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韩国文学汉译和意识形态因素

摘 要 :20世纪上半期的外国文学翻译,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重视西欧文明国家文学的译介,二是关心与中国同样处于民族危机的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而对韩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则受3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很深:弱小民族意识形态、抗日民族主义、无产阶级文学思潮.这3种意识形态,从作家/作品的选择和翻译策略上直接影响了韩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介绍,并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 键 词 :弱小国;意识形态;抗日民族主义;无产阶级文学;转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4-0061-11

本文旨在全面考察1949年以前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并分析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对韩国文学作品的选择和翻译家们的翻译活动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将重点整理韩国现代文学作品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翻译介绍情况,考察中国知识界的弱小国意识形态、抗日民族主义、无产阶级文学思潮,是如何影响了韩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以及韩国现代作家作品在中国的受容情况.

1896年朝鲜终止与清朝的册封关系,建立了大韩帝国,1910年又被日本吞并,丧失主权,被殖民者重新称为朝鲜.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仍然习惯称其为“朝鲜”.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1948年韩半岛南部成立了李承晚领导的大韩民国政府,北部成立了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因此,在讨论1949年以前的韩半岛文学时,常会遇到朝鲜/韩国两个称谓的矛盾.一些作家在韩半岛南、北部都曾活动过,因此也难以明确地划入韩国还是朝鲜.所以,本文为论述方便起见,在论述时一律使用韩国,但是在引用作品名称和中国学者的论述时,保留朝鲜的称谓.

一、20世纪上半期韩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

中国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邹振环的《文学翻译史上的中国与朝鲜》、杨昭全的《现代中朝文学友谊与交流(1919―1945)》等.谢天振、查明建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杨昭全的《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和查明建、谢天振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等专著,大致整理了韩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韩国学者的研究大多关注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韩国人形象”,在研究有关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顺便提及韩国(朝鲜)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例如朴宰雨、金时俊教授的论文.延世大学出版部出版的《韩国文学的外国语翻译》,其中中国语部分考察了2003年4月以前韩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单行本出版情况.此外,金宰旭、金昌镐、吉善美等人的论文,主要关注了中韩(朝)文学交流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的朝鲜人形象等等,顺便简单整理了1949年以前韩国(朝鲜)文学在中国的译本目录,基本上没有涉及韩国文学译介到中国的事件本身.罗列的作品目录也有很多遗漏,而且都回避了对译者和原作内容的考察.因此,本文在调查1949年以前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时,主要查阅了各类书目、图书馆藏目录,整理了1949年以前韩国文学在中国得以译介的大致轮廓,并查阅了部分译本,与有限的原文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

以单篇作品看,1925年周作人从日本三轮环编辑的《传统之朝鲜》里,选译了3篇朝鲜民间传说《崔致远》、《斗法》、《掉文》,以“朝鲜传说”为题,署名开明,发表在《语丝》第28期(1925年5月25日).这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翻译朝鲜文学.周作人对朝鲜文学的关注,主要是从文化角度出发的.他在附识中说:

无论朝鲜是否箕子之后,也不管他以前是藩属不藩属,就他的地位历史讲来,介在中日之间传递两国的文化,是研究亚东文明的人所不应该忽视的.我们知道日本学于本国文化研究上可供给不少帮助,同时也应知道朝鲜所能给予的未必会少于日本.

1930年1月15日发表于《现代小说》第3卷第4期上的短篇小说《黑手》(金永八著),是目前为止笔者发现的韩国现代小说的最早汉译本,译者署名“深吟枯脑”.这部短篇描写了日帝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一位终日辛苦劳动却勉强糊口的年轻人,朝酒馆里的钱柜伸出了昧良心的黑手.作者金永八(1902-1950)生于韩国首尔,曾经创作出韩国第一部单人剧,是韩国“卡普”(Korea Artista Proleta Federatio)的发起人之一.这篇小说的原著1927年1月发表于《朝鲜之光》.

同年3月15日《现代小说》第3卷第5、6期刊登了宋影.的短篇小说《熔矿炉》(白斌译).这篇小说揭露了在日本打工的朝鲜劳工的悲惨处境.1934年6月《矛盾》第3卷第3-4期合刊“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刊登了赵碧岩.的短篇小说《猫(求)》(李剑青译).这篇小说以一只病猫比喻了一位知识青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存困境,流露出知识分子的深刻反省和批判意识.这一时期,主要用日语写作的韩国作家张赫宙(1952年人日本国籍)的作品,被译介得最多.张赫宙一度被日本文学界视为“殖民地作家”,他的作品为日本普罗文学家们对殖民地朝鲜的想象提供了空间和素材,因此被胡风等人误认为“普罗文学家”而积极地加以译介.1934年6月《中华月报》第3卷第6号,刊载了他的短篇《被驱逐的人们》(原著发表于1932年6月).这部小说用日语创作,后由高木宏翻译成世界语,由中译者叶君健根据世界语本转译成汉语.张赫宙的短篇《姓权的那个家伙》(黄源译)发表于1934年7月1日《文学》(第3卷第1号).胡风翻译李北呜的《初阵》,发表于1936年3月16日《译文》杂志(新第1卷第1期).小说家李北鸣(1908―1988)曾当过工人,1945年加入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卡普”.这篇小说于1932年在《朝鲜日报》连载两期后被迫中断,被公认为是韩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先后译介到日本和中国.此外,还有朴怀月的短篇《战斗》,收入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世界文学读本》,译者是韩国青年翠生,他曾在1926年3月3日《京报副刊》(第427号)发表短文《李完用病死》.

这一时期,白斌从日本杂志《无产者》上选译了两篇随笔,林和的《狱里病死的家伙》和权焕的《咳,成这样了!》,发表在《大众文艺》第2卷第4期(1930年5月1日).在诗歌方面,郑荣水的《在东海上》,发表在《收获期》上(重庆独立出版社1932年12月),译者常任侠.此外,这一时期还译介了2首朝鲜童谣,全用的《乌鸦》和朴牙枝的《牧师和燕子》,由穆木天从日语译成汉语后,以《朝鲜童谣二首》为题,发表在1933年11月1日《申报自由谈》上.

到了40年代,《中韩文化月刊》在上海创办.这本杂志由位于上海闵行路106号的“中韩文化学会”出版发行,发行人杨宽,主编柳树人.虽然这是一本关于中韩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月刊,但是译介韩国文学作 品的栏目占据了重要的篇幅.杂志的作者中既有韩国人,也有中国人,其中包括巴金、吕思勉等文化界名人.目前为止,提及这本杂志和杂志同人的资料非常少,笔者只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找到了印有“南京图书馆藏”的创刊号(第1卷第1期)和第1卷第2期的合订本,因此无法弄清停刊的日期和背景.主编柳树人(1905―1980),原名柳基石,笔名友竹,化名刘平、邓茹英、刘雨亭、李启东,朝鲜黄海道金川郡人.1912年来中国,1916年人中国籍,1926年毕业于朝阳大学经济系.曾先后担任《天津商报》、《河南民报》、《中韩文化月刊》主编及河南大学农学院、江苏教育学院、南通农学院副教授、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1955年获准恢复朝鲜国籍,此后一直生活在中国,直到1980年病逝.

《中韩文化月刊》创刊号于1945年12月1日发行(杂志标注民国34年12月1日/韩国纪元4278年12月1日),内容除政论、经济、历史文化外,还收录了几篇文学作品,有《日蚀月蚀的来源(朝鲜神话之一)》、《老獭稚传说(朝鲜民间传说之一)》;朝鲜旧体诗:李舜臣的《在海阵营中》,朝鲜新体诗:《北风来了》(天均、丁来东译)、《朝鲜底脉搏》(梁柱东著,丁来东译),以及韩国志士申睨观遗诗《赠中山先生》.1946年1月《中韩文化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的文学作品,有朝鲜新体诗选译:《涌出来吧,伟大的力量!》(金海刚著,天均、丁来东译)和1篇朝鲜旧体诗,同时刊载了夏里的论文《韩国新文艺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这篇论文分6个部分,详细介绍了初期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文学、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生长、民族文学和普罗文学的两大分野、新体诗运动、日寇御用文艺团体[朝鲜文人协会]、今后韩国新文艺运动的展望.

创刊号还刊登了文化名人吕思勉的《中韩文化叙》,第二期刊登了巴金的文章《写给鲁彦兄》.创刊号“编者的话”提到了吕思勉关于《中韩文化月刊》编辑方向的建议:一、阐发韩国固有之文化,其与中国之关系;二、自1910年日本占据韩国以后之情形,此中包括日人之所为,韩人受虐之情形,及其光复之壮阔等;三、韩国现在状况;四、今后韩国要事.吕思勉对这本杂志的期待,也可以看作是这本杂志的办刊方向,即向中国介绍韩国的过去、现在、未来,增加中国人对韩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

从单行本来看,最早的韩国(朝鲜)文学作品,应该是清野编译的《朝鲜传说》(上海儿童书局1930年6月初版,1932年10月三版).这本书共收入《檀君》等36篇传说,“附录”收入《两兄弟》等3篇童话.1932年6月,上海女子书店推出了《朝鲜民间故事》.译者刘小惠根据法文版转译成中文,收入《孔夫子》等20篇民间故事.1934年,吴藻溪编译的《朝鲜童话》(北平世界科学社1934年2月初版,1936年再版)出版,共收入《年龄之比较》等27篇童话.1936年,邵霖生编译出版了《朝鲜现代儿童故事集》(南京正中书店1936年1月初版,1947年再版时改名为《朝鲜现代儿童故事》),收入《礼物》等8篇儿童故事.同年11月,邵霖生还编译出版了《朝鲜现代童话集》(“世界童话丛书”,上海中华书店1936年11月初版,1945年再版),收入李箕永的《三只公羊》等28篇童话.1943年,范泉翻译了张赫宙的日语长篇童话《福宝和诺罗宝》,题名《黑白记》(上海永祥印书馆1943年2月初版,1946年再版,1948年第三版时,改名为《福宝和诺罗宝》).《福宝和诺罗宝》是张赫宙用日语对朝鲜民间故事《兴夫传》的改写.

最早的单行本小说,应该是胡风从日本杂志上选译并结集出版的《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1936年4月由巴金创办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山灵》收录了3位朝鲜作家的4篇短篇小说,包括张赫宙的《山灵(山)》、《上坟去的男子》、李北鸣的《初阵》、郑遇尚的《声》,以及3位台湾作家的3个短篇.这些作品都是描写日本殖民统治下韩国人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用作小说集书名的《山灵》描写了挣扎于底层赤贫生活的火田民一家悲惨的命运.关于编译这部小说集的动机,胡风在《胡风回忆录》里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如下说明:

朝鲜是我们比邻的兄弟民族,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朝鲜人民陷进了当亡国奴的地位,我们当然关心他们的命运.我在日文刊物上发现了这些作品,读了以后,认为是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极难得的材料,因而译了出来.

1941年7月,日本关东军占领下的新京(长春)新时代社出版了由王赫编辑的《朝鲜短篇小说选》,收入8个短篇,包括金东仁的《赫色的山》(古辛译),张赫宙的《李致三》(迟夫译)和《山狗》(夷夫译),李孝石的《猪》(古辛译),李泰俊的《乌鸦》(罗懋译),金史良的《月女》(邹毅译),俞镇午的《福男伊》(羊朔译)、李光洙的《嘉实》(王觉译).1941年4月,上海文艺新潮社出版了由马耳(叶君健)编译的小说集《流荡》,系文艺新潮小丛书第十辑.1943年1月,上海文星出版社出版了张赫宙的散文集《朝鲜春(土记)》(范泉译),1946由永祥印书馆重新出版时,改名为《朝鲜风景》(1948年再版,1950年三版).这本书译自日文版《风土记》,收入《洛东江》等16篇散文,自序《我底作品及成因》,附录:《朝鲜文学界的现状》、《朝鲜文坛的代表作家》、《今日的朝鲜文学》、《明日的朝鲜文学》4篇文章.

这一时期的翻译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大都来自左翼阵营,或者在思想观念上跟左翼阵营有着密切的联系,都痛恨日帝的侵略行径.而丁来东、柳树人、翠生等旅居中国的韩人,也都站在抗日救亡、民族主义和促进韩中文化交流的角度开展翻译活动.

胡风、周作人、范泉等带着反帝反封建和文学革命主张的翻译家们,希望通过翻译活动,把韩国的亡国经验拿来作中国的“亡国之鉴”,唤起中国民众的反帝抗日意识.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积极促进国际无产阶级文学交流的愿望.

二、作品选择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如同汉斯费米尔指出的,任何翻译都是针对特定读者的,翻译本身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给特定文化背景中的特定读者产生的目的文本”.从上述考察可以发现,中国译介朝鲜现代文学作品,如果除去周作人翻译的《传统之朝鲜》,最早的短篇小说和单行本均始于1930年.时值中国社会经历了启蒙和社会改造阶段,各种社会思潮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直接影响了韩国文学作品的选择.

综合考察前文,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对韩国作家及作品的译介,从目的论角度看,大致可分为以下3类:1、对被殖民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认同意识,以及渴望通过文学作品了解殖民地经验的愿望;2、受抗日民族主义影响,通过译介韩国文学中反映殖民地悲惨现实、唤起抗日斗争意识的作品,期待在文学界构筑反法西斯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愿望;3、重点译介左翼“卡普”作家作品,促进国际无产阶级文学交流的愿望. 1、弱小国意识形态和韩国文学翻译

中国和朝鲜一样因闭关锁国、国力衰弱,而长期饱受西方和日本等列强的侵略和侮辱,中国的知识界很早就产生了亡国的危机意识,并开始关注邻国韩国的情况.20世初中国就开始翻译有关韩国亡国的历史书籍.邹振环在《文学翻译史上的中国与朝鲜》里整理了相关书目.其中,作新社1904年出版的《朝鲜史略》一书在“新书广告”中,说明了译介韩国史书的目的:“东方弱国,朝鲜为最,然其政治风俗腐败,与中国仿佛相似,帮亟译之以绍介于我国,俾知朝鲜积弱,已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我中国宜亟读之,藉为前车之鉴.”

弱小民族韩国的亡国体验,对于同样处于亡国危机的中国人来说,是用来敲醒酣睡中的中国民众的警钟.而比起历史书,文学无疑会发挥出更大的警示作用.因此早期中国对韩国文学的认识,很大部分来自弱小国意识形态.“弱小民族”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陈独秀于1921年发表的《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文中提及了印度、波兰等沦为殖民地的受压迫民族.根据宋炳辉的考察,20世纪上半期“弱小民族”这一概念的所指范围,包括:1)欧洲弱小民族;2)除日本以外的其它亚洲国家(印度、韩国、越南、土耳其等国);3)偶尔泛指古代经典文学(占代希腊罗马、波斯、阿拉伯和印度文学).1921年在南京出版的《矛盾》月刊推出了“弱小民族文学专号”,收入了韩国、波兰、秘鲁、罗马尼亚、西班牙等16个国家的24篇作品.韩国作品是赵碧岩的短篇小说《猫》(李剑青译).这一时期的文学界,鲁迅、周作人兄弟、茅盾和胡风等人,都是提倡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主将.

2.抗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韩国文学翻译

中国知识界的这种弱小国意识形态,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开始侵略中国全境以后,就逐渐转变为一种以“反帝抗日”、“民族主义”为标志的抗日救亡意识形态.因此,胡风等人积极译介韩国文学,特别是反映殖民地悲惨现实的作品,不仅受早期弱小国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受当时的抗日救国、民族主义等战争意识形态的影响.

以小说集《山灵》为例.胡风不仅翻译了韩国殖民地作家的作品,也着手翻译了同样陷入日帝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山灵》收入了杨逵的《送报夫》、吕赫若的《牛车》、杨华的《薄命》.《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可以看作是胡风在当时中国的抗日救亡、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试图以文学的形式建构东亚地区国际间的反帝抗日战线的一种努力.此外,金永八的短篇《黑手》和宋影的《熔矿炉》等作品,也反映出中国翻译家们的这种民族主义和抗日意识.

3.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和韩国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活动并不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在特定时间特定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中展开.译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的理解,以及译者的翻译目的,都会直接影响译者的作品选择.

胡风和叶君健等人对韩国文学的翻译,目的在于译介韩国左翼阵营“卡普”系列作家作品,促进无产阶级文学之间的国际交流.这一时期被译介的韩国作家有金永八、朴八阳、林和、权焕、赵碧岩、宋影、李北呜等人,都是韩国文坛非常活跃的左翼作家.通过对比在上海出版的《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和伪满洲国新京(长春)出版的《朝鲜短篇小说选》,可以发现一些译者/编辑个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痕迹.

《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收录的作品都是描写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韩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集中反映了殖民地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以唤起民众的斗争意识.小说集收入的韩国作家和台湾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均是左翼人士(除张赫宙以外).而张赫宙亦是通过日本的左翼杂志《改造》登上日本文坛的,日本的普罗文学家们把他跟台湾的杨逵一起,视为反映殖民地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和蹂躏的悲惨现实的作家,因而颇受左翼作家德永直和保高德藏的赏识,所以中国左翼文学阵营把他误认为无产阶级作家、殖民地作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1941年由新京(长春)新时代社出版的《朝鲜短篇小说选》(王赫编辑),与《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收入了多名韩国自由作家的作品.这本小说选收入了7位作家的8个短篇,分别是金东仁、李孝石、李泰俊、俞镇午、李光洙等,他们大都带有从新倾向派到自由主义作家的痕迹.

综合分析上述作家和作品,可以发现新时代社出版的《朝鲜短篇小说选》,比起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烙印的《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选择上明显倾向于自由作家.这一方面是因为1936年尚未沦陷为孤岛的上海,和伪满洲国成立近十年的1941年的新京(长春),在政治、文化氛围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时复杂的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和多方对立的意识形态结构;同时还暴露出编辑,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的差异.

三、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1.第三国语转译现象和意识形态因素

如上所述,反抗殖民、争取独立的主题,成为选择弱小国家民族文学作品时的一条重要的标准.在这方面,韩国文学无疑具有其他弱小民族不可比拟的资源.但是,韩译汉翻译人才的匮乏,却成为制约韩国文学输入中国的天然屏障.因此,翻译家们只能采取转译的方式译介朝鲜文学.

从韩语-第三语种-中国语的转译现象,可以看出处于边缘地位的韩国的弱小国文化地位;而且从中国翻译家的不惜绕道译介韩国作品的现象,可以看出中国知识界译介韩国文学的欲求非常强烈.

2.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从翻译策略角度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翻译策略.笔者在对比分析李北鸣《初阵》的两个中译本时,发现了日文版转译本和韩文版直译本之间的重要差异,并进一步发现了译本差异背后,“那普”和“卡普”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对中译本的影响.

李北鸣的《窒素肥料工厂》最早发表于《朝鲜日报》1932年5月29日和31日,连载两期就因日本殖民当局的干涉而被迫中断,稿子也被日本殖民当局搜走.1935年在日本杂志上刊载了日文版,取名《初阵》,胡风根据日文本转译成中文《初阵》.因为韩语原稿佚失,李北鸣后来又根据日语版《初阵》,重新翻译为韩语《窒素肥料工厂》.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朝鲜现代短篇小说集》收入的《氮肥工厂》,是从韩语版直接翻译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氮肥工厂》里的很多内容,在《初阵》里被删除了.主要原因应该是作者从日文版翻译成韩文时,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改写,或者日文本《初阵》为了在日本发表,而不得不进行了删节和改写.《氮肥工厂》里很多“朝鲜”和“日本”字样是以相互对立的紧张关系存在的,在《初阵》里面却鲜见“朝鲜”和“日本”字样,而转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关系.

另外,《氮肥工厂》里不时显露出共产主义思想和唤起民众斗争的呼喊,而《初阵》却只保留了无产阶级文学色彩,即强调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如:

文吉正在后悔刚才没有好好休息,相浩推着空车走到文吉身旁,停下来,用粗嗓门唱道:

民众的旗,红色的旗,

紧裹着战士的尸体.

这是《赤旗歌》.这时候,推着空的输送车来的相浩,大声地唱起来了听罢,万国的工人等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日本发表的《初阵》把《窒素肥料工厂》里殖民地“朝鲜”和宗主国“日本”的紧张对立关系,转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关系.这种现象,一方面能够证明意识形态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对文学和翻译活动进行控制,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日本“那普”文学和韩国文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性.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同时暴露出韩国文学从日语本转译成汉语的局限性.

四、结语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界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组成部分,跟西方强势文学的译介一样,成为中国文学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资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国知识界通过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首先确认了自己是“弱小民族”的文化地位,并且在同样受到强势文化侵略和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身上,发现了抵抗的和现代化的经验.韩国的“卡普”文学,也为中国的左翼文艺阵营提供了形成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联合和国际抗日文艺战线的期待.更为重要的是,即使通过第三语种转译,对韩国文学的译介同样强烈体现出中国知识界的这种文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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