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形象,“在文本中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体的人物、风物、景物描述,也可以是观念和言词.总而言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的相关的主观情感、意识和客观物象的总和”[1].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人物形象是“他者”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文学视阈的香港文学和新加坡华文文学(以下简称新华文学)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滋生于同一个母体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遏制的认同,既是本土又是异域,既是注视者又是他者,他者形象和自塑形象交织在一起.那么,二者通过“人物-中国想象”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又体现出怎样的特质呢
曾经璀璨辉煌的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且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具有强烈的包容性和同化能力,并因此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上中国也曾多次遭受外族入侵,但总的来看,中华文明基本上能在同化异族文明的同时得到复兴.有人认为,其实反传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传统即是在回应挑战的碰撞中获得了新生.换句话说,古老和传统并不意味着守旧停滞,中国既坚守传统又富于开创精神.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学中就不乏这种精神的体现,毫无例外地,作为华文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香港文学和新华文学通过各自的人物形象,建构了开拓中国的“他者”形象.
荣格指出,“母亲之邦”的理念是关于母亲(女性)的寓言,“祖国”的观念是有关父亲(男性)的寓言,“其激励我们的力量不是出于寓言本身,而是出自我们的故土的象征价值”,因为那里包含着我们“祖先的精灵的土地所特有的那种‘互渗的神秘性’”[2].这种“互渗的神秘性”体现在香港文学和新华文学对女性形象和男性形象的塑造中:对女性的描摹,虽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对男性的刻画,则体现了香港文学和新华文学对儒家、道家、墨家等中华传统思想、精神的不同继承与发扬.
香港是一个崛起于中华帝国边缘的新型社会.“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削弱了香港与中国文化中心的的联系,传统的主导力量逐渐式微乃至失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曾经被压抑的群体,例如商人、武侠和女性,在香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3],于是,香港文学中的女性带有较多的现代色彩,不过究其本质,仍是中国的传统.施叔青笔下的愫细、黄蝶娘,黄碧云《爱在纽约》里的许之行,李碧华《青蛇》中的小青,《诱僧》里的公主红萼,无不笼罩着一层扑朔迷离,只是这些渴望爱情的女性都由被动的等待、被选择变成了主动的追求、争取,她们力图通过这种义无反顾的方式来把握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命运.到了梁凤仪,女性形象则变为柔中带刚的“女强人”.从这一点来说,香港文学中的中国女性形象也仍然是传统的,只不过这种传统已经被强烈的生存意志所掩盖,而更多地表现处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立自主的现代意识.
新加坡虽然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和香港一样同处于东西方思想的交汇处,但在文化上却刻意保持了中国传统.在这样一个传统思想浓重的社会,对女人的评判,最主要的还是以品德为依据.因此,新华文学中的女性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传统,而且,正面的女性形象通常被赋予华人社会所认同的“美德/妇德”.孙爱玲的《碧螺十里香》中贤淑端庄、忍辱负重的汤二祖母关凤慈、《绿绿杨柳风》里的饱受艰辛沧桑又温良坚韧的华人寡妇秦勤,均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代表.《悠悠湖畔草》当中的方可欣,虽然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现代意识,但其骨子里却仍是传统的女性.其实,这是善良敦厚的中华民族秉性.
若说新加坡文学中的女性代表了传统,香港文学中的女性则显现出传统中的现代意识,二者结合在一起,勾勒出了在坚守传统中开创未来,并逐渐变得独立、自主、坚强的开拓中国的形象.
当然,作为社会的代表,男性形象更具有象征性.新华文学香港文学通过男性形象来建构的中国形象表现出极大不同,前者指向儒家传统,而后者则钟情于作为儒家对立面存在的道家和墨家.
对于南洋华侨来说,所在国宗教信仰对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儒家思想超越国度,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与道德指南.新华文学是用儒家思想来构筑其中国形象的.这个中国形象,是姚紫笔下以博大的胸怀的中国画家窝浪拉里,是康静城诗中不屈不挠、积劳成疾的父亲(《焚给您――父亲》),也是《天津帮》里乐观豁达、友爱互助的一群中国年轻人.也许,正是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渴慕,新加坡前总理才力主确保华文继续存在并成为新加坡社会的一部分.
香港社会具有包容性、反传统的特征,这种精神气质为香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打上了烙印.于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为我们演绎了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江湖世界,以道家的“绝圣去知”、“大智若愚”和“逍遥无为”与墨家的“万事莫贵于义也”建构了另外一个开拓中国的形象.经由新武侠小说所折射出的道家、墨家思想“四海为家”的精神气质和边缘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香港文学中的注视者在现代社会对“中国形象”的一种乌托邦想象.
就中国的传统思想而言,新华文学中男性形象身上的儒家精神与香港文学中男性形象身上的道家、墨家气质并不相悖,李泽厚曾概括指出,道家和墨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香港文学和新华文学在建构开拓中国形象上的不同,是“和而不同”,二者结合在一起,正勾勒了完整的中国形象.
开拓中国从思想方面对香港文学与新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提炼和分析,应该说,注视者不同的心态,造成了二者在通过人物建构开拓中国形象时的差别.香港人似有“此地是他乡”的心结,四海为家、逍遥侠义等道家、墨家精神也因此得以张扬,而新加坡华人则“落地生根”,以最儒家的精神融入了居住国.“塑造他者形象,是进行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他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形象注视者投射的结果.香港和新加坡,一方面背倚着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汹涌而来的世界文化潮流.空间的隔绝,意识形态的歧异,使得所有远离母体的华人感到不安和焦虑,通过对开拓中国形象的建构,香港文学和新华文学的注视者也得到了自我身份的确认.新华文学的开拓中国以儒家思想为特征,是与“温柔敦厚”、“温良恭俭让”联系在一起的,塑造了在现代社会坚守传统的中国形象.香港文学中的开拓中国则跟任性率真、狂放自然、现代自我相连,展示了从传统中走来并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形象.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香港文学和新华文学用儒、道、墨的玄思对中国形象的思想精髓进行了细致而深情的书写.
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中谈到,中华民族所以历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之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这里的情义,即是对人生、对自然、对美好事物的大钟爱大悲悯之情,是天地之大义,是每一个华夏儿女对母族的无限热爱、眷恋之情,更是我们这个古老而又伟大的民族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根本.这种情义自然也潜藏在每一个华文文学作者的心底.在多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坚持华文写作,本身就是华人具有顽强生存意志的开拓精神的体现,香港文学与新华文学中“开拓中国”形象的建构,则更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母体强大的向心力和辐射力.
[参考文献]
[1]刘洪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1999,(3):71.
[2]CG荣格.试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A].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01,102
[3]王苍柏.让我们一起去Hong Kong[J].读书,2007,(11):79.
(作者简介:周柳波,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