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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早在1929年春季就由朱自清始开“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课程（1）.据1929―1930年度《清华大学一览》中《大学本科学程一览》中的中文系教师名录所示：
教授：杨振声（系主任）、杨树达、朱自清、黄节、陈寅恪、刘文典
讲师：赵元任、钱玄同、俞平伯、容希白、张煦
教员：邹树椿
助教：浦江清（2）
赵元任、钱玄同因是,只能按讲师聘任.从教师的基本情况看,这时清华中文系教师赵元任、钱玄同、杨振声、朱自清、俞平伯都是新文学作家.朱自清也是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时间最长的教授,他的知识结构、文学理想和办学理念对这所大学的中文系有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中明确指出“中国文学系的目的,很简单的,就是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3）.要达到这一明确的目标,所以“我们的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一方面更参考外国的现代文学”（4）.
这里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下边所引1930年编印的《国立大学一览》中的《文学院一览》的“绪言”是用文言写成.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说明是白话文.这是两所大学中文系的不同之一.
第一年：国文(杨树达、张煦、刘文典、朱自清)、英文、中国通史（历史系课程)、中国文学史(朱希祖)、公共必修科乙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西洋通史、现代文化择一)、任选课
第二年：文字学(容庚)、音韵学(赵元任)、赋(刘文典)、诗(朱自清)、 文(上古至秦,下学期)(杨树达)、英文、古书释例(上学期)(杨树达)、任选课
第三年：中国音韵沿革、词(上学期)(俞平伯)、戏曲(上学期)(俞平伯)、小说(俞平伯)、文(汉至隋)(刘文典)、文(唐至现代) 刘文典、西洋文学概要(外国语文学系课程)、任选课
第四年：文学专家研究 (黄节、张煦、杨树达)、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西洋文学专集研究(外国文学系课程)、任选课
选修科目（各年级）：修辞学 (下学期)、中国新文学研究(下学期)(朱自清)、当代比较小说(杨振声)、乐府(黄节)、歌谣(上学期)(朱自清)、高级作文、古书校读法(上学期)(杨树达)、目录学(下学期)(杨树达)、文选学(下学期)、国故论著、佛经翻译文学(陈寅恪)（5）
中国新文学研究、当代比较小说、歌谣、西洋文学专集研究等特色课程,是此时清华中文系所高标的创新性和时代性.所以后来杨振声特别提到：“西洋文学概要、西洋文学各体研究、中国新文学研究、当代比较文学及新文学习作也都是必修,选修课中又有西洋文学专集研究,这在当时的各大学中,清华实在是第一个把新旧文学、中外文学联合在一起的.”（6）
朱自清在1931年6月1日《清华周刊》第35卷第11、12期上发表有《清华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概况》一文,他说在1928年杨振声主持中文系时,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目的：“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7）.他说现代各大学的国文系,或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范围往往也很广,除纯文学外,更涉及哲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他们所要造成的是国学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人才.对于中国文学,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但在这个时代,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觉得还有更重大的使命：这就是创造我们的新文学.本系的同学也可以有不能或不愿从事新文学,却喜欢研究旧文学的人,我们应当让他们自由地发展,但希望大部分都向着我们的目标走近.
鉴于此,他们所开的新课程为：当代比较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8）.朱自清去世后,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1948年10月第3卷第5期刊出了“朱自清先生纪念特辑”,许多新文学作家、学者都写了悼念文章.杨振声有《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一文,其中针对新文学如何进大学中文系课堂,与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等实际问题,作了说明：
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大学中新旧文学应该如何接流,中外文学应该如何交流,这都是必然会发生的问题,也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可是中国文学系一直在板着面孔,抵拒新潮.如是许多学生在徘徊中,大部学生在困惑中.这不止是文言与语体的问题,而实是新旧文化的冲突,中外思潮的激荡.大学恰巧是人文荟萃,来调协这些冲突,综合这些思潮所在的,所以在文法两院的科系中,如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各系都是冶古今中外于一炉而求其融合贯通的,独有中国文学与外国语文二系深沟高垒,旗帜分明.这原因只为主持其他各系的教授多归自国外；而中国文学系的教授独深于国学,对新文学及外国文学少有接触,外国语文系的教授又多类似外国人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常苦下手无从,因此便划成二系的鸿沟了.
等等
朱自清先生是最早注意到这问题的一个.等系中一切计划,朱先生与我商量规定者多. 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9）
最后,杨振声特别强调新文学的作用和意义.他说： “我们若没有新文学,不可能有新文化与新人生观,没有新文化与新人生观,也就不可能有个新中国.因为新文学,在一种深刻的意义上说,就是来创造新文化与人生观的.先有了这个,咱们也才能有个新中国.”（10）因为在杨振声之后,朱自清继任系主任,杨振声说“我们商定的中国文学的新方向始终未变”（11）.后继的系主任罗莘田（常培）、罗膺中（庸）、闻一多都保持和发扬了这一“新趋势”.
二、
1917―1927年间的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由于“学衡派”势力的存在,是反对和排斥新文学的,自然也就很少人写新文学作品,可以相对准确说来属于新文学作家的有三位学生：后来从事戏剧创作的侯曜（也写有小说）、顾仲彝（两人都是1924年东南大学毕业）和诗人卢前（1926年毕业）.卢前本是吴梅的弟子,研究词曲见长.他开始写新诗在1919年,走向新诗坛,受新文学界关注是他东南大学毕业以后的事.1928年,他编辑新诗集《时代新声》,收录胡适、沈尹默、冰心、刘复、刘大白、俞平伯、朱自清、郭沫若、徐志摩等二十多位诗人的作品,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1930年,他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自己的新诗集《春雨》、《绿帘》.侯曜、顾仲彝、卢前三人当时在学校均不以写作新文学出名,没有影响.有名的是研究文史地的其他学生.
教师中,写白话新诗的只有1920年自芝加哥大学留学归来的心理学教授陆志韦,他1923年,得胡适帮助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有新诗集《渡河》（12）.亚东图书馆继群益书社之后,成为《新青年》文人群体和新文学的主要阵地,是皖籍文人、新文学的领袖人物胡适,政治家陈独秀的大本营.1927年,陆志韦到燕京大学任教.1920―1927年间,陆志韦作为新诗人,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强大的反新文学势力面前,没有张扬,也没有与“学衡派”势力形成对立,因为他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无法拓展新文学的空间.因此他的新诗创作在南京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没有在相对保守的东南大学继续呆下去,而是选择了离开.
1930年,大学的体制、学科和师资基本稳定,重新确立的文学院,包含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系、史学系、社会学系五个系.据1930年的《国立大学一览》中的《沿革及组织》所示,文学院的基本建制、人员聘任,以及课程厘定,是1927年8月院长梅光迪出国前初步制定的,随后由汤用彤、楼光来两位继任院长充实、修订完成.而梅、汤、楼都有留学哈佛大学的背景,同为“学衡派”重要成员.这时候的文学院实际上包含了1928年间的社会科学院、文学院、哲学院.其中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教师如下：
副教授：谢寿康（次彭,兼文学院院长）、汪东（旭初,兼主任）、黄侃（季刚）、王瀣（伯沆）、王易（晓湘）、胡光炜（小石）、汪国垣（辟疆）、吴梅（瞿安）
讲师：徐震（哲东）、陈延杰（仲子）
助教：钱新（子厚）、黄焯（耀先）、张述明（子睿）、董文鸾（韵和）、周慧专（宛愚）
当时的大学对自己的师资聘任的条件颇为严格,并有意识地将“教授”的级别下调一格.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只有世界水平的一流学者,才有资格到大学任“教授”,因此1928年所聘的本来是其他学校的 “教授”或达到国内“教授”水平的学者,一律按“副教授”聘任.“副教授”以下的职称档次也随之下调.分别只在外国语言文学系任教一年的闻一多、徐志摩也都是按“副教授”聘任.
实际上“副教授”就等同于“教授”,大家也都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因为薪水是实在的东西,“副教授”所得到的是政府给国立大学“教授”应得的那一份.这是当时大学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一所大学对自己新的期望和要求.以下是文科的师资情况.
黄侃来自北京大学（中间经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王易、汪国垣两位江西籍副教授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此时为《学衡》作者.王瀣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的国文元老.汪东为章太炎门生,此时为系主任,同门黄侃得以被大学聘任.而胡光炜本是原两江师范学堂的毕业生,1927年8月,由钱基博推荐,为第四中山大学所聘任,此后一直在大学执教.王易、汪国垣两位江西籍同学,都是因父亲在河南做官,以河南客籍入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汪国垣北京大学毕业后,1922―1924年曾在熊育锡（字纯如,严复的姻亲.严复执掌京师大学堂时,他曾为斋务主任）创办的江西心远大学做文科主任.1925年,汪国垣再度入京,其《光宣诗坛点将录》连载于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使刊物大受欢迎,并受“章士钊的坚留”（13）,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书.1927年由其表弟胡先推荐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1922年胡先引汪国垣为《学衡》作者的连锁效应是,汪国垣将为熊育锡整理出的严复来信引到《学衡》（第6期始）连载（《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从1928年所确立的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是以传统的国学为主体.学程分为四类：
第一类：各体文选、国学概论、文学史纲要、文字学、修辞学、目录学、校勘学
第二类：秦汉文、六朝文、唐宋文、骈散文史、史记研究、文学研究法、汉魏诗、六朝诗、唐诗、宋诗、诗歌史、诗歌通论、唐宋诗、元明曲、词曲史、词曲通论、训诂学、屈原赋、清真词、杜甫诗、音韵学、钟鼎文、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陶谢诗、毛诗、尔雅、甲骨文
第三类：经学专书研究、诸子专家研究、小学专书研究、总集研究、专集研究、小说专书研究
第四类：特别研究（如历代礼制、乐律之类）
1930年所确立的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基本上等同于上述学程分类.第一类中增加了“高级作文”. 第二类中增加了 “经学通论” 、“文艺评论”和“近代诗”. 其中“近代诗”为汪国垣所长.他的《光宣诗坛点将录》、《近代诗派与地域》为学界所推崇.同时,他开设“目录学”、“校勘学”、“ 唐人小说”.“文艺评论”实际是关于新文学的,检查当时的师资和学生回忆文章,发现此课并没有开出来.“修辞学”、“词曲史”、“词曲通论”为王易所开.“钟鼎文”、“甲骨文”为胡小石所长.
第四类的特别研究因吴梅的专长而增加了“曲论”、“曲律”、“曲选”.课程具体细化为五十四门,依次是：
各体文选、国学概论、文学史纲要、文学研究法、文字学、目录学、修辞学、高级作文、经学通论、声韵学、训诂学、文艺评论、诗歌史、诗名著选、汉魏诗、六朝诗、唐诗、乐府诗、宋诗、秦汉文、六朝文、唐宋文、辞赋选、骈体文、词曲史、词曲通论、唐宋词选、曲论、曲律、曲选、小说史、唐人小说、四子书、毛诗、尔雅、春秋左氏传、史记、庄子、韩非子、墨子、扬子法言、屈原赋、陶谢诗、杜诗、韩文、温李词、苏诗、清真词、甲骨文、钟鼎文、李诗、诗品、近代诗、稼轩词.
1930年的《国立大学一览》中的《课程及课程说明》,特别强调中国文学系的目的在于养成： 1.以文字、声韵、训诂为研究一切国学之根底.2.欣赏高等文学之能力.3.阅读古书之能力.这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目的明显不同.
大学中国文学系是排斥1917年以后的新文学的,这与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拟定的课程有关.因此中文系的课程既没有有关新文学的研究,也没有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课程基本是传统的国学,重在继承.而1928年杨振声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时,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目的：“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清华大学中文系是承继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重创新的学术精神.直到抗战时期大学迁到重庆,杨晦曾为全校学生开过通选的“现代文”（基本国文）课程,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学和文学概论.据当时的学生回忆,教学内容包括现代作家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排斥新文学的大学中文系,是不容杨晦的.1946年下半年,大学南京复校时,他就被解聘（14）.同是新文学作家的吴祖缃在大学中文系任教一段时间,后来也离开了.他和杨晦一样,1949年以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
1930年编印的《国立大学一览》中的《文学院一览》的“绪言”是用文言写成.而正是这一年2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奉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大学的教授与白话新文学的对立,由此可见一斑.“绪言”摘录如下：
夫文学所函.义有广狭.综其要旨.则与质相待为文.昔之朴学.近质者也.今之科学.离于文者也.故对朴学而言文.则驰思瀚藻.乃擅其名.对科学而言文.即泛涉篇章.皆被斯号.差别既显.疆域攸分.或谓远西诸国以科学致富强.中土右文俗因靡敝.当务之急.宜在彼而不在此.斯盖一切之言非探源之论.夫科学昌明.足以末业而不足以持国本.化民缮俗.端赖文史.二者必相辅而行.如车两轮.乃能繇远.偏废其一.未有不致覆败者也.又或震眩殊俗.侈谈革新.述所往而不复.遂欲燔燃典章.拚除仓沮.然后稍快其意.不悟科学之良窳.为举世所公.文学之精.则各沿所习.彼此相阂.焉可交通.弃其习以从人.即无异不自有其国也.不自有其国而人亦终不以为类我而胤翼之.于他族为螟蛉.在己宗为不肖.事之至愚.孰有过此.然则亦有取乎外国文学.何也.曰.肄科学者.师彼所长.肄外国文者.各如其质.曾不以彼易此.又何为深闭而固拒之乎.是故文学者.发皇我所固有以树之基.兼资他山以攻其错.纳众流于东海.扬大汉之天声.是则学校设教之旨.同人之所黾勉耳矣.（15）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这样一来就为大学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提供了一种外在宽松环境,为各自大学学风的养成提供了可能.教育部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大学国文系的教授不听令,坚持用古文.同样,教育部遵国民党指令,通令在大学实行“党化教育”,甚至亲自任大学校长,但“党化教育”,还是推而不动.这正是现代大学自由、独立的精神所在,也是民国时期大学相对独立的体现.
当然,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内部矛盾和派系斗争,生活在其中的教授,谁都可能会牵扯进去.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文科,“浙江派”取代“桐城派”后,外面就有“某籍”之说.1920年代、1930年代针对中文系的“某籍某系”之说更是人事纷争的具体表现.而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大学文科,特别是大学的中文系,在抗战胜利后南京复校时,派系之间的矛盾曾集中爆发出来.因为抗战期间大学曾有过文学院中文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两套机构（原两江师范学堂毕业生,李瑞清门生胡小石为中文系的势力重心.朱家骅的联襟伍傥为国文系的势力重心）.1947年夏,胡小石任中文系主任时,在聘用教授上就明显地倾向出身原东南大学―大学的教师和弟子,而其他人多落聘.1942年秋自乐山武汉大学到重庆大学任教的朱东润,在当年12月的一次师生聚会时,曾高兴地说他到大学任教,是因为“中大”者,不偏之谓“中”,无所不包之谓“大”也（16）.1946年秋大学南京复校时,他落聘了.伤心的朱东润离开南京时发誓此生再不到南京.
所以胡小石的弟子周勋初曾提到自己的老师1949年以后的处境：“他自东南大学时起即于此任教,其后历经大学、南京大学,留校任教者大都是他和汪辟疆师的学生,因此有人就称中文系为封建堡垒.”（17）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大学”成果（项目批准号：06D75011-44007）]
注释：
（1）此课程的讲义名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收入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3）转引自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4）转引自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
（5）转引自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84~85页.
（6）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
（7）（8）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405页.
（9）（10）（11）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
（12）胡适1923年9月12日在杭州收到亚东图书馆寄来的《渡河》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初读他的稿本,匆匆读过,不很留意.今细读此册,觉其中,尽多好诗.”《胡适全集》第3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13）方方：《南京爷爷汪辟疆》,莫砺锋主编：《薪火九秩――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文集》,第101页.
（14）非琴：《忆杨晦先生》,莫砺锋主编：《薪火九秩――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文集》,第147页.
（15）此文的具体作者尚不清楚,引用文字有省略,详见《国立大学一览》,大学编印,1930年版.
（16）刘达人：《怀念朱东润老师》,莫砺锋主编：《薪火九秩――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文集》,第129页.
（17）周勋初：《我所了解的胡小石先生》,莫砺锋主编：《薪火九秩――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文集》,第110~111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