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影视化对作品创作的影响

摘 要 本文就当代小说影视化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影响、对文学审美的影响,小说开放性与独特性的平衡,以及对当代小说影视化进行了一些思考.

关 键 词 :当代小说影视化创作影响思考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影像化叙事倾向对小说创作产生的影响已被越来越多的作家、学者关注,他们有的认为小说影视化使作品失去了文学的本性,更有悲观者提出影视是文学的“终结者”,赞成者认为影视化倾向丰富了小说的创作手法,给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此,我们不能站在文学书写的立场上彻底否定和排斥影视,也不能站在影视的立场上将文学书写作为附庸甚至彻底地摒弃文学书写,对于两者的关系我们应该辨证地看待.

一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影响

影视传播能够给文学作品带来更加广泛的覆盖面,能够刺激作品的销售,给作家带来更高的知名度和可观的经济收益,使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总想把小说往影视上靠,刻意追求情节的离奇,故事的精巧,以博得影视人的亲睐,同时在叙述技巧上,影视化还表现在放弃传统文学中那种迂回曲折的叙事技法和形象细致的性格刻画,转而运用影视逢迎世俗大众的诱人形式,自觉地适应商业化模式,以影视改编为追求的目标.

小说与影视都在追求好看的故事,而好看的故事首先要得到读者观众的认可,这势必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只要某部作品畅销,类似的作品、作品中类似的场景、对话和结局便象好莱坞的类型电影一样,出现了批量的生产.其结果是小说的内容、情节越来越相似,导致了小说题材的狭窄化,作家的创作个性也受到了限制.

所以,影视作品培养了作家的市场意识,但是当市场意识过度生长的时候,一个有着独立个性的作家便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追求作品数量、不断从事文字复制的了.作家的想象力消失了,作品的原创性就降低了.刘恒曾经说过:

“因为写小说基本上是沿着自己的个性在写作,我想写成什么样子,你读者只有一个被动地接受的问题.但是电视剧反作用非常大,时时要考虑的是面对说不清的观众,如果还坚持自己的个性的话,我觉得是不合时宜的.”

由此可见,虽然作家潜意识里对影视和文学有着泾渭分明的判断,但是当文学写作自觉地以影视改编来约束和规范自身的时候,必然以作家创作个性的丧失为代价.

可喜的是,这一现象现在已被众多的作家意识到了,作家的责任感和精英意识使大部分作家不愿放弃自己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底线.特别是那些曾经参与过影视创作或影视改编的作家,对自己参与的影视艺术也往往很不屑.潘军曾自白地说:“电视剧是个破东西,不过很赚钱.”他曾经感叹“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写小说就要坚持原则,绝不向电影和电视剧靠拢,哪怕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一两个人读得懂,也不要想着怎么可以更容易拍成电影.小说跟电影、电视剧的关系,应该是各走各的路,然后偶然地在某一点上契合,生出一个作品.绝不向电影、电视靠拢,写小说不特意追求通俗性、故事性.小说《手机》被冯小刚包装成贺岁片推出后,著名作家刘震云立时也成了娱乐圈的名人.他表示,由于电影《手机》,自己的小说主题实际上被误读了.他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对影视的介入,只是作品的介入,只是同意让我看得上的导演改编我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我没给任何一个导演写过电影剧本,今后绝对也不会.我不会给电影打工,但我同意让电影给我打工.”

二对文学审美的影响

在视觉、消费文化越来越发达的时代,对小说读者而言,影视的影像特征和娱乐本性直接影响读者的欣赏趣味.他们追求形象性的感官享受,喜欢像影视一样的表达直截了当、明白刺激的文学作品,传统文学倡导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已成为他们阅读的障碍.由于他们对于视觉接受的过度依赖,使他们的阅读接受水平下降,文学的想象力降低,缺乏耐心阅读文字作品.读者的审美心理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小说创作,作为诉诸想象的文学艺术,就面临着真正的危机:即文学创作的精神将趋向于简便化和符号化,文学创作将变得更为直观,文学创作的准则将是追求即时的快乐和宣泄式的审美享受.

这样,小说本应具有的富含审美意蕴和诗性特征语言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缺乏诗意、缺少美感的通俗化的口语,语言表达粗俗、庸俗甚至低俗,缺少文学语言的精致、典雅,语言的艺术含量稀薄,过于直白,很少意象性,无法给读者提供想象的空间,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将大大减弱.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开头一段:

“他叫张大民.他老婆子叫李云芳.他儿子叫张树,听着不对劲,像叫老同志,改叫张林,又俗了,儿子现在叫张小树.张大民三十九岁,比老婆大一岁半,比儿子大二十五岁半.他个子不高.老婆一米六八.儿子一米七四.他一米六一.两口子上街走走,站远了看,高的是妈,矮的就是个独生子.去年他把烟戒了,比儿子沉四十斤,等于多了半扇儿猪.再到街上走走,矮的在高的旁边慢慢往前滚,看不着腿,基本上说是一个球了.”

读来直白、通俗,谈不上什么文学色彩,更没有韵味,简直就像一杯白开水.

三开放性与独特性的平衡

从时间上看,影视相对于小说而言,是一种新生事物,小说借鉴了影视的叙事技巧丰富了自身的表达方式,表现出小说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对新生事物的吸收与接纳,显示了小说能博采众长的开放性.但如果开放过度,则有可能会失去小说自身的独特性,因为影视作品与小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小说是诉诸心灵世界的艺术,是一种思维智慧的表现.小说作品所表现的独特的审美体验,深邃的思想,空灵的意蕴,想象的无限空间等是影视作品无法用影像表达的.因此,必须保持开放性与独特性的平衡,而保持这种平衡的方法,就是要保持小说的独特性.正如爱德华茂莱所说:

“电影显然对小说(包括长篇和短篇)有巨大的影响.如果要使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里成为一种正面的力量,就必须把它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中.换句话说,电影对小说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即小说仍是真正的小说,而不是冒称小说的电影剧本”.

四思考

1.小说语言的多义性应充分发挥

小说以语言文字为主要传播媒介,本质上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文字不仅有表情达意的功能,而且具有显像的功能,经过复杂的信息转换,形象就会在想象中再现或幻化出来.因此,文学语言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含混性、微妙性等独有特性,语言文字所塑造的文学形象较直观的银幕(屏幕)形象来说,显得更加多义、模糊与间接,其表达的思想内涵也更加丰富、深刻,而这些意义是用影像无法表达的.

例如,莫言常常将感彩截然相反的词语搭配,突破传统的词语搭配思维模式,表现人物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如“在父亲英明又混账的领导下”中的“英明”与“混账”、“这话虽近流氓但确是真理”中的“流氓”与“真理”等.这种“模糊性”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莫言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同一事物,往往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莫言正是通过词语搭配上的这种违反常规性实现了对传统词语搭配和传统美丑观的一种反叛和消解,而这样的内容如果只是通过简单的人物对白在银幕上表现的话,想必比文字要逊色很多.

对于文学创作莫言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说:

“我想文学假如能够伴随人类走到末日的话,就必须使文学具有超出现世生活的品格.文学应使人类感到自己的无知、软弱,文学中应当有人类知识所永远不能理解的另一种生活,这生活由若干不可思议的现象构成.”在创作实践中莫言为赋予文学超现世品格,用信仰的力量深化了作品的思想蕴涵,用语言拓展了当代小说的艺术表现空间.


2 小说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应充分展示

由于受时间的限制,影视的表现空间和内容远远赶不上小说的内容丰富、完整.影视剧通过画面显示故事,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感官,所以更着重故事的感性化、通俗化、动作性、画面感,更多地追求对真实生活的“形似”,故事之外往往别无他物.而小说中的故事更具有超验性、内在性和神秘性.小说重在人物性格的刻画,对心理的描写,对故事之外人生体验、价值情感、人生奥秘的揭示.这样一来,小说即使在故事层面上与影视剧相同,但是在审美价值上却是有区别的.

如在电影《红高粱》中余占鳌的个人形象就不如小说中的丰满.小说中的余占鳌精灵机巧、吃苦耐劳,有胆有识,而电影中的余占鳌性格并没有特别之处,原著中旺盛的生命力和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电影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如小说中余占鳌在众伙计面前和凤莲定情,与凤莲成为“事实婚”时是干净利索地干完了烧酒作坊里最苦的活儿――“出颤”,令众伙计叹服.而电影中“我爷爷”并没有表现出高人一等的个人魅力,仅仅是在酒缸里撒尿,然后就抱起“我奶奶”,令众伙计目瞪口呆.

小说中凤莲被绑架又被赎回后,余占鳌购支练成“七点梅花”,随后一举击毙绑架凤莲的匪首花脖子和多名土匪,豪气盖天.在电影中,“我奶奶”被绑架之后,“我爷爷”显得紧张又毫无办法,表现得还没有罗汉大叔镇定,在“我奶奶”被赎回后,“我爷爷”也没有表示出报仇的愿望.与原著相比,电影里的“我爷爷”只是一个懦弱的普通人,缺乏保护自己爱人的能力,更缺乏勇气.远不如小说里表现得丰满,令人敬佩.可见,同样的故事情节,用影视和小说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带给人的感受是如此不同.

3.人物的内心世界应描写细腻

小说在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方面要比影视更加细腻、明确.在对人物进行心理描写时文学语言极具优越性,可以深入描绘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流动,因而使人物心理显得具体、生动、细腻、明确.而影视艺术中的心理描写受到一定的限制,只能通过内心独白、动作以及其他一些视听性元素来表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不够细腻、明确.特别在表达作品隐含的象征意蕴方面,文学可以通过抽象性语言或行文中隐藏的内涵引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思索、领会.而影视艺术只能通过画面来表达,若过于直白,则达不到象征的效果,若过于隐晦,观众又不能领会.

正如王安忆所说:

“电影是非常糟糕的东西,电影给我们造成了最浅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最平庸的故事.”

所以她宁肯改编话剧《金锁记》,也不重视《长恨歌》的电影拍摄.她的小说充满必须由文字才能传达的细节,“叙事中夹杂进大量的抽象性议论,拖延故事节奏,故意制造阅读障碍,明显地表现出抵抗小说影像化的趋势.”

小说中的大量的心理分析和繁复的描写,是很难用镜头语言来表达的,这恰恰是语言艺术的精髓所在.从来没有其他的文化形式像小说那样给予人那么多美的休验,深邃的思想,情感的慰藉,生活的启悟,哲理的思考.正如导演C格拉西莫夫所说的:

“文学是一切艺术中间具有最大容量和最高智慧的艺术.正是这些主要方面使得文学在一切精神财富中间按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而言,具有不可动摇的位置.尽管电影和电视正在取得日益显著的成就,尽管还会出现什么新东西―比如说全息照相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以其三向度的幻觉使我们惊异不已,但我们也会对之习以为常,如同我们对待当代的一切新东西一样,不管人们在做出怎样极端主义的预言,文学的位置将仍是第一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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