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文学最适宜的表达

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无不伴随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导致了自然生态的失衡,环境问题由此产生.文学作为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追问者,无法回避对这一问题的呈现和表达,但问题是,我们还能回到现场去吗我们将如何呈现和表达吉林作家胡冬林给出了有力的回答.他长期生活在长白山森林,亲身实践了解自然界中的动物种群、植物群落以及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以野猪为对象写出的《野猪王》,抓住野猪在森林生物链中的关键性以及其种群的没落,写出了一曲警醒世人的生态挽歌.

自然史诗的文学说唱

人是自然的产物,或者说自然是人类的摇篮,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已经渐渐疏远了那个遥远的梦境.《野猪王》的出现令人惊喜,抛却烦恼尘世,重新忆起童年与故乡:自然是每个人的童年,也是每个人的故乡,而当中的主角那头叫做“二将军”的野猪,似乎应该是人类每个个体都有过的童年玩伴.胡冬林在写作《野猪王》的过程中,不仅查阅大量有关野猪的历史资料,而且深入长白山野猪出没的地方,以‘零距离”的方式让自己的创作无限接近自然,摆脱停留在书本纪录上的所谓真实.事实上,这部作品绝不是单纯的为这头野猪立传,而是在为自然界伟大的系统性与规律性唱着史诗般的赞歌,以期唤起已经远离森林、远离土地的我们重新发现自然的美好.

当代人对猪并不陌生,它们甚至成为大多数家庭餐桌上必备的食品――这是自然为满足人类的饮食和健康所需,而选择的物种进化的结果.猪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华民族远古图腾中也不乏猪的身影.猪这个物种伴随着人类从远古走到现在,从这一角度说,猪是构成文明史的重要成员.猪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但是,这个物种并没有全部被人类驯化成为食物,时至今日,仍然有多种野猪亚种种群存在着,而事实上,家猪与野猪也没有本质区别.《野猪王》中的那头黑白花猪,即“大花”的母亲本身就是一头家猪:“早几年,在发情期,一头关在猪栏的黑白花母猪,被山上的一头500斤的大公野猪勾引,跳出围栏逃到山上,变成了大野猪的压寨夫人.从此过上了啸聚山林,动荡不安的野外生活.”这是动物的本性所致,也是自然生态维护自身平衡的必然.南方野猪一年生两窝半至三窝,东北野猪一年生一窝,尚有一半幼猪因冬季饥寒和天敌的猎杀早夭,因此生存能力格外坚忍.胡冬林选取野猪作为小说的主角,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野猪与家猪不同,它是不归服人类统治的没有被驯化的种类.它们适应自然环境,构成了生物链中的重要环节.当人类侵害到它的领地,它们便损害人类种植的庄稼,与人类进行着不即不离的对峙.这样的关系恰恰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镜像,在《野猪王》中,野猪成为了自然的象征.

小说中的千斤野猪天阉历经磨难,从小到大在二十余年的生命中与猎手黄炮数次生死决战.它顽强勇毅,聪明多谋,胆识超群,一次次绝地反击挫败猎手的围追堵截.在它身上集中了所有野生动物在人类猎杀中表现出来的智慧与勇气.而大炮头黄炮则以猎人的典型代表出现,挑战荒野力量,一心要征服自然界中的精英动物.从本质上讲,人类的猎杀,及其与野生世界的反复较量,也是大自然壮阔诗篇的一个章节.人类无法将自己排除在自然之外.

《野猪王》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不是科学著作,但其所遵循的科学逻辑十分严谨,甚至可以当作向青少年传播自然生态知识的科普读物.首先,作者虽然虚构了一头野猪的一生,但实质上他在写自然科学史,作品中不仅写出了自然生态的系统性,而且记载了许多自然博物的知识,土地,树木,植被,昆虫,野兽,东北的四季物候等等,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自然的热爱和广博的自然学识,另一方面,自然生态学知识为全书的故事提供了依据,令读者身临其境.在城市精英主导社会的大环境下,《野猪王》以自然取胜,别具一格.

环境的文学记录

胡冬林在《野猪王》中以野猪作为叙述的主要对象,以文学的手法记录了系统的人与森林生态的环境关系.他以野猪为例,解析自然生态完整的系统性,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幅辽阔的生态系统画卷.“野猪从小到大,是森林中所有大中型食肉动物的猎杀目标,处于食物链的中层.这种自然法则促使它们在千万年的时间里,不断提升繁殖能力,以生育众多后代来保持种群数量”;野猪群在转移食场时“须有一头体格健壮的带头大公猪挺身而出,听从族群中辈份最高的母猪指派,在前方开道,其他家族成员一个跟着一个排成单行,踩着它的足迹逶逶迤迤随行其后”,“野猪和候鸟一样,能够提前预知天气的变化等在下大雪之前,野猪们夜以继日不停吃食,吃得饱饱的,然后跑到针叶林里等待大雪降临”;野猪群“实际上是一个组织严密、等级分明的社会性族群,在面临危机的重大关头,它们在首领的组织下立刻采取行动等”作者引用俄罗斯专家的研究:“野猪在寻找食物时,大面积翻动疏松的枯落层,使部分丢失的种子与疏松土壤充分接触,起到“犁”的作用”.这些作为故事情节背景的描述,给读者揭示了自然生态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它所营造的氛围,让作为主角的野猪的一切行为有了源自于自然的动物行为学的依据.

《野猪王》在歌颂自然的同时,也记录了残酷的现实.作为生物链的顶端环节,人因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得以成为动物中的精品,凭借工具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向森林生态的最深处挺进,侵袭着野猪等野生动物栖息的领地,由此造成的物种灭绝现象日渐加剧.完全站在“人类中心论”的角度,人类以破坏性的生产方式与自然对立,一百多年的工业化之路对自然的破坏程度超过了几千年农业社会对自然的破坏.这并非是人类没有自然意识,即便是文学作品,也不乏对自然的歌颂以及对破坏自然的讨伐.我们喊着热爱自然的口号,但却做着破坏自然的事情.原因在于一个“利”字:现代人类只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而忽略了自然权益的存在.在《野猪王》中,作者兼写了东北林区的民俗,有很多民俗深刻反映了人对自然生态的反哺,猎人对猎杀野猪时的选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正经打猎的一般不打大野猪,大猪爱伤人,肉也不好吃等这也符合优胜劣汰的丛林规则:大野猪成为种猪,产崽率高,猪羔子体质好,由于野猪从小到大都是虎、豹、狼、猞猁、青鼬等动物的食物链上最重要的一环,各类食肉动物的食物也就有了基本保证,动物群兴旺,猎人也有猎物可打.”《野猪王》对“二将军”的出生、天阉的成因、遭围猎等环节的讲述与这些民俗相对比,以环境的科学展示给现代人以高度的警示.

保护自然生态的文学努力

作为一部反映自然生态的文学作品,《野猪王》并非以一种颂扬的方式看待自然,而是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反思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显而易见,作者是有野心的,他在用文学的方式为保护自然生态做着试图超越文学本身功能的努力.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还发现对生态环境理性认识 的重要性,简单的保护动物的概念,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很多动物表现出的行为是长期进化而形成的习惯,这种习惯是动物适应自然、适应人类的结果.《野猪王》中写到:“千万年来,世世代代的野猪种群已经形成一个固定遗传模式:只要遇到比自己强大的捕食动物或手持武器的人类,他(它)们是决不会放过自己的.因此,一定要想尽办法逃生.如果陷入无路可逃的绝境,唯有死战.”人与自然在此表现了尖锐的对立.毫无疑问,作者在为自然生态鼓与呼.最为突出的是,这部小说将人与猪置换,将野猪放在主要位置,人的一切行为都在围绕着野猪王的行动而进行.关长虎在打猎过程中被野猪“挑天灯”伤了下体,从而在心中积蓄起了复仇的火焰;人猪惨烈的大战令“二将军”和“大花”各自毙命;被老虎阉割的“天阉”现身,围猎活动功败垂成,的忠诚与勇敢等等一系列的情节,完全围绕着野猪的行动来进行.野猪是故事中的主角,是故事的领导者;人在其中的作用,处在一个被引导者的位置,作者甚至有时是站在野猪的角度来写故事,凸显了作者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

“犯了根本性错误的是那允许我们把动物当作我们的资源来看待的制度,只要我们接受了动物是我们的资源这种观点,其余的一切都将注定是令人可悲的.”(汤姆雷根《为动物权利辩护》)《:野猪王》的产生背景就是汤姆雷根所指出的“注定令人可悲的”制度,我们把野猪当作能够给我们提供美食的资源.通过文本,我们可以断定作者胡冬林的创作目的,正是要做这种制度的反省者.文章的结尾把猎手黄炮年老后的残生写的甚是凄凉,甚至与一头三条腿老野猪的最终决战也要带五名手持钢的保镖.究其原因,明的一面是因为自然环境遭到破坏,野生动物越来越少,政府不得不禁猎;暗的一面,则是暗示了破坏环境者的悲哀.

实证主义的质朴叙事

在写作技巧上,《野猪王》而呈现出自然生态写作的开阔、连绵、狂放、系统、沉静、稳健等等特征,这些词汇甚至可以从以土地和天空为基础的自然生态中找到对应的象征物.《野猪王》并不在感性及精巧这些文学常用的术语下产生,而在另一个向度上呈现出更为新颖的叙事特征.

笔者以为,生态写作可以包含大部分以动物与植物为对象的虚构类文学作品,诸如著名的《西顿动物记》等作品,甚至前文提及的《狼图腾》、《藏獒》,以及诸多关于宠物类的作品.它们在语言上和叙事上的共同特征之一,是以优美的文学性语言制胜.但是《野猪王》却剑走偏锋,基本上摒弃了那些精雕细刻,而贯以口语化的叙事风格,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更加信服来自于自然生活中语言和叙事习惯.作者写猎人关长虎打野鸡,“对他来说,打一两只野鸡当下酒菜,跟玩儿似的.”他写野猪“大花”与人的战斗:“由于大花速度太快,老五用力过猛,他被一股强力带了个跟头.镰刀脱手.听声音,肋骨已被砍断.大花猛地蹶哒一下,发出凄厉的惨嚎,身上带着那把柴镰,仍以最快速度一路狂奔,仿佛根本没看见老四高举在空中的二齿勾”.这样的叙述,与作品本身所描写的事件十分贴切:那些故事,也许就是向猎手们征集来的――这样的写作胜过其他任何披着华丽外衣的闭门造车.此外,除非与情节的行进有特别的关系.《野猪王》不进行毫无来由的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即便有,也不进行细致的词汇考究和逻辑的缜密排列,而是顺其自然,只写眼前所见的实景.最明显的一段是第四章《伐树之战》中对自然环境的描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今天,鹿药那宽大的叶心里,钻出一团绿色小米粒样的小花苞;明天,幽香袭人的白铃兰花便一串串展开;后天,浓妆艳抹的茗葱花也将登场;大后天,美不胜收的山芍药会在春夜里悄悄打开花苞”,“林下草地上,各种小花羞答答地闪动着微小但却惹眼的光亮.蓝微微的穗状廷胡索花,粉艳艳十分照耀的缨草花,像小手指甲那么大的白色银莲花和与它一样大小的油黄深山毛莨相映成趣等”《野猪王》近乎天然的叙事与生态写作的风格浑然一体,构建了一个与主题完全相适应的文学场.

《野猪王》另一个特殊的手法,是作者的实证主义叙事方法.胡冬林遍览中外民族历史文献,从中寻找与东北林区有关的宗教、礼仪、生产、狩猎、养殖等资料加以引用,尤其是选择民族志、历史类著作中与野猪有关的内容插入文章,从远古时期的猛犸崇拜转换到野猪崇拜,再转换到养殖之神,直至转换到进化优异的种群最后到五百万年后科学家的预测,勾勒出一条野猪在人类的精神世界、物质社会,野生进化、生态地位诸方面的演进线路,与全文相呼应,令故事在深厚文化积淀的土壤上展开.这样的写作方法使得《野猪王》的故事成为历史和科学文献结论的佐证,同时这些文献资料也成为故事的依据之一,二者互为补充.除了引用文献之外,作者的另一个实证手段是聘请了山林知识顾问孙喜彦,这当是真实的熟悉林区生产生活的人.在文章行进过程中,这位顾问会讲述一些与之有关的自然生态情况.《野猪王》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情节极具可读性,如何控制篇幅行进的速度上述实证的方法造成了较好的“停顿”效果.作者令故事情节在引用和讲述之处发生停顿,犹如一条湍急的河流,平缓的停顿处便产生沉积:一方面令故事在横向上扩张,丰富主题的内容,使“讲故事”的痕迹不露声色,文学性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令读者在这些地方产生思考,通过理性的思考加深对自然生态以及故事主旨的认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在成为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文学不应该脱离社会生活而存在,文学应当在生态保护中做些什么这是人类对文学的要求,也是文学自身应有的设问.《野猪王》的价值就在于,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站在环境的立场上,警示世人,勿忘自然相对于人类的母体性,勿忘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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