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通过莫言获奖感言,对文学的“有用”与“无用”的悖论进行了讨论与思考,结合时代文明背景,将文学的影响与科学的影响作了深刻的比较论证,结合莫言获奖感言的点睛之句“没有用处,也许就是它最大的用处.”潜移默化的唤醒文学之梦.
关 键 词 ：莫言；诺贝尔奖；获奖感言；有用；无用
“文学与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想,文学的最大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1]
莫言诺贝尔获奖感言以这段对文学“用处”意味深长的思考而收束.它是中国古典智慧的回响,又有点像戛然而止的启示.
老子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等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王弼注说：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十一章）耶稣说：你们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路加福音,17：10）
站在世界最有影响力、全球瞩目的领奖台前,莫言记在脑子里的讲稿,显得迂回曲折：的确——但是——我想——也许.何以如此?
让我们抄写一份2012年诺贝尔奖获奖名单,除了“讲故事的人”莫言,还有：物理学奖得主法国科学家塞尔日·阿罗什与美国科学家大卫·维因兰德；化学奖得主美国科学家罗伯特·莱夫科维茨和布莱恩·克比尔卡；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英国科学家约翰·格登和日本医学家山中伸弥；经济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埃尔文·罗斯与罗伊德·沙普利；和平奖得主欧盟.按我们对数的浓厚兴趣,文学奖得主莫言属于其中——十分之一.
但我们的媒体为之“狂欢”了,这是自然的.他们的眼界往往并不在“诺贝尔文学奖”,而在“诺贝尔奖”——其中更关键的部分.一言以蔽之,“奖”而已矣.这是自然的：我们对“奖”的重视,是从孩子抓起的,正如我们的美育,是从同时松懈的一样.好像只有一个人,在对这个奖项所包含的“信念”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当然,这个人是获奖者本人,获奖者本人对授奖者表示的敬意和感谢在我们看来是不算数的,是不会真的“崇高”和真的“真挚”的.所以,我们报道获奖者的获奖感言,但不会“悟道”：那些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们坚守的信念是个什么?发明家诺贝尔先生为什么非要创设一个奖项留给文学?但这不妨碍媒体的发行量和点击率的飙升,正如莫须有的“世界末日”并不妨碍各路商家们借此制造销售奇迹.说“文学的确是没有用处”,实在是文学家的一厢情愿.比较而言,倒是获奖科学家们的科学,似乎没有什么用处.
难道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吗?我们栖居在科学的后果之中.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我们两手无措四顾茫然,没有汽车没有火车没有飞机,我们跬步难积无以致远,没有腾讯没有微博,我们内心虚空无处诉说等科学之用大矣哉,百姓日用而不知!没有文学没有音乐没有美术没有电影,日复一日,过这样的日子,并不足道也；倒是当我们偶然读一本小说,另一个人问“你读这个有什么用”时,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是的,不是科学,而是比科学历史更久长的文学,需要为自己的存在辩护,需要出示自己进入世界的通行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不例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其如此.莫言的获奖感言,止于在科学比较下谈论文学的用处,可谓良有以也.尽管我相信,他的话不能不隐含着一位小说家对文学的深沉的信心,但是,当我们需要就某一事物表达信心时,它离我们就还隔着一段“信心”的距离.文学存在的理由已经不是自明的.不是早就有大哲问过吗：诗人何为?莫言表述上的迂回,除了是智慧和启示,会不会也隐含着诗人的疑惑：文学何为?至少,他在获奖感言的最后,在致谢之余,他以格言的形式抛出了这个显然需要对之继续讨论的命题.我们不禁要问：没有用处,为什么可能就是文学的最大用处?
在中国文明发生的时代,不存在这个说法.当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把诗人放逐出他的理想国的时代,我们的先贤把诗放在自己理想国的腹地.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政客们来往各国之间,需要以诗专对.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等（《论语·子路》）由此观之,在那样的乱世,最有思想最有艺术鉴赏力的人把诗看作是人存在的根据,看作进入世界的通行证,其用在通天下四方之“政”.据传为孔子学生子夏所作《诗大序》说：先王以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如果说西方古典理想国推崇的是哲人王,那么中国古典的王道理想期望的是一位“诗人王”.“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2]当王道式微、理想渐远之际,诗仍然具有“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的力量,以对理想的缅怀与追忆,以哀伤与吟咏,期于理想的复归.先贤对于诗之用的看法,何其高远,何其清晰,何其有力!
当文学走到了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汉代,也走到了诗之用的十字路口.杨雄把自己早年创作的赋称为“童子雕虫篆刻”,沉思片刻又补充说“壮夫不为也!”当被问到宋玉、枚乘等著名文学家的赋时,他说：“必也淫.”并由此区分了两种文学创作,“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3]字书曰：丽者,著也,美也.[4]言美为附着之物也.丽以淫者,淫于丽也,指沉溺于本为附着的美之中,“烦滥放荡”.或者说,是一种审美沉溺.尽管班固在《司马相如传赞》中试图和解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分裂,他引司马迁的话说：“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但无法否认杨雄指出的“靡丽之赋,劝白而风一”的审美沉沦的倾向.[5]接下来便是现代美学家指认的所谓“文的自觉”的魏晋时代.[6]那与春秋一样,同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不同的是,少了“达其事变而怀其旧俗”之志,得到发展的是《世说新语》所彰显出的一派审美的魏晋风流,自然以及人的语言、情感、行为都变成审美的对象.相应的,在文学上是承认“诗赋欲丽”的新时代,其发展的后果便是六朝文学的轻逸与倾颓.这是文学无用的一个面向.所以,所谓文的自觉,其实正如古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的两张面孔,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有用与无用之间,开始了漂泊往复的旅程.
到了20世纪,文学仍然在这种悖论之中动荡.一面是把文学作为重建家国理想之梦的“药”,一面是自恋式的自叙传“沉沦”；一面是“天狗”般的吞吃天地、创造世界的豪情,一面是康桥边“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无根的惆怅.一端是世纪初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的结尾：“救救孩子等”；一段是世纪末朱天文《荒人手记》的开首,“这是颓废的年代,这是预言的年代.我与它牢牢绑在一起,沉到最低,最底了.”
这是一个个性与不断解放的时代,文学或者应该以有用的面孔,给世界提供“丽以则”的某种价值理性；这同时是一个技术理性异化情感的时代,文学或者应该以无用的姿态,与之抗衡,用“丽以淫”的放荡,守护个体那些细微而宝贵的感受.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远不是我们文学梦的终结,而应是文学梦的开启.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中国文学的胜利,而只是唤起了我们时代对文学的一阵侧目.文学何为的问题并不因为一个人得到了一个奖而告终,以之告终的只是莫言迂回而意味深长的获奖感言而已.
注释：
[1]关于这段话,一般版本都删掉了“我想”两个字,这里据莫言发表获奖感言的现场视频补出,并调整到“但是”之后,以符合书面语的规范语序.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4]参张文志《古书修辞例》,中华书局1996年,第4页.
[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
[6]参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95—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