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在北大的这么些年,如果问我在读书方面受谁影响最大,答案似乎有些怪――汪曾棋.
1992年,在一个小房子里,江老头仰着大头,两眼直指天空,似乎屋顶有一个洞通向更为五彩缤纷的世界.他偶尔咳嗽两声,想半天才说一句话：“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等我想,第一要逃课.”
“当初推荐我留校,朱自清先生就不高兴,因为我老是逃课.”
听众一直很安静.
但此后,同学们逃课果然成了家常便饭,我也是.逃课省下来的时间,感觉就像偷来的瓜果着实甜.那时候北大周围一片农村,娱乐单调,大部分同学都是看闲书、听讲座、上图书馆,或者听自己感兴趣的课.
那时候图书馆二层南侧有一间“中文系教师研究生阅览室”,只对本科高年级以上的学生开放.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里,其中的一道风景是季羡林.季老每天一开馆不久就准时坐在最靠近大库的阅览室东南角,安安静静地读书.偶尔有熟悉的人给他鞫个躬,相互微笑一下,然后也迅速寻找自己的座位,各自安安静静地读书.这里出现吴组缃、林庚等人的身影绝不奇怪,也许他们都来过,只是我不认得罢了.那里有几架硬壳蓝皮的文学类图书,也许是对学生特别推荐,图书馆做了特别包装的优质译本.记忆里最多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选译”和上海译文出版社“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等,我读了其中大部分部头不太大的作品.
这就是我的文学启蒙.用逃课逃出来的时间随意泡图书馆,听讲座,当然也出去游逛.
毕业后我去见一些在高校教书的朋友,发现很多高校居然固定座位,固定晚自习,还一过11点就关闭大门.这样的大学和高中有什么区别呢无非多培养一些凡事必请示的好员工罢了.不过,这个社会的确更需要好员工,而不是有点独立想法的人.从谋生的角度来说,北大给我的未必是好处,不过她给我的黑屋子掀起一角,我曾瞥过一个世界,应该是自由而尊严的.尽管还无力冲出去,但我可以向往着,甜蜜并痛地向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