
焦万纳博拉多里在访谈罗蒂时说,“后哲学文化”因为既在理论层次上又在制度层次上重提了跨学科问题而饱受争议；罗蒂就此指出该问题是对“使哲学成为科学”的观念的回应,哲学不是一门准科学学科.那么,文学呢?文学――特别是文学理论――应不应该科学化呢?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安身立命的基点是不是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所谓“科学本性”呢?有没有这种科学的本性呢?时至今日,还有不少的研究者不停地埋怨：我们的文学理论中很多概念或范畴内涵不够清晰甚至混乱,在借鉴其他学科成果时却将学科界限抛诸脑后,学科的独立性被严重忽视,如此等等,这都是缺乏科学性的铁证.实际上,上述“影响的焦虑”背后隐约透露出的问题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科学崇拜情结.众所周知,西方以其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领先地位铸就了其傲视群雄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暗示人们：比起自己对物质微观结构的探索与发现,美轮美奂的绘画作品、锐意进取的政治改革、文学作品的精到阐释等等都应当甘拜下风.通过合理性――非理性、科学的――神秘的二元对立,科学将自己推上了人类精神生活等级系统的宝座之上.在罗蒂看来,这种对立是认识非西方文化的障碍.罗蒂认为“我们不应问科学家、政治家、诗人或哲学家是否高人一等.我们应当按照杜威实用主义精神不再去探求一个精神生活类型的等级系统.我们应当把科学看作适用于某些目的,把政治、诗歌和哲学（不被看作一门超级学科,而是看作根据过去的知识对目前思想倾向的一种明达的批评活动）都看作是各有其目的.我们应当摒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换言之,科学、政治、文学、哲学等都是有其特殊目的的人类精神活动,社会的进步有待于这些领域内的有志之士共同努力,它们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并没有高踞它们之上的任何大写真理享有最高裁判权.既然如此,文学从业者似乎就不必因为当今的文学失去了曾经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轰动效应而整日悲叹文学的没落.文学不宜妄自菲薄,当然也不能盲目自大.罗蒂对后者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在他看来,德曼的反本质主义因为迎合了文学学生的需求而使得反本质主义变味了,或者说,“德曼把反本质主义哲学转变成一种文学崇拜”,“这种文学崇拜替换了先前的科学崇拜.我们听到的不再是：只有接受了自然科学家的态度和习惯,生活和政治才可能变得更好；而是：只有接受了文学批评家的态度和习惯,生活和政治才可能变得更好.”在德曼的影响之下,文学系成了政治激进分子的聚集地、左派活动的主要舞台,他们企望自己的政治或文学批评的天赋能够直接为政治服务,而在罗蒂看来“对政治有用或为人类自由服务,我们甚至无须在哲学上成为一个反本质主义者.哲学对于政治并不是那么重要.文学也是一样.”科学崇拜以为自然科学应当成为文化或政治思考的标尺,这是一种本质主义；当德曼操着解构的利刃锐不可挡时,不料却在最后关头被文学崇拜的本质主义缴械.究其根源,罗蒂认为这还是太把哲学当回事了,太着迷于本质主义了,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又期待着哲学能引领我们穿透重重迷雾、到达光明之彼岸.
正如罗蒂所说的那样,文学、科学与政治相互关联,并且以不同的方式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在后哲学文化之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以挑出来,作为样板来说明（或特别不能作为样板来说明）文化的其他部分所期望的条件.”就是说,诸种不同学科的评判应该以各自内部的学科标准为准绳,它们并没有跨学科、非历史、非文化的标准可以分享.利奥塔对此亦有精辟之见,他认为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科学玩它自己的游戏,它不再能证明其它语言游戏合法.”换言之,在后现代浪潮的冲击下,连科学自身的合法化也岌岌可危,又如何奢谈为他人提供信誓旦旦的保证呢?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一批词语,我们用之于表达离合悲欢、书写壮志豪情,但我们无法超越这些词汇.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个不同学科门类就是由各不相同的一批词汇所组构.罗蒂提醒我们铭记的是,“词汇可以分为有用的和无用的、好的和差的、有所助益的和误导的、敏感的和粗略的等等,但是,它们并不分为‘更客观的’与‘不那么客观的’,或‘更科学的’与‘不那么科学的’.”文学当然也是描述世界的一种词汇,明乎罗蒂的意思,我们就不必再斤斤于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也不会那么痴迷于捍卫文学理论的边界；而是将注意力转移至我们的描述能够阐明哪些问题、同时会否遮蔽另一些问题.不言而喻,那些善于解决错综缠绕关系中问题的男男女女理应成为世人艳羡的对象.面对文学,当我们放弃将科学高悬头顶时,实质上也就是放弃了将科学本质化,放弃了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关系主义的角度来进行考察,有学者将处于关系网络中的文学研究形象地比作头顶竹竿骑在独轮车上的杂耍演员,在这种困难的平衡中我们再也无法找到最初的起点；有鉴于此,他委婉地指出,“如果承认这是关系主义可能抵达的前景,我们多少会对捍卫学科稳定的信念进行一些理论的反省.”
罗蒂指出,20世纪中“文学批评”一词的外延一再扩展：从起初的作品评价到涵盖过去的批评再扩大到一切书籍；这种粗线条的概括不见得多么恰切,但确实点中了文学批评范围不断扩张的现象.当文学批评的触角越伸越远时,必然会带来如下问题：它还是不是文学批评呢?罗蒂对此回答说,“一旦将文学批评的范围延伸到那么遥远,再称呼它文学的批评便愈来愈没有意义.然而,由于一些偶然的历史因素――与知识分子如何祭出学术专业的幌子以便在大学任职有关――这名字倒是固定了下来.所以,我们不把‘文学批评’一词改为像‘文化批评’一类的名称,反倒将‘文学’（literature）一词扩大到文学批评家所批评的一切东西.”其实,这里暗含着“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转向,照罗蒂的意思,只是因为学术体制的原因名字才没有更动.那么,这种研究范式在后哲学文化中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这些“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等他的专业是理解宏伟图景之间、以及想弄清楚事物如何关联的各种努力之间的相似和差别.他是一个告诉你事物相互关联的各种方式本身如何相互关联的人.但是由于他没有那种超历史的阿基米德点,他是注定要变得过时的.”这样的知识分子“骑着文学的――历史的――人类学的―政治学的旋转木马”,他们拥有多样的知识背景而且兴趣广泛,以理解诸种事物怎样关联为要务,试图解开文化中纠缠的千头万绪.这是地道的文化研究,它既符合后哲学文化的要求,而且与罗蒂所倡导的关系主义深为契合.
聚焦到文学上来,批评家们就不宜坐井观天,而是应该高瞻远瞩、将文学周边的关系项尽收眼底.罗蒂曾经多次谈及这个意思.他认为哲学不是文学的基础、文学有其自己的基础,但完全摆脱哲学影响的文学亦不可能,“一种文学如果与一切均无联系,没主题也没有题材,没有有效的寓意,欠缺一种辩证的语境,那它只不过是胡言乱语而已.”既然如此,解读文学时自然就会旁涉哲学,考察其中的寓意；不过,这个寓意不是本质性的、独一无二的东西,而是读者带着自己特有的目的“使用文本”时解读出来的.在罗蒂看来,当新批评在排除了历史和哲学的意义上审视文学时,就不再能看到整个欧洲的文化,文学形式的意向结构也自然被忽略不计；因此,厚重的、立体的文学变得清浅而单薄.罗蒂强调文学与道德密切相关：一方面,文学的语言依赖日常的道德语言,文学的兴趣依赖道德的兴趣――“想要创造一个历久弥新的人物,同时又不要向读者提出行为的道德建议,乃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他才批评哈贝马斯过于强调科学、法理与文艺批评三者的自律,尽管这种自律顺应了自由社会的目的并能避免如前苏联日丹诺夫在文学界炮制悲剧的可能,然而当三者形同陌路时就会忽视“文学与道德之间,及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之间密切的关系”.可见,罗蒂是把文学置入社会、文化的大脉络中予以考察、定位的,所以他无法接受哈贝马斯对文学（关心的是“情感表达的适切与否”）与文学批评（关心的是“品味的判断”）的说法,因为“这些观念都无法中肯地掌握（尤其像）小说在社会制度的改革、年轻人的道德教育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象形成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种看法与瓦特那本久负盛名的著作《小说的兴起》可谓不谋而合,就是说,一种文学形式的问世及演变并非在历史真空中完成,而是需要一系列社会历史背景的陶冶,举凡哲学、宗教、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都参与其中；同样,这种文学形式在特定历史时刻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考察文学的视野打开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固执于艺术与道德的虚构而老套的二元对立,不会执拗于“美感主义”（美感只是形式与语言之事,而与内容和生命无关）这样的坏概念,不会再问“艺术是为了艺术吗”这样的坏问题.有必要赘言的是,这并非是抛却美感或将艺术与道德不加区分.
当焦点继续收缩至文本解读时,罗蒂反对如下观念：文本具有某种本质,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可以将其揭示出来――这种本质其实是一种根据文本内在连贯性而得出的特殊诠释.罗蒂既不相信这种揭示“文本机制”的结构主义做法,也不相信文学批评是揭示抑或颠覆形而上学等级秩序的在场这样的后结构主义观点.这些使得他的诠释策略既与众多的本质主义者也与诸多反本质主义者（当然,在罗蒂看来有些反本质主义者并不彻底）分道扬镳.具体而言,罗蒂认为“对一个文本的阅读首先是参照其他文本、其他人、其他的观念、其他的信息,或你所具有的其他任何东西而进行的,然后你才会去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照此推理,这种阅读首先就要理清文本内外的诸种关系,或者说它们都是进行文本诠释应该考虑的背景.罗蒂又说“有什么样的目的和需要才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们不应超越于特定的目的和需要去寻求不必要的精确性或者普遍性”,换言之,上述的各种关系或解读背景只不过是供诠释主体选择的种子选手,至于花落谁家还要最后取决于主体的何种目的与需要.当诠释决定于主体的目的,当诠释并不以精确性或普遍性为追求之时,这就必然会打碎“使用文本”与“诠释文本”之间的疆界.罗蒂这种将文本诠释仅仅归结于不同人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文本的做法确实“更为简单”,但也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在学术上带有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嫌疑；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罗蒂如何平衡文学阅读的诸多参照与阅读主体目的之间的关系?如果关系主义无法对主体肆意膨胀的野心构成丝毫规约的话,意义的生成会否走向随心所欲与放任自流呢?至少,罗蒂的批评者将其斥为“相对主义”并非空穴来风.
当文化研究踌躇满志地一路开疆拓土时,曾经隐匿在文学周围的多种关系亦随之浮出水面,其锐利的目光、开阔的视界、批判的精神都让人为之击节；但文化研究也使一些批评家寝食难安,激起了剧烈的反对声浪.新马克思主义者、新女权主义者、新历史主义者等等居然想抹杀莎士比亚的地位,这些“憎恨派”居然会认为莎士比亚受历史与社会文化的制约,他们的文化批评将文学研究搞得一塌糊涂,文学经典的意义与价值都被他们破坏了――布鲁姆为此愤愤不平.罗蒂坦言尽管他不喜欢布鲁姆所用的“憎恨”一词,但对此问题的看法与他完全相同.布鲁姆担心文化研究最后只教会了学生如何用行话发泄不满情绪,罗蒂深以为然并进而指出,文学系内的文化研究与哲学系中逻辑实证主义有着同样的不良结果：失去了浪漫与灵感而只剩下专业能力与复杂的思维.文化研究造成的恶劣后果是对文学经典启迪价值的漠视,因为在罗蒂看来,“一种方法、一门科学研究、一个学科和一种职业产生不了启迪价值.只有非职业的先知和占卜者的个人色彩才有启迪价值”,“你对一部作品了解得太透彻,你就不会受它的鼓舞了”.归根结蒂,文学研究生产的是知识,枯燥乏味,没有热情,没有魅力,缺乏想象力,不能给人以与希望.铿锵有力的批驳之后,罗蒂为了实现给人灵感与希望的目标甚至郑重地宣布要“建立文学的宗教”.这里的问题是：启迪价值是否是某些事物的专利?透彻了解作品与不再受其鼓舞之间有否必然的关系?建立文学宗教是否也是另一种自己曾批评过的文学崇拜呢?应该说,罗蒂四射的言辞并非全无道理,的确也指出了学院派研究偏执的一面.然而,当罗蒂毫不犹豫地为布鲁姆摇旗呐喊时,是不是不在意自己是一个大刀阔斧的反本质主义者?是不是将自己说过的“反本质主义者又是会转变为本质主义者”的告诫丢在一旁?是不是也将自己关系主义的思维方式忘得一干二净呢?文化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经典的研究,但文化研究确实可以丰富经典的涵义、带给人们新的认识维度,不能以文化研究损害了经典的启迪价值这个借口将其打入另册.无可否认,庸俗化的危险与文化研究如影随形,“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文化研究必须保持一个微妙的分寸：援引社会、历史或者意识形态解释文学的时候,批评家不能颠倒过来将文学叙述为社会、历史或者意识形态的简单例证.文化研究负责揭示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而不是将文学作为一个现成的包裹塞入已经贴上工具论标签的方格.”
文学、哲学与政治,谁都不会比谁更有理由拥有一个本质,尽管如此,它们都拥有自己的历史.站在罗蒂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他对历史叙述的看法听来就比较顺耳：“我们需要彻底抛弃无所不在的目的论和进步论.我们需要放弃大写历史的努力,不再把历史看得像自然或上帝一样宏伟强大.”大写的神圣历史被拽下神坛,不再有自明的合法性,如果用利奥塔的话来说就是大叙事垮塌了,破碎成诸多的小叙事.线性的、执着奔向进步的历史观念被抛弃了,历史也不再被叙述成有着单一崇高目的的进程.回顾文学史,我们曾经有过极端目的论式的认识,所有的文学作品被判然劈作两个阵营――现实主义与被剥削阶级、反现实主义与剥削阶级――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我们也曾一度在或政治、或审美的倾向中左摇右摆,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各自的代表作.今天,它们都成了历史书写者前行的镜鉴.何谓历史?诚如罗蒂所言,“历史是无穷无尽而又变动不已的关系网络”,文学史亦是如此.对于文学史写作者而言,必须着力考察、理顺并重新编织的是文学史中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应该意识到的问题是：“按照自己的目的想象文学史的时候,人们常常慷慨地遗弃了另一批重要的材料.这时,众多关系的描述有助于恢复历史纹理的丰富性,诸多关系显示的是：一个结构内部具有多少活跃的因素持续地活动.发现这些因素,亦即发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各种隐蔽的空间.”反之,如果文学史家一意孤行地仅仅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来选取并安排文学事实而不考虑其中繁复的关系的话,就会造成一系列弊病――或者对事实沉默不语,或者对事实刀砍斧削,或者无法解释清楚审美风尚的流变.新鲜出炉的、洋洋45万言的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此作了生动的证明：该著在择取文学事实上明显有些视野狭窄――一批在一代人的精神上留下深刻烙印的红色经典竟然整体沉默――有些仅仅在注释中列名而已.红的缺席显示出顾彬过于陷入个人喜好的牢笼之中,当然,文学史家个人的偏好自然不可避免；即便如此,如果一大批作品在一个时代有过重大的影响,乃至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的话,而无论怎么以当今的审美趣味来看它们有着多少的缺陷都不该置之不理.而且,在承认自己这种遴选文学作品的偏好与拒绝的同时却又说这“肯定也要归咎于中国在20世纪所处的那种复杂的政治形势”就多少有些强词夺理了.
罗蒂并非那种囿于小圈子内的哲学家,他兴趣广泛、关注面较宽――诸种非哲学的思想流派都是他自觉对话之对象.总体来看,他虽未专论文学,但其反本质主义的、关系主义的思维方式及以这种方式对文学的零敲碎打确实有助于我们考察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文学学科的定位、文学批评与阐释、文学史写作等.但我们在借鉴罗蒂的同时要注意罗蒂文论内部也存有一些与其洞见相悖之处.
注释：
（1） [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2）（3）（4）[美]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第31-32页,第393页.
（5）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页.
（6）（7）（8）（13）罗蒂：《后哲学文化》,第142页,第151页,第14页,第17页.
（9）[法]让-弗郎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赵一凡译,见《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10）孙伟平编：《罗蒂文选》,孙伟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页.
（11）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
（12）[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6-117页.
（14）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第416页.
（15）（16）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229-230页,第231页.
（17）[美]理查德罗蒂：《实用主义之进程》,参见[意]安贝托艾柯等著：《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第112-114页.
（18）（19）参看[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第93页、97页、98页、99页、100页.
（20）南帆：《深刻的转向》,《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21）参看[美]理查德鲁玛纳：《罗蒂》,刘清平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5页.
（22）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第90页.
（23）参见茅盾：《夜读偶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32-33页.
（24）分别参见唐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5）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第89页.
（26）南帆：《当代文学史写作：共时的结构》,《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27）[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2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