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文化也开始发生了转型.占中国文化主导地位并风行了近百年的激进主义文化,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无论是海外学者,还是中国本土学者,都在反思中国的激进主义文化.长期受到激进主义文化压制的文化保守主义,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而,与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不同的是,人们不再认为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障碍,而是现代化需要参照的对象,传统文化的价值被重新激活.
文化保守主义是和文化激进主义、文化自由主义并驾齐驱的文化潮流,是现代文化的三种表现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化地形图中,文化激进主义、文化自由主义往往和政治联盟,又有相当规模的作品作支撑,它们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大行其道.而文化保守主义基本上处于受压制的地步.1990年代,借助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反动情绪,文化保守主义得以受到认可和重视.由此,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第一次成为显学.1990年代学者们开始集中研究文化保守主义,探讨文化保守主义的性质、特点与功能.何谓文化保守主义王岳川作出了这样的界定：“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以一种反现代性的、反美学的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方式出现,是20世纪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中的主潮.文化保守主义等强调自由道德的传统价值,其根本意向是对‘现代性’的反动.就价值取向而言,文化保守主义崇尚传统文化中优美的、人性的、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东西,同时也基本承认和认可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希望将中国精神文明成果与西方物质文明成果整合起来而拒绝西方(尤其是现代和后现代)的精神文化和宗教道德观念,坚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基上开启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文化的未来.其骨子里是一种浪漫主义,为葆有人生的诗意和人生内在的魅力,而反对人性的异化和人的工具化面具化”.①1990年代中国的主流作家的文学创作,大都呈现出上述文化保守主义价值取向,和199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由激进向保守转轨的路向基本保持了一致.
1990年代以来,湖北文学屡屡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如方方、熊召政、陈应松、刘继明、邓一光、刘醒龙等作家的文学创作,屡获好评.“文学鄂军”渐渐形成.在中国整体文化精神都发生了转型的时代,“文学鄂军”也毫无例外地呈现出和中国主流作家一致的文化价值趋向.但是,相比较其他兄弟省份的文学,文化保守主义对于“文学鄂军”的意义更为重要.文化保守主义不仅仅是湖北文学精神气质和艺术风度的内在涵养,同时也远远超出了对湖北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一般意义的解读.湖北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湖北文学获得的认可程度,都和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保守主义成为“湖北”这个特定地域文学的某种独特的标志.
一、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合流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里,相比较全国接二连三兴起的文学浪潮而言,批评家们认为湖北文学总是“慢半拍”,没有能够在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浪潮中,占据着潮头的位置.因此,湖北文学思想上的滞后,艺术探索上的疲软,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事实上,新时期以来湖北文学的确如此,很少有前瞻式的作品.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直至寻根文学,湖北文学鲜有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同样,湖北文学也没有能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现代派文学和先锋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说,湖北文学的“慢半拍”的说法的确成立.但是,这个判断截止的时间只能到1987年.1987年是湖北文学的拐点.这一年,随着池莉的《烦恼的人生》和方方的《风景》的发表,一改湖北文学“慢半拍”之颓势,而领全国文学之.
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交,正是中国文化开始发生转型之际.1980年代中前期,中国文化是激进主义文化主导的时期.从功能上看,中国文学为现代化提供了精神支持,从态度上看,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学文化,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原则.不用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直接为现代化的历史远景鼓号,现代派文学和先锋文学,在中国作家那里,也同样是现代化的一种表现,是中国文学加入到世界文化潮流中的重要举措.这股激进主义文化潮流,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发生蜕变,激进主义文化独尊的局面被打破,文化保守主义开始质疑、反思、批判激进主义文化.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先表现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恰恰是湖北作家方方和池莉.池莉的作品《烦恼的人生》、《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非常清晰地表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文化之间的对话.尤其是《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彻底地表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文化的较量.在这两篇作品中,激进主义文化无可奈何地退出了,它的领地被文化保守主义占领了.方方的《风景》干脆就是一部激进主义文化败退史,理想等价值观念,被以七哥为代表的世俗、实用精神彻底击溃.这种讲究实用、注重现实和世俗的精神,这都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体现.一个以方方、池莉为代表的文学流派――“新写实主义”――开始被命名,这也是新时期湖北文学开始在全国独领的头一遭.于是,湖北文学的“慢半拍”的魔咒被打破.
湖北文学能在文化保守主义时代独领文学,和湖北现代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湖北现代文化本身就有着文化保守主义的传统.如废名、闻一多、余上沅、曹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主张,无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现代文化史上的徐复观、熊十力也是新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湖北文学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传统,著名文学评论家於可训先生曾下过定论.②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传统在激进主义文化当道时期,无形之中受到了抑制,湖北文学无法找到适应自身的文化突破口,当然也就无法创作出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当激进主义文化思想退潮,文化保守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后,“文学鄂军”在全国领军的地位开始确立了.
湖北文学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性质,既有湖北文化的历史传统,也与湖北自身的地理位置和现实因素相关.湖北是内陆省份,也是农业大省,有着深厚的农业文明根柢.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决定了湖北文学对激进主义文化持有一定的免疫能力.当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在中国汹涌而来的时候,面对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湖北作家的天然的、本能的对现代商业文明、工业文明产生了反应,审视和批判商业文明、工业文明正是湖北作家生活经历、情感经历的自发的表现.事实上,湖北文学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根本来源,也就是湖北作家以传统文化来应对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刘继明对个体精神的强调其实是传统文化中重精神轻物质、重审美轻实用等思想的转化和利用.邓一光对英雄主义情愫的推崇,实际上也贯穿了传统农耕文明的沉淀.这些英雄从出身到价值规范,无不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在此意义上,他曾激愤而不无尖刻地说：“我们已经被工业革命驯养成―种狡猾的会思想的动物.我们已经萎缩成了人类的阑尾.”“人类的退化实在是很厉害的,为此我很悲哀.工业时代有方便的生存空间,有严明的组织纪律,但是它使人的个性退化,越来越没有责任感、荣誉感.我是工业时代的受益者,在物质上也享受到它的好处.可为什么又对这时代有一种抵制有时想想,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大对劲”③这几乎可以成为1990年代湖北文学思想纲领性表述.陈应松也对现代文明保持着警惕心理,他在作品中反复渲染的神秘色彩,无非是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去魅的世界再度寻找意味,对现代文明的谨慎态度重要表现是,他的作品一再叙写回望乡土的主题.方方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反思,寄托在对传统知识分子精神气节的褒扬上.
湖北文学对现代文明的自觉地思考,反思、批判了现代文明病,重建了时代文化精神.这种反思、批判、重建的精神态度,无疑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主要精神价值取向,是中国文学走向精神自觉和思想自觉的重要特征.但是,对于湖北文学而言,这种精神价值不仅仅是时代精神的表现,也是湖北文化精神传统的一种自觉的延续,为湖北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传统注入了新的时代要素,也最终使湖北文学在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交汇中找到了自身的文化品格.正是文化保守主义使湖北文学得以寻找到适合自身的文化定位,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文学鄂军”领文学的根本原因.
二、充盈丰富的精神内涵
文化保守主义激发了湖北作家的创作,提升了湖北文学的地位和影响,引爆了湖北文学的精神世界.1990年以来“文学鄂军”的精神内蕴的图画,似乎是一张浓缩了中国文学精神的文化地形图.充盈丰富的文化保守主义精神内涵,体现出了“文学鄂军”的独特性.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鄂军”的文化保守主义丰富精神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个体精神的高扬.工业文明、现代商业文明的物质至上、功利至上价值抉择让人沦丧为物的工具.因此,对个体精神的书写,作为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反思和批评,是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基本主题.刘继明一系列作品,如《歌剧院咏叹调》、《海底村庄》、《走向黄村》等都高扬了个体精神.在1990年代的物质主义上扬,商业趋利趣味被推崇,体制管理规则日渐形成的时代里,刘继明把对美的推崇推向极致,把个人的精神追求放置在商业、物质和体制的制高点上.刘继明的小说作品不惜虚构出特定的场景,来体现在现代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里,个体精神萎缩,生命的虚无,美的丧失的时代悲哀.为了拯救时代中的个体生命,他的小说把个体的精神法则推向了极致,呈现出强烈的对人的精神关注的特点.这也是他的小说被称为“文化关怀”小说的主要原因.与刘继明相类似的是邓一光,他的小说也把人的精神推向极致.在《我是太阳》、《走出西草地》、《红孩子》、《挑夫》、《兄弟》、《战将》、《父亲是个兵》、《遍地菽麦》、《我是一个兵》、《远离稼穑》等等小说里,对英雄主义精神的张扬是它们共同的主题.
2、道德理想的重塑与终极性价值的拷问.道德理想和终极性价值的拷问,是作家站在精神高地,对物质化的、功利化的现代社会发出的审判.正因为它与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成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探索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要地带.刘醒龙和陈应松自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价值主要集中在此.
陈应松的《黑艄楼》、《黑藻》等早期代表作品,表现了漂泊者的心灵.这种漂泊无疑是对时代反抗的隐喻.他的小说反复叙写着漂泊的主题,表现了远离了乡村而又在城市中无所适从的心态：在乡村的关照下,城市的病态显露无遗,但是,历史的车轮已经碾过乡村,人们无可奈何的漂泊到城市,“我们”却丧失了精神的家园.他的小说沿着对城市的精神审判的道路,进一步展示了对功利社会的审问.《沉住气》、《雪树琼枝》等小说表现了一个价值崩溃、正义缺席的生存图景,表达了道德价值已经无法挽救的悲哀.虽然那个道德理想国的重建的梦想,隐隐地藏在他的心中.
与陈应松艺术化地叙写道德不同的是,刘醒龙对道德的表现似乎更加直接和尖锐些.道德成为1990年代以来刘醒龙创作的核心问题.他在《威风凛凛》、《村支书》等作品中显示了在历史逻辑上处于劣势的群体,在道德上依然具有无法抹杀的价值,在《大树还小》等作品中,道德成为对不公平社会的审视力量,也是对现实社会存在的批判法则.《凤凰琴》等则构筑了一副时代道德理想图画,为道德沦丧的时代树立了虚幻的远景.刘醒龙不是一般地表达道德,而是把道德推向了社会价值的最高点,因此我们看到,饱受批评的《分享艰难》,实际要表达的是,在当下社会分化与冲突成为尖锐社会问题的时代,道德应该成为社会裂痕的缝合剂.至此,刘醒龙已经把道德推向了远远超越文学的审美领域,而是从社会政治意义上,呼吁道德的意义.
当陈应松已经看到当下社会中道德原则陷入了困境,无法救赎迷途的人们,当刘醒龙需要整体性地以道德来解决时代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文学作品已经迈向了一个新的境界.终极性救赎似乎要成为他们的文学下一个主题.他们寄予终极性价值来解决他们的精神困境和道德忧患.
陈应松的小说,尤其是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充斥着丰盈的宗教救赎精神,这一点常常为批评家们所忽视.受地域文化的影响,陈应松的早期小说已经叙写神秘的自然.不过,神农架系列小说最终要表达的主题是,人类应该敬畏自然,而不是以工具性的态度来利用自然.神农架系列小说一方面展现了自然的神秘、敬畏的宗教般的感情力量,另一方面,还通过苦难、灾变的宗教母题的叙写,展示了超越于世俗的彼岸世界.在他笔下,自然已经不是物质性的存在,不是人类生存的实体性环境,而是一种精神向度.它意味着人类的超越物质性的,超越工具性的生存意愿,是一种超越现实彼岸的精神存在.
3、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激进主义文化中占据着中心位置,激进主义文化采取的是人类中心的思想,它把人和自然摆在相对立的位置上,以人的功利需要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是典型的工具理性的表现,其后果是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人类屡次遭受到自然的报复.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开始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反思对待自然的工具理性态度.胡发云的《老海失踪》是近年来表达人和自然关系的代表性作品.小说表现了老海对人类无休止地利用自然的思想的批判,抒发了对自然日渐被开发的现实忧思.这篇作品在表现人和自然关系上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无疑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湖北文学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最系统、最具有深度的是陈应松.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思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这些作品中,自然成为人类应该遵循的尺度和法则,自然也是人类生存的规则.陈应松通过“自然―农村”、“农村―城市”的二元对立结构,提出了人类应该重新回到自然的尺度上来建立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倡导以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价值尺度,重新清理激进主义文化所衍生的功利性价值关系.
4、返回传统文化.激进主义的基本文化策略是反传统,但是,当现代化像脱缰的野马肆意践踏传统文化,当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人们又渴望重新返回传统文化,寻找传统的文化价值,以修补激进主义文化的漏洞和弊病.湖北文学在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上,也有多方面的成就.与19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小说,在“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上建立叙事空间不同,方方对当下知识分子批判的立足点是传统知识分子价值.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节,成为方方臧否三代知识分子的立足点.方方小说中的“祖父”成为“父亲”,甚至“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道德的楷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在方方笔下得以重新复活.与方方类似,刘醒龙也发掘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圣天门口》以《黑暗传》代表中华传统文化,来反思激进主义的革命文化.《黑暗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它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历史、对天人关系的看法.它以“历史循环论”来质疑激进主义文化的历史线性观,以“天人合一”来反思激进主义文化在人对自然的关系中的对立与功利态度.《圣天门口》对传统文化的再解读,深入到传统文化思维的深处,在反思激进主义文化上具有独特的意义.湖北文学体现传统文化价值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熊召政的《张居正》对传统章回小说体式的借鉴.章回小说曾是中国民族传统小说形式,也是中国小说的主流样式.在五四新文学的欧化思想的打压下,章回小说基本上沦落为通俗小说体式,被逐出纯文学领域.虽然在“十七”年文学中,章回小说以传奇小说的面目出现过,虽然新时期以来,也有少数作家借鉴过章回小说体式,但是他们仰仗的也仅仅是章回小说的通俗文化价值.《张居正》借鉴传统章回小说体式,尝试在现代思想表达和传统形式之间寻找沟通的可能性.它对传统文化的借鉴,超越了内容与主题,而从审美形式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极大地丰富了中国1990年代以来文学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的路径.
三、“本色”而“开放”的现实主义
长期以来湖北文学在经典现实主义方面缺乏经典之作,一部《李自成》聊作安慰.同样,在现代派文学、先锋文学等探索性文学领域,湖北文学也鲜有作为.这似乎具有某种文化上的隐喻意味.因为,无论经典现实主义还是现代派艺术表现方式,无不都是激进主义文化的一种症候.湖北文学在激进主义文化时代的文学困境,应该引起我们深思.湖北文学艺术上的优势并不是什么现代主义、先锋文学,也不是经典现实主义.强迫湖北文学以它们为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件削足适履的事情.
当文化保守主义时代来临,湖北文学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归宿,也发现了突破点.湖北文学的艺术风度――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在文化保守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文化保守主义降临之后,现实主义身上负载的激进主义文化退潮了,裸露出现实主义的“本色”,因此“本色”的现实主义成为湖北文学艺术风度的精确的写照.
湖北文学的“本色”的现实主义的突出特点是,湖北文学忠实作者的生命体验,而不是以超越作者个人人生体悟的宏大意识来支配文学的艺术表现.因而,作家的个人经验成为文学酵母.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湖北文学十分依仗作家的个人人生体验.邓一光的军队大院的生活与他的兵系列小说,方方的知识分子家庭出生与她的知识分子系列小说,刘醒龙的农村生活经历与他的乡土小说,陈应松的水手生活经历和乡村记忆与他的“水手系列”、“神农架系列”小说,这些作家的生活体验和他们的小说世界之间,无不存在着直接的映照关系.诚然,文学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是,它无法超越作家个人经历和个人经验的再现和书写.这种对经验的依仗写作,阻隔了宏大思想对作家思想、情感的阉割,使作家的思想、感情能“原生态”地表现出来.从价值批判的角度来看,湖北作家的生活经验,直接影响了他们对现代文明的评判.湖北文学对现代文明病的应对,隐含着农业文明、传统文明优越的论调.这也是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在面对和自己生活经历完全不同的都市生活经验时,湖北作家普遍地返回到农业文明中去寻找价值判断尺度.因此,这种选择既是个人情感的慰籍,也是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应对.在生活、情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赤诚的态度、激烈的情感、鲜明的价值立场,构成了湖北文学的突出的群体特征.
湖北文学的“本色”的现实主义,还体现在对细节的重视和描写对象的现场感的复原.由方方、池莉开创的、被命名为“新写实”的文学流派,其实就是“本色”的现实主义的滥觞.在“本色”的现实主义那里,宏大思想被规避,和作家人生体悟相关的细节,成为表现的中心.陈应松对法国自然主义艺术表现的接受和运用,从源头上回归了“本色”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对现场感的重视,让陈应松的小说细节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张居正》、《圣天门口》也是“本色”现实主义的优秀之作.《张居正》对历史真实的复原,主要借助细节和民俗风情场景的描写.《张居正》对典章制度真实性的刻意追求,对官职沿革,官府的官职设置以及各种仪式直至皇帝诏书的十种体例,天子十三方印鉴的不同用法等等,均有翔实精确的描写.《张居正》也对民俗风情场景作了精彩的描写,诸如京都棋盘街的市井风情、白云观燕九节的盛况、紫禁城内声势浩大的鳌山灯会、大隆福寺的非凡气势,都有栩栩如生的写照,增强了小说的现场感.《张居正》的努力拯救被“戏说”的历史文学,也把现实主义文学从宏大叙事的逼仄境况中拉出来了.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的宏大革命叙事被田园诗所肢解,乡村民情风俗脱离了宏大的历史感,呈示出本色的乡村风情.同时,革命发展的历史逻辑也被田园诗的细致场面所阻隔,乡野情调淹没了革命风云.虽然是对现代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的叙述是《圣天门口》的主线,但是作者的志趣却在民间趣味的呈现上,民间的生活细节、现场取代了革命宏阔的场景与意义,从而完成了对现实主义的一种新探索.④
正是激进主义文化的消退,文化保守主义涌入,湖北现实主义文学不再追求细节、场景之外的意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开始回归到作者和对象之间直接的关系,宏大的激进叙事从中隐身,表现对象仅仅作为对象进入到作家的视野.细节、现场,不再依仗外在的历史意识来获得价值,它本身就表现出强烈的艺术魅力.这就是“本色”现实主义的艺术风度.
湖北文学虽然和中国1990年以来文学保持着一致的步伐,体现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但是以文化保守主义来关照湖北文学具有的重要意义,超出了对地域文学内涵阐释的一般意义.文化保守主义虽然具有时代的意义,但是它更是湖北现代文化传统的承接.从而引发了湖北文学思想、精神的爆破,闪耀着精彩纷呈的光电火花.文化保守主义也让湖北文学在艺术表现上找到适宜的形式,开创了“本色”而又开放的现实主义文学新天地.
周新民湖北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②於可训：《主持人的话》,《小说评论》2007年第一期.
③邓一光、韩小蕙：《关于长篇小说<我是太阳>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3期.
④周新民：《现实主义的新探索》,《小说评论》200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