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在川端小说接受初期及接受过程中,中国读者获得了愉悦的审美体验,但具体到对作品意义的阐释,却倾向于从道德角度去评判,这是由两国文学、文化间的差异所形成的读者与文本间的审美距离所造成的.
关 键 词 ：接受悖论 审美感知 意义阐释 川端小说 中国
一、审美感知视野与意义阐释视野
接受美学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e）,在《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一书中,曾将读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初级的审美感觉阅读视野、二级的反思性阐释视野与的历史视野.同时,他将文学阅读活动看做一种读者对文本意义进行阐释的活动,这种阐释是以文本中蕴含着某种临时的可以被理解的东西即审美特性为前提的,这样,文学阅读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活动.尧斯将审美活动拆分为两个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的过程：理解和阐释.在文本解读中,审美理解是一种感觉过程,相当于初级阅读的期待视野；二级的阐释活动是在读者的感觉阅读期待视野的基础上,将文本所有意义之其中一种具体化的过程,以完成对文本所召唤问题的一种回答.换句话说,审美活动始于读者的审美感觉活动,终于文本的意义具体化过程.按理说,二者在价值判断上应该是一致的,即读者在审美感知层面肯定的东西,在阐释阶段应该还持肯定态度,但受读者文化背景、情感倾向以及欣赏能力等因素影响,其态度往往会发生一定的偏转,表现出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下面笔者就以川端康成小说在我国的接受为例来具体阐释一下这种现象.
二、川端康成小说在中国的接受及其接受悖论的产生
日本现代著名作家川端康成自上世纪70年代末始被介绍到中国,对川端小说的译介最初主要集中于少数几部代表作性作品,如《雪国》、《古都》、《千鹤》、《睡美人》等.后来,成套的川端小说作品集才相继被翻译进来.粗算起来,川端小说在中国的接受史已走过三十个年头,在这三十余年的阅读、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存在一种有趣的接受现象：肯定性的审美感知与否定性的意义阐释并行,即中国读者一方面积极地阅读其作品,并被其诗化的语言、优美的意境、凄美的人物命运所打动,当时有许多读者都表达了自己愉快的阅读体验.曹禺先生曾说,“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未尽毕,然已爱不释手”,“日小说却有其风格,而其细致、精确、优美、真切,在我读过的这几篇中,十分明显”.①刘白羽也称赞川端“创造了具有日本美、东方美的艺术”,“川端心灵中蕴藏着的日本古文化之美有多么深、多么厚”.①
其实,川端小说最初是与西方现代派小说,如意大利蒙塔莱的抒情诗、法国萨特《肮脏的手》等作品一起被介绍到中国的.当时,历时十年之久的“”刚刚结束,摆脱政治话语束缚的中国文学面临着一个如何恢复自身独立性的问题,长久封闭的文学环境使得中国文学急需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所以川端小说等一批作品被应时介绍进来.川端小说被译介到中国以后,立马迎来了一股阅读狂潮,当然,当时不只是川端小说,被介绍进来的其他作品情况也是一样,原因在于中国的特殊化政治时期刚刚结束,受主流政治话语支配,个人生存空间长期被挤压到社会政治空间的边缘,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种长期压抑的结果便是人之为人的人性的丧失,人们全面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在这种主流意识控制下的文学,也多塑造“高”、“大”、“全”三突出的英雄人物形象,而极少有儿女私情的展现.“”后,川端小说的引入,如一眼清泉滋养了人们久已干涸的心灵,人们无不被其诗化的语言、凄婉的人物感情所打动,一段段悲惨、凄厉的爱情故事更是深入人心,这是一般读者在初次接触川端小说时的感受,也是读者从审美感知层面上对川端小说做出的理解,应该说,读者对川端小说还是持一种比较认可的态度的.
但是,当中国读者反过来试图把握文本的内涵,并对其做出自己的审美价值判断时,却往往持否定态度.否定的焦点主要集中对川端小说中超越常态的“错位之爱”的描写上,认为他执著于对爱情本真状态的描绘,而忽略了道德判断的尺度.读者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看法,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川端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读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因而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审美距离,是这种距离导致了读者在感知层面和阐释层面中态度的转变.这一方面是由于两国文学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中日两国文化间的差异也是造成此种接受现象的原因之一.下面我们将对之逐一论述.
三、川端小说接受悖论产生的原因
鉴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社会文化氛围,以及受阶级化、程式化观念影响的读者期待视野是相对稳定、一致的,而且,如果我们将接受过程理解为一个积极、主动的意义生成过程,那么接受者应该是处于主动地位,相反被接受者应处于一种被观照、解读的位置.所以,笔者拟将“”后的中国以及深受此影响的读者总体期待视野作为接受川端小说的总体背景,将川端小说作为关注和考察的对象,而着重从两国文学、文化间的差异来阐释此种悖论产生的原因.
(一)“工具论”的中国文学与日本现代文学形态
受主流政治意识支配,中国文学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自我封闭与停滞不前,而这十年正是外国文学获得较快发展的一个时期.伴随着经济的现代化,西方世界迎来现代性时期,一整套规范的社会制度、国家秩序相继建立起来,表现在文学领域,便是对现代规范社会的反映、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等等.相应地,个人主义发展起来,人的主体性、自由等权利问题成为文学关切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现代、开放的日本,其文学与西方文学处于同一发展场域,大批西方文艺思想、文学理论被介绍到日本,极大地丰富了日本文学的发展,并与相对封闭的中国文学形成了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的表现之一便是迥异的文艺观,传统中国文论观认为,文学应为政治服务,应该是道德、教化和事实的表现,并倾向于将文学理解为功利性与目的性的,而日本现代文学则多将文学的本质认为是一种人学,是对个体自我的“爱”的表现.从近代以来,一批觉醒了的日本作家如森鸥外、二叶亭四迷、夏日漱石等人,都在文学中致力于爱的探寻,到有岛武郎,他更是大胆地喊出“爱是肆意夺取的”,②将爱作为一种自在、自为的个人主义行为在文学中加以表现,这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学中对个体爱意识的强调和书写. 进入现代文学时期以后,川端康成继承了日本文学的这一传统,继续致力于对“爱”的表现,致力于自我主体的确立.在其小说中,川端康成描写了各式各样的恋情,有研究者按照其爱情写作类型的不同,将其创作轨迹区分为：“私”小说――“少男少女”小说――下层悲苦女性小说――“错位之爱”小说（有人也称为“颓废”小说）.在这诸多爱情模式中,表现“错位之爱”的小说是最具代表性、给读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小说,比如《千只鹤》中菊治与父亲的情人太田夫人的恋情、《山之声》中公公与信吾与儿媳菊子的恋情、《彩虹几度》中女儿若子对父亲水原常男的感情.以《雪国》为例,女主人公驹子是一名艺妓,在岛村第一次来雪国时,她就深深爱上了这个玩世不恭、坐食祖产、有妻有室的男人,而自食其力、有进取心、一心想要过正常人生活的她在面对自己的爱情时,她曾经犹豫过,但最后她遵从了自己的心,飞蛾扑火般投入了岛村的怀抱,他们相爱了,爱得炽热、投入,当两人意识到这种结合不会有结果时,又都自愿分开,作家极尽描写了驹子那种果敢、独立、自爱的性格特征.所以,川端笔下的人物大都是一批觉醒了的、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他们跨出道德的边界去积极追求自己的爱情,当这种爱情不在了,便遵循内心的意愿,自觉地离开对方.川端康成善于描写人物复杂、矛盾的内心活动,将人物内心那种想要跨出道德边界,又怕遭到内心道德谴责,但同时爱情的烟火又一再地吸引他们跨出去的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他笔下的人物多是在现代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对爱的追寻是发自内心的、不受任何外因牵绊的一种主动寻找.
当中国读者接触到这种独立、自我的生命个体时,内心不免产生一种对比,并且不能立刻从心理上完全接纳这种恋情,长期以来文学的负载功能,某种程度上已经使得中国文学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层层重压下的中国文学无暇也不可能完全关涉这一层面.当然,说中国的文学完全缺乏独立性,完全没有意识到个体的主动、自在自为也是有失公允的,毕竟我们的文学也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启蒙与现代化,只是由于现代化的不充分,导致了文学的现代性不足,但这并不能一概而论,说中国的文学没有现代性.总之,中国文学影响下的读者对于川端小说在情感判断上是抵触的、一时间难以接受的,因而倾向于对之持否定意见.
(二)道德建构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传统
“”作为一种审美情趣,是日本文化中一种重要的美意识,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色”在日本文化中至少包含两层意思：（1）作为色彩的“色”.叶渭渠在《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③一书中,曾将日本文化从本质上界定为一种感觉文化,认为日本人对自然色彩具有极其敏锐的感受性,透过色彩,传达出了日本人的某种情感和喜好.比如,他们认为白色象征着纯洁、善,相反,黑色则代表着邪恶.基于对色彩的感受,日本人多将内在情感转化对某些外在自然意象的描绘,如雪、月、花等,这是日本文化以及川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意象.（2）指人际关系的感彩,尤指男女间的恋爱情趣.所以,“”又叫“色恋”,它意味着肉体、精神与美的完美结合,是灵与肉的合一,这种以恋爱情趣为题材的文艺旨在透过恋爱情趣,去探求社会世相及风俗,进而把握人生的深层意义.所以,“”不等于卑俗的,它本身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日本文艺中这种“”审美情趣在平安时代的物语文学中已初露端倪,它表现为一种“人情”,相当于“恋”、“思慕”等意思.《源氏物语》、《伊势物语》中描写了男主人公与众多女性的那种不受道德约束的狂热爱情,一位荷兰学者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④一书中,将这种爱称为一种艺术,并高度评价了这种结合,认为“其文学之典雅,是绝无仅有的”.到江户时代,这种“人情” 才发展成为一种的审美情趣.川端康成继承了日本文学的这种美学传统,描写了大量包含性因素的爱情,但是他有意回避了对单纯肉欲享乐、性本能的描写,更多地在心理上去表现人物的性苦闷、性压抑,使得人性中的理性与心理上的非理性激烈碰撞,进而升华到作家理念中的那种纯粹美的世界.
其实,在日本人的现实生活中,恋爱与婚姻也是各有分属的两大独立领域,男人可以在正常的婚姻之外合法、正当地寻找性伴侣,恋爱是与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婚姻完全相异的“人情领域”,二者不仅不冲突,而且还给“在孝的领域深感疲惫的人以安慰”.这种人情观表明,日本人并不认为肉体是邪恶的,享受合理的肉体快乐也不是罪恶的.这在中国传统的礼法制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自孔子以来,中国社会便是一个以礼为法、以义为范的传统道德社会,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社会走上了一种处处讲礼义、重规范的道路,同时它将礼治社会的建立与个体的人格修养结合起来,相应地,在价值观、人生观的塑造过程中也就舍弃了个人性的要求、这方面,而以礼的要求去规范自我,这样,每个生命个体都被塑造为道德的遵从者.后来,经过近现代的中西、古今文化贯通,我国的文化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但是,道德的底色至今留存于文化之中,并长期影响着人们的审美价值判断.所以,当川端小说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内心长期处于隐性地位的道德意识便会本能地从心底一跃而起,对人物行为做出道德上的判断,这种价值评判方式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川端小说接受过程中中国读者的一种惯性思维模式,之后,在此基础上,大家才会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应是一个有权追求自己幸福的独立个体,而这也正是中国读者在意义阐释过程中经常批判川端小说肆意情描写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 刘象愚,胡春梅.感悟东方之美――走进川端康成的《雪国》[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② 刘立善.日本文学的意识――论近代作家爱的觉醒[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510.
③ 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7.
④ （荷）伊恩布鲁玛.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M].张晓凌,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93.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