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死”之由、“新生”之路

摘 要 ：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书对我们重新审视西方比较文学特别是美国比较文学,尤其是探讨其 “垂死”之由、“新生”之路,并进而反思我们的比较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评介论析了斯皮瓦克观点的独创之见和不足之处,进而探讨了该书给予我们的思考与启示.

关 键 词 ：比较文学；全球化；星球化；知识装备

Abstract：Spivak’s Death of a Discipline,which has brought about heated discussion in western academia,is of significance to our resurveying of western parative literature,especially that of U.S.It is also significant for a study on parative literature’s death and its rebirth,and for a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rative literature.The paper makes an introductory study on the original ideas as well as the insufficiencies of Spivak’s work.Besides,it discusses the inspiration and further thinking the book brought to us.

Key words：parative literature；globalization；plaarity；knowledge equipment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7)03-0001-10

上世纪末,西方学界此消彼长的理论声浪尚还萦绕耳际,而当下 “理论终结”或 “理论死亡”的喧哗又不期而至.在新桃换旧符的2003年,如果说,著名的英国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还只是“理论死亡”的呼应之作；那么,名声仅次于赛义德的当代后殖民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美籍印裔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她于同年出版的《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则似乎就是声讨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檄文了.《学科之死》在西方学界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及其轰动效应,一点也不亚于她于上世纪末出版的另一著作《后殖民理性批判》(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但学者们透过其颇为耸人听闻的标题“学科之死”,还是看到了其主旨所在：“比较文学死亡了吗我们已经看到其理论的终结了吗如果不是,这门学科目前处在什么状况它的发展前景如何”[1：47]

斯皮瓦克的挚友、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修辞学兼比较文学教授朱迪斯巴特勒评价该书的最终目的,“并非是要宣布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而是迫切地要为此学科领域绘制一幅要求苛刻的未来蓝图,它指出此学科与区域研究融合的重要性,并为研究非主流写作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等极少有‘死’能给我们如此多的灵感”[2].哥伦比亚大学的比较文学荣誉教授让弗兰科也称赞此书“给人希望,而非大唱挽歌.斯皮瓦克教授让我们能够想像出一门从其传统的民族阵地中逃离出来的包罗广泛的比较文学学科,一门跨越界线的学科；这门学科要依靠细读才更得磨练,由此鼓励人们增强语言能力,包括通晓种种被视为‘积极的文化媒介’的南半球语言”[2].英国比较文学学者托马斯杜克赫蒂谈到此书时说,斯皮瓦克“看到了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起源,并暗示了寻求文化可比性的期望.也就是说,尽管她也主张理论立场和理论方法的本质差异,但仍坚持要求有一个有根有据的可比性”[3：31].德国学者奥利弗鲁布瑞茨对斯皮瓦克其人其书的评价是,“斯皮瓦克在回顾了盎格鲁―撒克逊大学中各种学术潮流(文化研究,研究,区域研究等等)之后,看到了她所认为的最有前景的方法论组合,她建议把比较文学和区域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形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盟.(据她所言,比较文学的任一部分若拒绝参与这一复兴的过程,将会面临灭绝的威胁等)” [1：47].综合上述学者的评论可见,《学科之死》一书,其实并非是给比较文学学科盖棺论定,而是主张从其传统旧学科内部革新,从而使其新生.因此,与其说它是一部宣告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之书”,倒不如说是一部“新生之书”.正如斯皮瓦克本人在该书的“致谢”中所说：“我希望本书被当作一门垂死学科的最后喘息来读.奄奄一息终归胜过死寂无声”,但“我为‘新的比较文学’(a new parative literature)呐喊的迫切心从未改变.”

可见,该书对我们重新审视西方比较文学特别是美国比较文学的“垂死”之由、“新生”之路,并进而反思我们的比较文学发展,是有他山之石的参考作用的.

《学科之死》明确认定美国比较文学正在“衰落”或者说“垂死”,并认为其首要缘由,应归于它的两个共生的先天性“疾病”：其一为比较文学在“跨界”(crossing borders)过程中的“有限渗透性”(restricted permeability [2：16])问题.其二,只要比较文学仍是欧美文化主导权势的一部分,便永远具有其对人的不可判定性的恐惧(the fear of undecidability in the subject of humanity [2：25]).

对于“跨界”的“有限渗透性”问题,斯皮瓦克指出,“比较文学必须一直跨越界线.而跨越界线,德里达一直引用康德对我们的告诫,是一件麻烦的事.等从宗主国出发可以轻易地跨越界线,反之,若从所谓的边缘国出发却会遭遇官僚政治或警政管辖所设的边境,两者合在一起则更难跨越.尽管全球化的影响全世界都能感受到,尽管尼泊尔的村庄也装上了,但与之相反并永不可能实现的是,日常文化细节、生活状况以及沉积多年的文化习俗等的影响,都无法在拥有卫星的国家出现”[2：16].言下之意,比较文学“跨界”过程中的“渗透”,只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渗透,而非双向平等的“渗透”.对此,斯皮瓦克又进一步采用玛丽莎孔德(Maryse Conde)的小说《海尔马克波诺》(Heremakbonon)中的内容及其翻译用词,给予读者一个“有限渗透”的典型例子：西非下层民众,特别是妇女不可能知道诸如富拉尼人(Fulani)、托克罗尔人(Toucouleur)等众多非洲种族和非洲语言,关于这些,只有受过学院教育的人才知道；而且小说英译文中的“Fulani”和“Toucouleur”并非是对非洲“两”个种族的恰如其分的指称,因为这两个词都译自法文的“Peul”和“Toucouleur”,是19 世纪的法国人种志学者用来划分“一”个叫“ Fulbe”的非洲土著种族的,后来的英国旅游者则把这个种族称作“Fulani”.严格说来,英文“Fulani”一个词就已包括法文的“Peul”和“Toucouleur”.可见,仅在几种语言的固有名称的变化中,特别是从法文到英文的翻译中,就沉淀着一段关于边缘种族“变迁”的历史[2：16-18].可以说,全球文化的渗透是有限的、不均衡、不对等的渗透,一直存在的实际情况是,西方“宗主国”有权对 “边缘国”的种族和语言作人为的划分和命名,并在西方国家语言间的翻译中对它们作任意的删减或增添,他们可以为全世界“制图”,而不是相反.比较文学向来由欧美“民族”组成,并以欧美民族语言为基础,这一先天性特点使得它在“跨界”时,特别是跨出欧美界线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斯皮瓦克辛辣地指出：“对于新的非洲世界(the New World African)而言,原有的未经划界的非洲只能作为背景存在,而对比较文学来说,它根本就不存在.”[2：19].

比较文学所竭力主张的跨界本身已经问题重重,而对于“人”的切实判定问题――“我们”是谁,他者眼里的“我们”如何,“他们”又是谁――使得事情更加复杂,边界更加模糊也更难跨越.斯皮瓦克认为,比较文学的这一“疾病”――对人的不可判定性的恐惧――与不可判定的“集体性”(collectivities [2：27])问题相关.在《学科之死》的第二章,斯皮瓦克以德里达(Derrida)对“集体性”的探讨作其论述出发点,并通过细读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斯泰恩(Gertude Stein)的《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康拉德(Conrad)的《黑暗的心》、萨利(Tayed Salih)的《北徙时节》和德维(Mahasweta Devi)的《翼手龙》,重点论述了诸如 “朋友”/“敌人”、“男子”/“妇女”、“我们”/“他们”、“欧洲”/“非欧洲”等“集体”形成过程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进入异己“集体”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2：27-70].斯皮瓦克进而以库切(Coetzee)小说《等待野蛮人》中的情节为例,对比较文学学科在“集体性”问题上的困境及其对人的“不可判定性”的恐惧,作了具体的论析.小说中的殖民地行政长官,殚精竭虑地在“年轻野蛮女人”身上编织种种可能性,以解读 、破译这个不知姓名的“她者”,并“抛出―个接一个的(意义之)网,但寻求到的是作为主体的行政长官的意义,野蛮人则被作为他者而被感知.”[2：23].同样,被欧美文化所主导的比较文学研究一旦要“跨界”至非主流国家,其状况正如进入殖民地的行政长官一样,他想了解他者,追寻他者的意义,但最终只见到自身所理解的他者.“我们”究竟是谁“他们”又是谁“人”,作为比较文学这一人文学科的主体成了不可判定、悬而未决的东西,“集体”也难以把握,并永远无法从一方直接走向另一方.难怪斯皮瓦克要问：“谁在最后时刻偷偷占据了‘人文学科’中 ‘人’的位置”[2：26]

比较文学的这两大先天性“疾病”纠结在一起,共生并发.若比较文学跨不出欧美国家界线,就认识不了自我和他者,那么它必定会因自身的研究“资源萎缩”(dwindling resources)而走向“自我灭亡”(self-dustructive)[2：6].

与此相随的美国比较文学“垂死”的又一深层缘由,则是其学术意识中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及其对他者“想象物”的局限.无论是跨界的有限渗透性问题,还是与之共生的人的不可判定性问题,都与之紧密相关.

斯皮瓦克认为,全球化的本质乃是西方中心主义.在经济层面,全球化是“将全世界的乡下穷人都集合到同一种金融法则之下,集合到同一个由国际几大统治力量所操纵的全球资本之下”[2：45].在文化层面,全球化是一种趋同的倾向,它尊崇西方主流文化,却忽视边缘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都同成为世界主流语言、话语权语言和“最大赢家”(the biggest winner)的“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 [2：9]有关.目前,大部分翻译均用英语,用英语译文来编选世界文学几乎成了西方出版集团的独占产业.斯皮瓦克曾戏谑道：“连台湾和尼日利亚的学生,都是通过阅读美国人安排的英语译本来了解世界文学.”[2：xii]斯皮瓦克提议研究文学的人“不要忘记‘什么是英语’这一问题的答案：英语就是生成人类资本的大半配料”[2：11].可见,正是英语同与之共生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文化和经济,构成了“全球化”这枚硬币的不可分割的两面,而且其进程不可遏止.假如我们拒绝这种趋同的倾向,“我们就会抛弃每种国际性进展所带来的每样好处.此外,资本这方面也不会抛弃这种趋同的力量”[2：46].但是,这样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却又是欧美比较文学衰落的根本原因,“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把注意力放在非本国语言上,它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改变、离间、疏远说母语的人与其母语之间的关系.”[3：29]英语的世界霸权地位与学科研究的“狂热的宗主国意识”( metropolitan enthusia [2：8]),使得西方比较文学不仅无法疏远与英语的关系,反倒疏远并异化了边缘国的语言和文化,最终造成无法“跨界”、无法看清他者,并造成了西方对他者“想象物”的局限.因而,虽然我们无法抵制“全球化”,但对于比较文学学科来说,若不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学术意识,则必 “死”无疑.斯皮瓦克据此断言,比较文学需要“重新做起(redo)”[2：25].

她从研究领域和“思维模式”两方面,提出了学科“新生”之路.

首先,她将比较文学这一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中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联手,看成是比较文学摆脱政治化并确保其跨界研究的新路径.她指出,“区域研究与外国‘区域’相联系,比较文学早先就由西欧‘民族’组成”[2：8].后来“美国比较文学建立在与欧洲间的友好基础上,而区域研究是由区域间的警戒酿成”[2：8],由于“区域研究的建立是为了确保美国在冷战中的权力,比较文学的兴起也是欧洲知识分子逃离极权统治的结果”[2：3],所以都与权力政治密切相关[2：7],使之难脱干系.又因为区域研究注重田野作业(fieldwork),注重对边缘地语言的精确掌握(linguistic rigor),而比较文学则主要研究想象性的文学,培养人的想象力.因此,二者联手,互补长短,可以相得益彰[2：7-8].她甚至还为“新的比较文学”设计了具体的“开放式的田野作业”(open-plan fieldwork) [2：35-36].斯皮瓦克认为这样一种学科的“非政治化”(depoliticize)做法,能消解敌意政治,促进友好政治的到来[2：13]；而且二者的结合“不仅能促进南半球的民族文学,还能促进世界无数本土语言的写作,这些语言曾在制图时被有计划地抹去.等那些在历史上没有合法读者群或现在失去读者群的语言也可以繁荣起来等”[2：15]从而使世界文学不再局限于英语翻译过来的“第三世界”文本,而能顾及到一切可能的“非主流”文化,并以它们的本土语言来阅读和研究它们的文本和文化,“把南半球的语言当作积极的文化媒介,而远不是像宗主国移民那样愚昧地视其为文化研究的对象等”[2：9]斯皮瓦克要求倾听那些受殖义压迫、帝国主义排斥、并受全球主义忽视的人们的声音,与其在《后殖民理性批判》中所说的“通过各种实践――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来追踪本土信息提供者的形象”[4：ix]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可见,在斯皮瓦克看来,比较文学只有与区域研究结合,利用区域研究领域的“资源”(resources [2：6]),并避开其“政治性”所带来的敌意,才能克服其“跨界”的困难,挣脱对他者“想象物”的局限.“没有人文学科的支持,区域研究仍将只能以跨界的名义侵越界线；而若没有经过改造的区域研究的支撑,比较文学也仍将囿于界内无法跨越.”[2：7] 但是她所倡导的“非政治化”和“友好政治”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正如托马斯杜克赫蒂所说,“友谊在其结构上是由不平等所决定,它要求公正和仁慈.”[3：31]

其次,为确保新路径的实现,还要改变学科固有的思维模式.斯皮瓦克提出要以“星球化”(plaarity)取代“全球化”,为比较文学重新绘制一张“星球化”而非“全球化”地图.因为全球化的依据是基于交换原则的资本体系,是有差异的不平等的政治性空间,具有众多的“他异性”(alterity).而这个星球,不是洲际的,也不是全球化的或者世俗认识的,而是尚未被西方中心意识所概念化的,“是一个未被划分的‘自然’空间而不是一个划分好了的政治空间等全球(globe)在我们的计算机上,没人住在那,这使我们想到我们可以力争去控制它.而星球(pla)属于另一种类、另一体系,尽管我们住在那上面,但那只是借住等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星球上的臣民而不是地球的人,想象成星球上的生物而不是地球上的个体,那么他异性就永不会由我们而来.”[2：72-73]她在《学科之死》的第三章,通过评述《黑暗的心》、《北徙时节》、《翼手龙》、《宠爱》、《第四世界》等殖民地/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来说明她所谓的“星球化”,但她没有从学理上深入论述“星球化”的问题.尽管她说：“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使自己进入这种思维模式”[2：73],但又感叹“星球化无法拒绝全球化”[2：93].至于从全球化到星球化的思维模式如何转化为什么星球化能解决比较文学学科的“垂死”之由斯皮瓦克均未作详细论述.

这是作为一本理论书而使我们感到不够的.

对此,即便是西方学者也持怀疑态度.鲁布瑞茨明确指出,“既然这一学科的目的在于以素材的原初形式来分析它们,学生、学者和其他专业人员的语言能力将总是决定并限制比较文学的实践范围.此外,比较文学还常表现出对具体地点的偏袒和对特殊语言的偏好等由于学者们的语言能力和他们的文化偏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一个区域到另一区域各不相同等它必然高度依赖其历史视野、社会和文化立场”.他还直截了当地批评斯皮瓦克说,“如果我们像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一样把它定义为一种与他异性格斗的工具,我们就不应忽视它本身的他异性.此学科的内在逻辑每次引导我们从经验个案中创造抽象形式、从一元走到多元、从特殊走到一般时,我们就被迫反思我们思想的出发点.”[1：48-49]看来,“星球化”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真空”假设,一种人类不再互为“他者”的乌托邦.即使思维模式预先改装成“星球化”,也仍然与斯皮瓦克提出的“非政治化”一样不切实际.在《学科之死》的结尾处,斯皮瓦克自己也感叹道：“我在前文一直谈论的星球化也许从地球这个行星的前资本主义文化的角度才最容易想象.”[2：101]可见,面对全球资本大获全胜的“全球化”现实,比较文学这一死而复生之路,就连斯皮瓦克本人也深感仍是一个有问题的问题.(注：当然,斯皮瓦克认为,“星球化”可以防止“新的比较文学”重新陷入文化相对主义、他异性等牢笼,参见其书第81页.)

其实,对于西方比较文学,特别是美国比较文学的“垂死”之由、“新生”之路,还有可供思考的问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科之争后,为什么西方学者总是在理论上不断出招,其结果却又总是治标不治本呢对此,英国的巴斯奈特曾有过一段评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许多雄心勃勃的研究生都转向研究比较文学,并把它当成一门基础课程来学等‘那时我们花了过多的精力讨论何谓比较文学,但在文学的比较上却做得很少.’亨利列文在1969年曾建议多做点实际研究而少谈点理论.但是列文的建议已经过时.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新一代雄心勃勃的研究生都已转向文学理论、女性研究、符号学、影视传媒研究和文化研究,将之选作基础课程.与此同时又摒弃了比较文学,并将之视为不过是称雄一时的史前恐龙而已.”[5：5]这是否也是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呢

而斯皮瓦克所谈到的意识形态问题,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的比较文学是否应坚持并怎样做到本土意识与世界文学视野的合一呢我们在做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时,是否也碰到斯皮瓦克提出的令人头疼的问题――我们是谁他者是谁我们在他者的眼中如何他者在我们的眼中如何彼此间又是一种怎样的自我与他者法国当代比较文学家谢菲尔说过：“比较文学者总是面对深奥的他者文化,不管自己是否喜欢或是否属于同一文化,但经过其细致的研究审视,则拥有更多的认识对方作品的理由,并最后更好地认识自己.”[6：2]

看来,比较文学学科仍还是一门死而复生并疑团重重的学科.

[5] Susan Basst.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M].Blackwell Publishers,UK,1993.

[6] 昂热诺,福克马等主编.问题与观点[C].史忠义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