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摘 要 :庾信入北后文风发生极大改变,初步融合了南北文风.其与北周贵族赵王宇文招和滕王字文道之间的文学交往对于促使其文风改变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共同实践了南北文风的融合,这在当时的历史和文学背景中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后世南北文风的进一步融合与发展起到了表率与策动作用.
关 键 词 :庾信 赵王 滕王 南北融合
北周政权在汉化过程中开始时是按照苏绰文学改革的路线来进行的,但随着南北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深化,苏绰以复兴汉民族固有文化为方向的汉化策略便似显得远略有馀而实践陛不足了.对此,《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曾论曰:“周氏创业,运属陵夷.纂遗文于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致青紫.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江陵之役后,南方文人大批入北,苏绰这种具有复古色彩的文化建设策略虽使这批文人有着心理上的认同,可以在一定程度抵消他们依附异族政权时产生的芥蒂、隔阂和愧赧,但“糠秕魏晋”的思想政策却会否定这些文人习以为常的文学习惯甚至文学素养,难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发挥才干以效力于新的民族融合政权.所以,时代需要一种对北周固有文士和新归附的南方文士来讲都能接受且能裨益于北周政治文化建设的新的文化和文学发展策略.苏绰文学改革本身就反映了全面南朝化的汉化策略是生长于关陇等北方地区的文^昕不愿采用的.而且单向度全面学习南朝文风则意味着北方文土会在南方文士的涌入中“逊位”于彼.同时“糠秕魏晋”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师古化汉化策略又会使南方文士愧赧消沉,无以展示才华来效命新朝.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在苏绰文学改革的基础上就如何吸纳、使用南方文士做出策略性的调整――这便是庾信人北时的基本历史文化状况.而事实上,庾信在北方的存在和文学活动也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和示范新的文化策略的标的和表率.由此观之,庾信在长安与周室贵族赵王、滕王的文学交往与文学活动便担当了策动和示范这种融合的历史任务.他们以一流文人和贵戚身份消弭了南北和民族差异的文学群体,并以高水平的文学创作以及相应的文学思想表现了融合的成果,这在中国文学史中是最早的目具有代表陛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文^、进行文学交流并趋于认同和融合的案例.在他们彼此交往的过程中.庾信改变了自己,赵王、滕王获得了很高的文学教益,共同实践了既不保守,也不南朝化的折衷式的文学融合路线,从而具有表率性地开辟了隋唐文学的新时代.
西魏孝恭帝拓跋廓元年(554),梁元帝萧绎的江陵政权覆灭,当时正出使长安的庾信被留,时年42岁.(倜书庾信传》云:“(徐)搞子陵及(庾)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师莫不传诵等聘于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可见在入西魏前,庾信在南方和北方(东魏)都已极有文名.其入北后,“世祖(周明帝宇文毓)、高祖(周武帝宇文邕)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相埒,自馀文人,莫有逮者.”两位皇帝的赏识,贵族公卿的结交,使庚信之文学才能在北方依然具有极大的施展机会,加之接触北地风物,并深有家国之思,其文风丕变,便在这种蒙恩与交往的氛围中展开了.
像庾信一样由南人北的文人在当时很多,《周书王褒传》载,江陵之役后“(王)褒与王克、刘、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太祖喜日:‘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除了这些文人以外,入北的还有:颜之仪、萧为、萧大圆、姚最、柳虬、明克让、鲍宏、庾季才、姚僧垣等.北来文人加入西魏―北周的文化政治舞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原有的人才构成比例,同时也使该政权具备了一定的学术文化实力.用好这些人并充分发挥其才干,使其既不影响关陇集团的政治力量,又能才有所用,进而对汉族文人产生好的影响,成为一个紧迫而又重要的问题.在明帝宇文毓即位之初,便“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馀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这项学术工程的参加者,大都是包括王褒、庾信在内的由南入北的文人,上引诸人,基本上都有麟趾殿校书的经历.在这些文人中,庾信名望最高.
庾信作为文人,除本身具有极高的文学才华外,其声誉的取得与最高统治者的推许有莫大关系.他在梁时即与太子萧纲过从甚密,是宫体及“徐庾体”的主力成员.入北后,除周文帝宇文泰外,周明帝宇文毓也对他颇为赏识.宇文毓本人喜爱文学,也有着相当的文学素养,“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等所著文集十卷.”但其作品大都不存,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之《北周诗》卷一仅录其《旧宫诗》一首,感情深挚,笔力沉厚,大不同于南人制作.武帝宇文邕于戎马征战之中,也颇重视文学,他对南来文士大力举用,便进一步形成了右文重教的风气.在这种氛围中,由皇室贵戚赵王、滕王与杰出文士组成的文人群体便会彰显出巨大的号召力和表率作用.
赵王宇文招是周文帝宇文泰第七子.《周书》本传谓其“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他还多有诗文创作,庾信说他“风流盛儒雅.泉涌富文词”.《周书》本传提到他“所著文集十卷,行于世.”如此看来,宇文招是既爱好文学又多有创作,喜爱庾信文风,并学习其体制风格,故有“轻艳”之讥.今仅存其《从军行》诗一首,其云:“辽东烽火照甘泉,蓟北亭障接燕然.水冻菖蒲未生节,关寒榆荚不成钱.”虽是残句,但却笔力不凡,格调苍劲.其文则有骈文的藻饰和用典之习,这当为与庾信的文学交往中沾溉的风气.
滕王宇文迪是文帝宇文泰第十三子,“少好经史,解属文”,“所著文章,颇行于世”.但在权力斗争中和赵王一起于大象二年(580)被杨坚杀害.作为与庾信“布衣之交”的文学俦侣,赵王、滕王仰慕庾信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精湛的文学表达技巧,努力向他学习,以求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但他们又具有少数民族的特陛,均长于武功.史载赵王曾“与齐王讨稽胡,招(即宇文招)擒贼帅刘没铎,斩之,胡寇平”,滕王也参与了征讨稽胡的战争,并“破其渠帅穆友等,斩首八千级”.这种上马可战,下马修文的秉陛和才干,必定会对庾信产生极大的影响.再者,二王与庾信为忘年交,他们都是武帝宇文邕之弟,武帝卒时年36,是年(578)庾信已66岁,因此,他们的年龄相距在三十岁以上.年轻人的朝气与北方少数民族固有的彪悍骁勇气质亦当对庾信极有影响,这应是促使其文风转变并臻于“老更成”和“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庾信与赵、滕二王的表率和宣示下,“由是朝廷之人,间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才子词人,莫不师教,王公名贵,尽为虚襟”,产生了巨大的文学辐射力.庾信的改变和成就以及赵、滕二王的躬身实践,使南北文风的融合在新的多民族政权的政治文化生 态中得以初步实现,创辟了一条既不保守也不偏执的预示分裂时代文学终结的新道路.
从庾信的文学创作看,反映他和赵王交往的很多,计有《上益州上柱国赵王诗二首》、《奉报赵王出师在道赐诗》、《和赵王送峡中军诗》、《奉和赵王途中五韵诗》(或疑为王褒诗)、《奉和赵王游仙诗》、《奉和赵王隐士诗》、《奉和赵王美人春日诗》、《奉和赵王春日诗》、《北园新斋成应赵王教诗》、《奉报赵王惠酒诗》、《奉和赵王喜雨诗》、《奉和赵王西京路春旦诗》、《和赵王看伎诗》、《正旦蒙赵王赍酒诗》、《奉和赵王诗》、《和赵王看妓诗》.从以上庾信诗来看,全是和赵王的诗,虽是赠和,但反映了他们文学交流的深密.赵王原作已经不存,但从庾信和诗的名目看,数量应该很多.这便是他们之间的文学交流,对于赵王来讲,作为向庾信学习的晚辈后进,必能从庾信的和诗中学到相关的经验和技巧,而庾信也会从赵王的作品中获得自己未必熟悉的文学质素.这种文学交流,尤其是存在着南北和民族差异的文学交流一定不会是单向的传授,而是双向的师授,是趋同存异和共同进步.这种交流,既使赵王得到了提高,也使庾信实现了他实质性的诗风淬炼而臻于“老更成”的诗学境界.
庾信与赵王交往的文章,据严可均《全后周文》卷十,庾信写给赵王的计有:《谢赵王赍丝布等启》、《谢赵王赍丝布启》、《谢赵王赍白罗袍祷启》、《谢赵王赍犀带等启》、《谢赵王赍米启》、《谢赵王赍干鱼启》、《谢赵王赍雉启》、《谢赵王赍马并散启》、《谢赵王示新诗启》、《赵国公集序》.庾信写与滕王的诗似无,但写给滕王的文章今存四篇:《谢滕王赍巾启》、《谢滕王赍马启》、《谢滕王赍猪启》、《谢滕王集序启》.通过这些文章来看,庾信与赵、滕二王的交往既频繁又深密,既有文学交流,又有日常生活物资的馈遗.他们之间消弭了身份和民族界限的兄弟般的“布衣之交”是维系其文学活动的情感纽带.荀子云:“学莫便乎近其人”.在彼此的文学交流中,因情谊深挚而砥砺切磋,互相影响,成了当时文学现象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根据现存文献,赵、滕二王对庾信的文学才能是极为了解的.滕王曾编辑整理了庾信的诗文集,并为其作序.在序文中详细分析了庾信各体文学的成就,并将庾信与这些文体的典范作家做比较,做出很高的评价:“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诔夺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杨雄,书同阮籍.”序文还指出庾信勤学不已,涉猎广泛,足为学者楷模.我们从滕王此序中,亦约略可见他的文学素养,也可由此测度庚信时他的提点和指导.滕王还提到自己与庾信的关系是“风期款密,情均缟宁,契比金兰”,庾信将自己的诗文作品交于―个比自己年轻30多岁的年轻人去整理编辑,若不是出于对这种友谊的信任,是不可能的.所可“贻范晋绅”的不仅是庾信的文学才华,而是一种消泯了民族差异的共同性构建民族融合的新支学的努力和精神.所以,他们之间的友谊与交流,便少了先前某些文^,群体在进行文学活动时所带有的炫才与竞争意味,而充满砥砺切磋与互助共进的意义.这在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进行文学交流的历史上,堪称佳话.
庾信写给赵王的《谢赵王示新诗启》:“某启:郑睿至,奉手教数纸,并示新诗.八体六文,足惊毫翰,四始六义,实动性灵.落落词高,飘飘意远.文异水而涌泉,笔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岩,可使云雾郁起,济之江浦,必当蛟龙绕舡.首夏清和,圣躬怡裕.琉璃彤管,鹊顾莺回,婉转绿沉,猿惊雁落.下风顿首,以日为年.犍为舍人,实有诚愿,碧鸡主簿,无由遂心.寂寞荆扉,疏芜兰径.骖驾来梁,未期卜日,遣骑到邺,希垂枉道.”既对赵王新诗多所掖扬,又情至款切,意味深长.不能把庾信对赵王的夸赞仅仅看做是客套.其中诚有鼓励和夸赞的语气,但却是长辈诗人对后进学者的一种期许、鼓励和肯定.其中提到“四始六义”,这本是儒家诗教术语,庾信专门拈出,并配合“实动性灵”一同表述,用以肯定赵王新诗,那么,赵王新诗当大不同于南方做派了.而庾信如此表述,也反映了庾信对故主萧纲、萧绎文学思想的反拨.
相较而言,庾信的文学思想在其《赵国公集序》中就表现得更为鲜明了.该序云:“柱国赵国公①,发言为论,下笔成章,逸态横生,新情起,风雨争飞,鱼龙各变.方之璧,涂山之会万重,譬似云霞,赤城之岩千丈.文参历象,即人《天官》之书,韵涉丝桐,咸归《总章》之观.论其壮也,则鹏起半天,语其细也,则鹪巢蚊睫.岂直熊熊旦上,增城报日月之光,宵飞,南斗触蛟龙之气.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颂》,谐和律吕,若使言乖节目,则曲台不顾,声止操缦,则成均无取.遂使栋梁文囿,冠冕词林,《大雅》扶轮,小山承盖.”馐其中,庾信评价宇文招作品的“论其壮也,则鹏起半天,语其细也,则鹪巢蚊睫.”云者,实质上是指出其文学做到了“壮”与“细”的统一,这实则是南北文风相互融合的最佳表述.“壮”者,北方粗犷豪放之气,“细”者,南朝柔婉细腻之风.二者在宇文招的创作中统一在一起,诚是南北文风融合的成果.而庾信之作,亦何尝不是如此呢其“凌云健笔”的风格,本自不生于南朝,而是他接触北方人文风物之后形成的新特点新风格.此外,庾信将屈原、宋玉的“哀怨”,苏武、李陵的“别离”和“建安之末”与“太康以来”的“雕虫篆刻”串在一起,成为“三变”,实是对西晋以后南方文风的批判.这种观点,与檀道鸾《续晋阳秋》、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和钟嵘《诗品序》的观点是相同的.这种观点的提出,在他参与“徐庾体”的文学实践时,是不会提出的.促使其文学思想转变的,便是包括了赵、滕二王在内的北方人文风物和他去国离家的悲慨情怀.
同样,庾信称赞赵王能够“斟酌《雅》《颂》,谐和律吕”,也反映了他在文学思想上对儒家的认可.这与北周经苏绰文学改革后儒家居于正统地位的思想界状况有关.周武帝经过组织辩论,听从卫元嵩的建议,并毁佛、道,选择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纲领.这也是促使庾信文学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此外,他对宇文招的创作既能细致入微地守明律度,又不失于过分拘谨的做法表示肯定,并认为其作既有《雅》、《颂》之庄重,又有《楚辞》之深情,这些都反映了庾信文学思想的转变,也是融合南北文风的文学思想的一种表述.
就庾信而言,在他与赵、滕二王的文学交往中,接触到了北人的习性品格,这有助于他汲取北方的人文质素,完成自己诗风的转变.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对南北文学的融合做出详尽论析,可用以分析庾信与赵、滕二王间文学交往的意义.王氏云:“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力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须通过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庾信为南人,他也如王国维所说,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文学技能.但入北前,是不曾有“深邃之感情”的.入北后,接触到北地人文风物,尤其是赵、滕二王,他们北人特有的“坚忍之志”和“强毅之气”便对庾信产生了影响,加之其故园难回,暮年飘零,遂有“深邃之感情”.同样,二王也在庾信那里习学着自己所欠缺的想象力和文学技能.他们共同提高,完成了南北诗风的融合.王国维曾感慨:“观后世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哉！岂独一屈子哉！”而庾信和赵、滕二王,难道不也是如此吗他们与屈原、陶潜一样,昭示着中国文学发展在文风融合方面的重要规律,此外,还多了一层民族和睦与文学互助的意义.
前文曾经提到,滕王曾将庾信入北后的诗文作品编纂成集,这对于保存庾信诗文并扩大其影响助益甚夥,庾信亦曾作文表示感谢.庾信与赵滕二王的文学交流,便是如此,他们互相赠和,又写定序文,都洋溢着深厚的情谊.但就在滕王作《庾信集序》的第二年,二王就与几乎所有周室贵族一起,为外戚杨坚所害,荼毒之烈,可谓空前.庾信也很快逝去,这一文学群体的活动宣告终结.作为具有独特身份的忘年师友,他们组合形成的这一文学群体,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彰示着民族融合和南北融合的可能,召唤着能够创造出亲和所有社会成员的新时代、新文学.魏征在初唐写成的《隋书文学传序》有云:“然(南北)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便在理论上明确主张“各去所短,合其两长”,融合南北文风了.随即,标志这种融合得以全面实现的唐代文学终于出现在了中国文学的舞台上.而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与庾信、赵王、滕王之间的文学交往和表率作用是深有关联的.一般总是重视庾信本人的后期变化,却忽略庾信和赵王滕王之间的文学交往给这种变化带来的助力,也忽略这样一个文学群体所能发挥出的表率作用.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批评史视野中的古代诗社研究”(编号:08CZW014)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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