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黑龙江的文学翻译家大多集中在哈尔滨,而哈尔滨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就成为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城市,尤其是俄罗斯文化、犹太文化对城市生活的影响,更是随处可见.这种痕迹不但集中体现在那条著名的大街两侧数十座至今保存良好的古老建筑上(其中囊括了文艺复兴、巴罗克、新艺术运动、折中主义等等各种艺术风格的样板),更体现在哈尔滨人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上面.经过异族文化陶冶的哈尔滨人,从骨子里透出一种与外来文化的亲和力,这决定了他们的眼界和艺术品位.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哈尔滨的作家,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更多地体现出先锋前卫的特点,这种地理位置偏居一隅,而思想精神与心态上的开放,表面看似矛盾,实际上预示着其内在构成的丰富性,可谓一个独特的文化地理学案例.对外来文化营养的吸纳,形成了哈尔滨人精神心理的底色,与东北其他城市相比,显得洋气和大气.黑龙江的文学翻译,在整个中国的翻译界,也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景观.这首先是因为它培养了大批的俄语文学翻译家,其人数之多,翻译作品之繁盛,都蔚为大观,堪称居于全国之首.虽然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加上哈尔滨人不事张扬的个性,有些成就很大的翻译家在国内名气比不过北京、上海等地的同行,但细察他们的成就,绝不在任何人之下,这也是编者在编辑这部选集时一个很深的感慨.
黑龙江俄语翻译人才的成长,离不开一所学校. 1944年,周恩来同志提出了为新中国准备外语干部的要求,积极主张加强外语人才的培养工作.决定将军委俄文学校扩建为包括俄文系和英文系的延安外国语学校.1946年初,党从培养俄文军事翻译的实际需要出发,决定把延安外国语学校迁至哈尔滨复校.1946年11月7日,正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东北联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正式成立.学校是军事干校性质,专门培养军政翻译.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东北联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改归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领导,改名为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成为当时培养革命俄文干部的主要阵地.1953年我国大专院校进行调整,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改名为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归高等教育部领导.这所学校也就是现黑龙江大学的前身.许多著名的翻译家就是原来的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的.
因此,黑龙江翻译文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俄苏文学的翻译为主,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当然,20世纪80年代黑龙江文学翻译的对象大多局限于俄苏文学,也是有着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因素的.从建国到前17年间,特别是中苏热烈友好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中,仅仅中长篇小说就至少在700种以上,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海鸥》、《勇敢》、《波尼伍尔的心》、《棕榈上的霜》、《静静的顿河》等每一本都形同圣经,和书架上的领袖著作交相辉映.而在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独尊一家的时候,翻译家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的文学翻译始终受制于意识形态气氛的约束,翻译家难得有独立自主译介自己所喜欢的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的自由.一是国家美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氛围中,翻译家不得不选择已经被本土文化或标准所承认的作品,这样,自己的译品才能有面世的机会,否则就只能留在自己的抽屉里,有待来日.另外,翻译家对所译介作品的选择,除了受到国家正规美学原则的制约,也和翻译家自己潜移默化的认同有关.内外的双重压力,使得翻译事业在中国,成为一个复杂的文化交汇与冲突、机制认可与个人热爱、国外文学创作实况与国内译介传播不对等、甚至偏差、延迟、扭曲等现象时有发生的混合体.很难说清,为什么有些优秀的作品在国内不被译介,有些作品被一再引入、乃至重复翻译.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门甫开,人们仿佛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看见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这时的文学翻译曾经有过比较繁荣的阶段.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之手与意识形态暗中勾连,在表面上宽松之下,实质上已经将审美趣味的培养和引导基本交给了经济的操控,出版社以最大利益为诉求,鲜有有勇气绍介国外真正的文学经典,而多由所谓市场去裁决.这时期,除少数几家大的出版社,一般的出版机构多将眼光对准了时尚与流行,纯文学翻译的投入比例日渐缩小,翻译家的选择余地变得比以前还小,尤其新起一辈的翻译家,更是只能投出版社所好,行业日渐不景气.
这里面不能不谈到本土语境的期待视野对翻译的制约.中国文人在理解和阐释外国文学时,会按照自己的审美范式将其本土化,融会于自身文学,使其“为我所用”.现实的需求、文学自身内部演变规律、历史视野的规约,以及接受者个人心理、文化结构与偏好,诸种因素错综的合力作用,使得外来影响在本土语境中的变异与改造形成了异常复杂难辨的局势.冯至曾谈到五四时期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与介绍中鲜明的“功利”色彩:“他们大都配合文学革命、社会革命的需要,介绍什么,不介绍什么,有一定的目的性.所以,他们无视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时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流派,专心致志地介绍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这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发生很大的影响.”关于这种译介引入的针对性,鲁迅也曾有过清醒的认识,就他所译俄国和日本文学为多这个现象来看,乃是因为19世纪这两个国家的文学多是“为人生”的,而且很多事情与中国有很大的雷同相似之处,可从中返观中国的现实社会.冯至也认为,翻译作品能够启发人们更深入、更细致地观察和剖析中国的现实与社会.
黑龙江文学翻译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俄苏文学为主,尤以现代主义文学之前的作家作品为重,是有着诸多历史、时代、现实的原因,但是译介选择上的“功利性”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制约因素.虽然这种翻译语种的单一、所介绍作家相对集中在现实主义阵营,造成了某种单调,但也在另一方面凸现了黑龙江翻译界的特色,使得翻译家整体形成了一个气象.就拿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来说,本书中所选入的便有这个学校的众多师生,他们是:赵洵、李锡胤、郝建恒、徐昌汉、王士燮、姜长斌、高文风、刁绍华、张会森、王育伦、孙维韬、王忠亮、赵慧晨、甘雨泽、黄树南、宋嗣喜、金亚娜等.曾任外语学院的副院长的女翻译家赵洵,本名杜克展,主要译作有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合译)、《故园》、《贵族之家》等,翻译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在黑龙江的俄语翻译家中,赵洵是起步较早的一个.本书收录其所翻译的蒲宁作品,译笔生动地传达出原作以散文笔法写作小说的独特风格,一切都是淡淡的,看似漫不经心却实含深意.《秋天的时候》中的景物描写带有俄罗斯独特的凄凉旷远之感,那种凄凉是浸透在这个民族的骨子里的,这使得俄罗斯文学普遍具有了一种透彻的对事物与命运的观照,那种在看穿时空诡计之后俯仰自如的辽阔胸怀.
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翻译家中,高莽、丘琴、郝建恒,当为个中翘楚.郝建恒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多年,1973年调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中俄关系史研究.他最早的文学翻译著作为与人合作的布拉金的《瓦杜丁将军的道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还有更多翻译著作名世,如与人合作的巴巴耶夫斯基的《故乡》、《莽原》等.文学翻译固然是郝建恒学术活动的一部份,但他对语言学的研究,也许远大过其对文学翻译的投入.丘琴是宾县人,他的翻译活动范围很广,且主要以诗歌翻译名世,他所翻译的马雅柯夫斯基,堪称同类译作中的精品.他还翻译有普希金散文.作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诗歌充满了人在大地上无家可归的乡愁,而其散文则将儿童般的顽皮和老人般的透彻结合起来.而出生于哈尔滨的高莽,多才多艺,除了翻译,还以散文创作和绘画为人所瞩目.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翻译活动多集中在剧本的翻译上面,20世纪60年代之后扩展到诗歌翻译,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涉猎小说、随笔等文体的翻译,其翻译活动在涉及文体之广、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当列为黑龙江俄语文学翻译家之首.而其对中国当代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翻译著作,当属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与帕斯捷尔纳克的自述《人与事》.
1929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张铁弦,1935年起就开始发表翻译作品,1949年后历任北京图书馆秘书长、副馆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他翻译有列斯科夫的《左撇子》.尼•,谢•,列斯科夫(1831-1895),是19世纪卓越的俄语小说家.他的作品受到过托尔斯泰、本雅明等文学大师的赞赏,并对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小说产生过重大影响.列斯科夫“生前寂寞,死后冷遇”,是国际文坛上又一位被长期忽略的重要作家.在其去世近百年后,作品的价值才重新被世人所认识.列斯科夫以一系列妙趣横生的小说与果戈里一起开创了现代俄语小说伟大的“讲述体”形式.王汶1922年生于北京,在哈尔滨读的小学和中学,并在哈尔滨俄侨学校学习过,后移居天津.她1949年开始翻译工作,精通俄、英、日等多种语言,有译著三百多件.她翻译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代表作《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情节全部以对话形式展开,描写了一个被嫉妒折磨得发疯的丈夫,为了捉奸而惹出的荒唐笑话.译者很好地把握住了原作特色,在译文中将嫉妒的丈夫的吞吞吐吐、颠颠倒倒的种种情状表现得非常生动.李锡胤在语言学研究之外,翻译过俄罗斯抒情诗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俄罗斯史诗《伊戈尔出征记》和剧本《聪明误》.他主张翻译和研究工作相结合,在文学翻译理论上提出“近似”和“应变”两个尺度.他翻译的《伊戈尔出征记》,序言部分详细交待了史诗的历史背景、内容梗概、语言及文体特点,对理解文本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
孟广钧原籍山东掖县,自幼就读于哈尔滨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学校.曾在哈尔滨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任苏联影片中文字幕的翻译.他的文学翻译以苏联影片为主,还有若干电影文学剧本.他翻译了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自传《我的普希金》.作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力量的象征,在面对冷酷而阴险的统治者的时候,普希金表现出一个伟大诗人的高贵和一个普通人不可侵犯的尊严.孙厚惠曾在出版社从事俄语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他的文学翻译活动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共出版了苏联中篇小说两卷,长篇传记和长篇小说各一部.其翻译的苏联作家亚•,雷巴索夫所著的《冈察洛夫传》较有代表性.孙维韬1949年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第二年调到新组建的人民空军任翻译,曾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主持《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等大型军事辞书的编审译校工作.而他对苏联未来主义诗人马雅柯夫斯基的诗歌颇有研究,1959年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诗人的诗集《给青年》.在此之前,1953年马雅柯夫斯基诞辰六十周年的时候,他就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译作《国家栋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关于库兹涅茨建设和库兹涅茨工人们》、《造谣生事的人》和《拍马屁的人》.马雅柯夫斯基的诗歌对于当时的中国青年来说,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充满战斗的诗篇,如《开会谜》和《关于苏联护照》等在知识青年中广为传播.1912年,马雅柯夫斯基与人共同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出版俄国未来派的第一本诗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响应了马里内蒂的主张.马雅柯夫斯基的诗歌想象鲜明,语言通俗,节奏明快,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他所开创的“阶梯式”诗,对中国政治抒情诗产生了很大影响.孙维韬所译马氏的《同财政检察官论诗》鲜明地体现出了原作的这些特点.
谷启珍是成就不凡的西方文化学者、影视评论家.他所翻译的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译笔古朴,是罗马保留至今的唯一完整的散文体小说.它取材于希腊民间传说,描写一个贵族青年误服魔药,由人变形为驴,辗转于不同的主人和地域,历尽艰辛,最后由女神复为人形.作者利用主人公变驴后的遭遇和感受,刻画了穷人和奴隶受奴役和的处境.主人公虽然变成驴子,但保持了好奇的性格,虽不能说话,但仍是一个能思考、有见识的观察者.由于人们不怀疑他,他能听到、见到人们最卑鄙的思想和行为.小说浓厚的浪漫色彩,深受后代欧洲作家的好评.作者的散文富于机智、夸张,杂有古语、口语,极为生动活泼.谷启珍虽很早就开始文学翻译,但命途多舛,其主译的《托尔斯泰夫人日记》,计一百余万字,稿子在手里居然滞压了26个春秋,2006年由福建鹭江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卷,16开,总共1042页.谷先生在后记中道出了作为译者的苦辛,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精神状态可取:耐心地冀盼着,高贵地隐忍着等多年来,译稿一直摆放在卧榻边的小台子上,昼夜为伴,经常无意而又深情地望上一眼,并用一双老手去摩挲摸索,不觉凉从中来,饱经风霜的老脸上慢慢返出一丝难以言表但却十分澹然的苦笑,不由地心头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磨折感.”谷先生说他翻译过程中和成稿后每次重读,有些段落都让他落泪.
说到对中国读者影响最大的苏联文学作品,我们大多数人马上就可以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举出来,也许有些人还记得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部几乎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名著,最早是由梅益根据英译本译出,1942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1980年再版.而第一部从俄文翻译的译本,主要的译者就是曾在黑龙江大学工作多年、后调到南京师范大学的黄树南.黄树南的译本初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6年出版,1994年由漓江出版社再版.
王士燮在20世纪60年代就翻译出版了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反响很好,使其深受鼓舞,决心在翻译事业上下一番工夫.于是,早在1963年他就译出了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初稿,但是紧接着就是,译稿搁置,直到1981年才获出版.该书并于1991年由浙江文艺推出修订版,其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便是它的抒情性,作品中始终贯穿着诗人自己的形象,贯穿着作者的声音.这种特点集中体现在作品中27处之多的“抒情插笔”,其中,有作者对人物的贬褒,有对事件和场面的评论,有对往事的追忆,有的严肃庄重、富于哲理,有的尖锐激烈、锋芒毕露,有的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有的画龙点睛、入木三分,有些“插笔”与人物和情节的发展息息相关、丝丝入扣,有些“插笔”,看似与人物或事件无关,其实并未离题.正是这些大量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抒情插笔”,扩大了作品的容量,深化了作品的内涵,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刁绍华精研俄苏文学达四十多年,翻译了许多被学术圈内视为“难译”的俄语文学作品,如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但丁传》、列米索夫的《教妹》、索古博夫的《卑劣的小鬼》、扎米亚京的《我们》、《岛民》等,对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宋嗣喜50年代就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过与人合译的《青年女教师》,那时刚刚二十出头的年纪.他的翻译成果主要是俄中关系方面的历史学著作,在文学翻译上则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说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身上,曾对这位女诗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研究,翻译出诗歌五百余首,至今没有机会结集出版.王忠亮的学术方向主要是翻译理论与技巧,而其文学翻译的主要成果是阿•,托尔斯泰的《大者》、根据俄文转译的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的《特雷莎•,巴蒂斯塔》、阿克萨科夫的散文集《暴风雪》、叶尔绍夫的长篇童话诗《神驼马》以及大量的苏联诗歌.
与宋嗣喜、王忠亮同生于1933年的张会森,文学翻译成果斐然,涉及体裁有小说、日记、传说故事、诗歌与戏剧.除了1957年由翻译剧本选入《苏联独幕剧选》之外,他的翻译活动最盛期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1982年出版了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和科西多夫斯基的《圣经故事集》.而在90年代则有重要的屠格涅夫著作翻译出版,还发表有翻译的白银时代诗歌数十首.他翻译的《托尔斯泰夫人日记》对全面还原这位伟大作家的真实性格方面是难得的资料.他翻译的茨维塔耶娃的诗歌,语言洗练,将诗人洒脱而痛苦的心性捕捉得十分恰切.屠格涅夫的《够了》,在翻译语言上与他翻译诗歌一样洗练简洁,以至有作家曾把它改写成诗歌.高文风也是出生于1933年,20世纪50年代曾与宋嗣喜合作翻译出版了《青年女教师》,其后翻译活动也基本中断,直到80年代才重新恢复起来.20世纪50年代步入译坛的黑龙江俄语翻译家大多经历了差不多的过程,20世纪60与70年代,在他们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却由于时代历史原因,而难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创造性工作.内心郁积的能量一旦到了春风化雨的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怒放,乃至结出饱满的果实.高文风的翻译工作除了文学作品之外,还涉及到文论领域,这在黑龙江的翻译家中是少见的.他翻译的《屠格涅夫论》是一本有关屠格涅夫的研究文集,对我们深入理解这位大作家可谓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徐昌汉在黑龙江的翻译家中,出版作品的数量大概要列在前列,长篇小说数十种,中短篇百余种,还有多种政治理论著作、俄中关系著作翻译出版,总计1500余万字.而其翻译工作的严正态度、译作质量之高,也令人敬佩.他翻译的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最初发表时被编辑自作主张地改成《一个人的遭遇》,而译者又自己修订回来,表现出严谨的作风.一个人的遭遇和人的命运,完全是两个层次的概念.因为小说写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遭遇,而是整个俄罗斯的命运,这“一个人”是苏联的全体.这反映出译者对原文的把握是精当准确的.
姜长斌是著名的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他的翻译工作集中在20世纪70-90年代,翻译的列•,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曾获国家优秀翻译作品奖.《俄罗斯森林》可以说是最早的保护生态的长篇小说.他翻译的冈察洛夫的《环球游记》(又名《帕拉达号三桅战舰》)书写了日本明治维新前夕,俄国海军上将带舰队访问日本、中国、朝鲜以及新加坡等地情况,以及在欧洲、非洲的见闻.王育伦专攻翻译理论,而其文学翻译则涉及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多种,他还重新译配了百首俄罗斯歌曲.他所主持翻译的《苏联诗萃》,收入107位苏联诗人的585首诗作,系我国出版的苏联诗歌选本中最完整、最丰富的一本.赵慧晨的文学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尤以传记文学翻译见长,兼及文论与诗歌翻译.其翻译的瓦连京•,加加林的《加加林传》,作者为人类第一位宇航员尤拉•,加加林的兄弟,资料翔实生动,行文亲切随意.金亚娜是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曾获得俄国政府颁发的普希金奖章,她热爱俄罗斯文学、文化,对俄罗斯文学、哲学、美学、艺术等均有涉足.20世纪80年代曾潜心研究西伯利亚文学,翻译了西伯利亚作家马尔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地的精华》,撰写了《西伯利亚文学简述》.与此同时,她还从事了苏联当代美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翻译了《现实中艺术的审美》、《艺术形态学》等美学专著.甘雨泽是俄苏文学和欧美文学专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翻译出版了大量文学作品,主编主译了一系列俄罗斯当代小说.他翻译的托尔斯泰与涅克拉索夫之间的通信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俄语翻译家中,郑体武是其中佼佼者,尤其对俄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出版过相关专著.他译有曼德尔施塔姆和索洛维约夫的诗歌.对前者的悲剧性命运与诗歌,国内读者十分了解.而索洛维约夫作为著名的宗教哲学家,他的诗歌却很少见,通过他的诗歌我们知道,其实他影响了勃洛克、别雷等新一代的象征派诗人,是俄国象征派的先驱.荣洁自己创作散文,翻译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与俄罗斯侨民文学.童丹和王利众是黑龙江新涌现的俄语翻译家,他们合作翻译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生活的故事》.这些随笔把个人回忆、写人记事、对大自然的描摹与自我心灵观照结合在一起,既给人以充分的审美享受,又予人以生活的启示,在艺术风格上与作者的名作《金蔷薇》一脉相承.王丽欣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曾出版译著两部,其翻译的俄罗斯当代反犯罪小说系列中的《殊死较量》,对了解俄罗斯当代通俗小说现状有一定的价值.
前面说过,黑龙江的文学翻译,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出现了语种单一(俄语)、译介作家单一重复现象时有发生的状况,这固然是黑龙江俄语人才集中所致,也是时代审美风尚对译者选择的制约和影响所致.到了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其他语种翻译家的逐渐涌现,这种单调状况才相对有所改善.但是翻译语种单调的现象依然存在,比如说,虽然新出现了一些英语译者,但在国内闯下名声的还为数不多.而德语、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语种的翻译家,几乎难觅踪影.这固然是这些语种的人才稀少所致,也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决定一切的时代风尚有关.翻译作品无论在大学还是研究机构,均不算成果,而翻译本身又是要求极高的一个行业,它不但要求译者对原作准确的把握,具备相关的较为深入的知识,还对译者的汉语表达水平要求很高,否则,翻译这种心灵和智慧的较量便会处于势力不均衡状态.翻译本身应该算作研究领域,譬如说诗歌翻译,如果对对方的诗美学没有把握,是很难把诗歌翻译好的.好的翻译家应该是研究和翻译并重,并最好是自己也从事文学创作的多面的复合型人才,因为文学作品中,对语言的敏感可谓一个重要的指标,而只有自身经历过创作苦辛的人,才能更好地体会原作中微妙的成分.
刘福文是黑龙江唯一一位法语文学翻译家,在法语教学上探索了独特的“语言直接认知法”,受到好评.20世纪80年代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出版了从法文翻译的文学著作多部.其翻译的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杀手与侠盗》,以及从法文转译的英国女作家卡捷琳娜•,加文的代表作《末代沙皇与皇后》,都是译中精品.
在黑龙江为数很少的英语翻译家之中,潘绍玺当为年龄最长者,他曾翻译过社会学著作多部,美国当代女作家丹尼尔•,斯蒂尔的小说《含恨忍辱》.金舟,本名王铀,曾在北美一些大学任教,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舟的翻译诗歌在互联网上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他也是黑龙江为数不多的英语翻译家之一.李金慧是古典文学博士,曾在北方文艺出版社任编审,编辑出版了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工作之余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出版译著多种,其翻译的美国作家克里斯蒂娜•,格雷戈里的《美国少女日记》,译笔准确流畅,贴合儿童心理,不失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马永波的翻译生涯和他的文学生涯与众不同,这位工科专业出身、后获得文艺学博士学位且正在做博士后研究的诗人,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系统地研究翻译英美现当代诗歌,尤以对后现代主义诗歌的译介为人瞩目.他从事翻译的想法起初仅仅是为自己的写作提供些参考资料,岂知无心插柳,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出版翻译作品七百余万字.199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了《40年后的美国诗歌》与《70年后的美国诗歌》,总页数达一千多页,几乎囊括了二战之后美国优秀的后现代诗人,成为国内介绍后现代诗歌的最权威选集.他的翻译也影响到70后的诗歌写作,成为整整一代诗人的秘密营养和主要参照.他的翻译领域范围宽泛,除了主攻的英美诗歌之外,还涉及科普、社会学、文论、传记、历史、游记、随笔,也翻译出版了经典作品,如重译了《格列佛游记》、爱米莉•,迪金森的诗.截至目前他翻译上的最大成就是美国纽约派诗人约翰•,阿什贝利.作为后现代的代表性诗人,阿什贝利的解构化诗歌以晦涩难懂著称,被称为是“关于诗歌的诗歌”,这样一种基于过程哲学的全新的诗歌,对于翻译者当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杨于军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英语系,翻译了两卷澳大利亚最佳年度诗选等大量作品.她翻译的美国诗人理查德•,杰克逊的诗歌充满哲思,在普遍流行平面化无深度写作的后现代时代氛围中,实属难能可贵.刘晓媛曾任出版社编辑,出版翻译作品二十余部,约四百万字.张鹤的学术方向为比较文学,她自己也从事小说和散文的写作,曾出版翻译作品四部.她翻译的美国作家爱莲•,凯蒂的《心灵花园》是一本按照月份排列的心灵日记,文笔坦率朴素,充满深思妙想,既可以当作励志读物,也可以作为考门夫人长销不衰的《荒漠甘泉》那样的小品来阅读.最年轻的一位英语翻译家龙红莲,是比较文学硕士,曾出版过马克•,吐温的中短篇小说集,她的译文多用现代口语,可读性强,与以往书面语占主要比例的旧译相比,自是别具风味,也可以当作语言弹性的一个实验案例.
黑龙江当代文学翻译的整理和检视,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本文只是一个概观性的考察.翻译之于创作,从中国新文学发轫以来,就是互相依存激励的关系,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上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翻译是经验与技艺的结合,也是跨文化对话和文化旅行等学术前沿领域的基础.龙江当代翻译文学的繁荣固然是一个既定事实,而其可拓展的空间,更值得我们期待.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