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新世纪以来,１９８０年代肇始的“纯文学”越来越被质疑,和它有着基本相对性的另一个概念――“底层写作”,开始成为具有未来性和文学道德性的文学思潮被广泛讨论（这和当初“先锋文学”的起始有着某种相似性）.２００４年《天涯》杂志发表刘旭的文章及与蔡翔的对话,这成为文学界谈论“底层”的滥觞,由此,文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底层”之争.２００４年与２００５年,论争基本上是在文化层面与理论层面,其焦点集中在“底层能否自我表述”的问题上.①当代文学界的知名学者如蔡翔、南帆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另一个现象是,当代知名作家几乎都沉默不语）.２００６年左右,“底层”争论才下移到对文学具体创作方法、现实倾向与美学观的讨论上,一批年轻新锐的批评家把“底层写作”作为可实践的文学概念、文学主张进行阐释、立论,并提出一整套创作标准,以此为前提,对当代文学进行批判性研究.②正是这些具体批评观念的指导使得这几年“底层写作”的数量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底层写作”概念的本源性缺陷也逐渐呈现出来.以“底层”的目光与视野思考中国现实生活并进行写作,虽然彰显了文学“介入”现实的力量与决心,彰显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但同时也使得文学以及文学中的现实出现很多问题.
一、
我试图阐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底层”这一概念在文学中使用的时候,当“底层”、“文学”这两个名词组成一个词组并生发意义时,它强调的是视角、距离与群体,否定的却是平等、尊严与个体.而当“底层写作”与社会公正、资本强权、革命、时代、知识分子精神结合在一起时,它还是一个未经充分反思的概念,它彰显的或遮蔽的,它给文学带来的新的生机或困境还需要去辨析.
诚如社会学家所言,“底层”这一概念在新世纪的政治学、社会学与文学话语中出现并非是一个偶然.它与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的流行与强大,与意识形态的泛化、中国经济生活所带来的阶层之间的分化现象都息息相关.在揭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新的阶层分化、贫富差异和所蕴藏的社会矛盾方面,“底层”这一词语确切地隐喻了新农民、失业工人和新型无产者的社会位置及地位.③ 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在“底层”一词被知识分子广泛使用并被确认时,也是对自身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和新阶层的确认.④在建构“底层”的同时,知识分子也确认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与所属阶层,并成为其观察世界、叙述世界的视角与起点.作为一个“对象化”与“他者化”的词语,“底层”强化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强化了表述者本人的身份及与被表述者之间的距离与各自所属的群体；另一方面,强化了被表述者的弱势政治地位与文化位置,强化了贫富差异,同时,也强化了城市、知识、物质的绝对优越性.它其中携带着非常强势的利益、阶级与权力的信息,它认同了由资源分配不同而产生的市场竞争和社会阶层,也包含着对资本社会运行逻辑的认同.同时,它也否定了“底层”拥有主体性生活和主体性文化的可能性（也有很多学者质疑“底层”是否具备主体性的文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刘旭与薛毅的对话中,薛毅明确表示,“这个词（底层）没有历史感”,因为“当我们引入工人阶级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含义是明确的,它谈论的是在生产方式中这群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⑤对于被思考者来说,这一名称还不如“农民”、“工人”这样的称呼更具体,更具有平等性和可探讨性.⑥
社会学意义的“底层”是一种纯理论的和意识形态性的叙述,它不涉及与被叙述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是,文学者不一样,他在思考他的对象时,是以情感方式进入的.他不但要弄清楚对象的历史地位,同时,也要对这一历史地位背后所蕴含的异数和超越性进行深度挖掘,在许多时候,后者的任务在文学中反而更重要.重提“底层”意味着文学重新走进“人民”,走进“现实”的可能性,但是,当农村、农民工被以“底层”的面目出现时,作家的“他者”意识与自我身份意识往往极其强大,并遮掩文本中的具体情感,人物也因为过于典型化、符号化而显得属性过强,个性太弱.当思考灾难深重的打工者,失去土地的农民或下岗工人的时候,我们所叙述的不仅是社会对他的不公,不仅要呼唤正义,呼唤一种革命的力量,同时,还必须写出这些农民、打工者、工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感,他与家人团聚时的欢乐、温暖,他作为个体奋斗的历史,他内心所涌动的各种丰富的精神体验,等等.就我个人的文学观而言,我认为这些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恒常存在的东西恰恰是这一群体无法轻易被否定的基本原因,同时,也正是在这些情感、场景之中,蕴含着他们真实的历史地位与存在状态.仅仅同情、愤怒是不够的,它会遮蔽太多的东西.在许多时候,一般意义的同情、怜悯只是优越的身份感的外现.
南帆在“底层”问题上遭受批评之后,又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底层的文章,并提出一个重要问题：知识分子的底层是否是真实的底层?他认为“底层通常被视为庞大的社会群体而不是单独的个人,因此,底层的谈论往往隐含了一个社会结构的视域等‘底层’回到了文学表明,社会结构视域再度代替了个体本位”.⑦重返“底层”虽然意味着文学试图重回五四新文化传统,但是,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天然的阶层性、距离感与对象化值得反思,它会化合出怎样的文学观与批评观也需要重新考察.“底层”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社会的资源分配不公而言,它不能作为对一个群体本身的界定.社会的不公平与这些群体本身的生命存在是有差异的,作为文学者应该对这两者有基本的辨析,否则的话,极容易以前者来代替后者本体的存在.就词源学而言,“底层”是所有不平等的滋生地,是优越、隔膜、阶层的发源地.它造成不同生活之间最根本的不理解,也想当然地造出了“底层／麻木”、“乡土／沉默”、“农民／苦难”等同位词语.在社会学或政治学考察时,这些词语作为相对的判断还可以运用,但是在文学中,这些词语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特性,它否定了“底层社会”中无数生命丰富、自由的存在.
对底层所谓的“关怀”背后可能是“底层”尊严的被出卖和情感的被剥夺,这种潜在的歧视对身在其中的底层人来说,无疑也是致命的.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底层”会不顾尊严,因此,经济的解救成为最强烈的呼声,但只要不是最绝望的处境,对尊严的渴望还是人的基本精神需求.在许多时候,这样一种偏见会使“底层”陷入更深的底层之中.他们需要的是倾听和理解,而不是描述与展览.以“底层”的视角去书写,会使得“底层”过于严寒.它过于强调了这一群体与社会之间剑拔弩张的一面,强调了被压迫的一面,强调了作家与论者的理性与社会属性,而忽略了自己的“根”,忽略了对象的情感与尊严,同时忽略了我们还与之相联系的情感的那一部分.现当代文学的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来自于乡村,或与乡村有关.知识分子的生活与身份使我们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故乡、亲人,想努力为它做点事情但却不知如何做起,从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的焦虑.
二、
“底层文学”如何界定?什么样的文学是所谓的“底层写作”?至今为止仍是个模糊概念,即使被定义为“底层写作”代表作家的曹征路等也对此持质疑态度.⑧从目前的批评倾向来看,有把“底层写作”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倾向,论者似乎想用“底层写作”涵盖一切书写乡村、打工者或其他各种小人物的文学作品,并以一整套的美学标准来衡量、评价作品的优劣（同时,也剔除另外一批不符合此标准的作品）,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着一种文学霸权的企图.因此,当看到贾平凹的《高兴》被论者认定为“底层写作”并加以肯定时,我吃了一惊.
论者普遍认为《高兴》意味着贾平凹走出对“乡土文化”的书写,进入了“底层写作”的行列,这显示了贾平凹写作观念的一大进步,等等.我觉得恰恰相反,如果贾平凹真的从“乡土”走向“底层”,那么也意味着,贾平凹终于从情感层面完成了他从乡村走入城市,从农民走向知识分子的蜕变.此时的贾平凹,不再是写《浮躁》、《小月前本》、《废都》、《秦腔》时那个对乡村充满了爱恨交织的情怀,不是那个既想摆脱自己的农民出身,又难以去除自己“根系”的贾平凹,而是一个纯然脱离了乡村的、以知识分子自居的贾平凹.对那片土地,他已经把“我”连根拔出,他的爱转化为了责任、亲情、义务,再没有血浓于水的情意.《高兴》虽然书写了现实的“底层”生活（是否真实值得质疑,因为刘高兴的生活似乎有点过于清白高尚）,但是,同时也失去了对“底层”的爱,因此,《高兴》是干巴巴的,只有筋骨,没有血肉,只有责任,没有爱.它经过了知识分子的贾平凹的过滤,但却没有进入农民的贾平凹的视野,是一种展览意义上当代农民打工者的生活,没有经过自我情感的凝聚.正如有论者所言“刘高兴像贾平凹希望的那样,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一株白莲,只是,当这个人物面对读者时,他因为太‘神’而不‘亲’以至于没有了‘人’味儿等小说的人物没有真正的和他的时代、读者血肉相连在一起,巨大的隔膜出现在阅读的世界里：小说家与人物,小说家与读者,读者与人物,互不理解,互不理睬,互不为所动――‘拧巴’了”.⑨
“高兴”这一人物并不成功,脸谱化,符号化,虽然作者有原型,是体验生活而得来的,却没有历史性.“下生活”的不够是其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却在于贾平凹对“农民”的情感出了问题.作者以知识分子的目光进入“底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以一种城市思维进入这一群体,这种“城市化的”、“体验生活式的”、“俯视的”态度破坏了他和农民之间那种同源性和一体感.而从另一意义上讲,贾平凹还没有真的进入城市,他还不了解城市的性格,逻辑与情感,因此,他也没有写出刘高兴在城市所面临的真正困境与情感状态.在《高兴》里面,作者贾平凹是飘浮着的,没有找到落脚点.即使他下够了生活,在原型刘高兴那里住上一年,但如果只是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也依然不能够找到刘高兴内心更深远处的秘密.因为这个时候,乡村、农民在他眼里,只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底层”,不再是与他血肉相连的故乡与亲人.刘高兴的生活在贾平凹那里是类似于“现象学”的勘探,是“一份份社会记录”,⑩这一“勘探”与“社会记录”也包含着作者的情感,但却只是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不是故乡的或如故乡般的情感.“用‘底层’一词来代替‘故乡’或‘劳动人民’等词,或许正反映了‘故乡’或‘劳动人民’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亲人,她只能被别人来研究,被别人来言说.” 当“故乡”、“农民”、“失业者”在文学中仅仅只是作为“底层”而存在,这也意味着它们在历史空间中真的成为孤独的、沉默的一群,任何对它的言说都只能是责任的、良知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距离的,冷漠的.
作家摆脱了“乡土中国”,进入“底层中国”,并不意味着作家找到了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接口,因为“乡土中国”的许多问题并没有成为过去时.如同９０年论家喜欢说“历史已经终结”了一样,现在,很多人喜欢说“乡土中国已经终结”.这样的判断有点过于轻率,随着留守乡村的人口的减少,乡村的确呈现出一种“人去楼空”的态势,但是,乡村结构,村落文化的核心还没有消散,并非全然换了血脉. 以“乡土的、文化的”的视角进入乡村社会和农民生活依然是反映当代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途径.乡土小说与乡村现实之间的关系有待调整,但并不绝对相悖.现实主义式的“底层”并非就是真的现实,作者的创作手法不应该成为他们反映现实的障碍,那种充满想像力的、虚构的作品也能够反映出历史的内在真实.我反倒以为,《秦腔》中清风街上的农民比西安城的刘高兴更具有可性和真实性,这是因为贾平凹看到了清风街表面消散背后的文化危机,它让我们意识到,除了生存危机之外,农民所遭遇的更深远的打击是精神的无所归依感.《秦腔》让我们感受到了贾平凹很深的痛感,而《高兴》则是一种与己无关式的激愤.
就我的认知而言,城市的打工者所遭遇的社会不公正和经济上的被剥削只是一个方面（他们在乡村也有着同样的遭遇）,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他们在城市还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找到家的归属感.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可怕的庞然大物,冰冷,没有人情味.“从村庄生活的角度看,农民的村庄生活是祖祖辈辈以来的生活,他们生活在村庄的历史中,生活因此是有意义的.” 村庄有家族的历史,有一代代的生老病死,有自己的房屋、土地,在这里,他们有存在的基本理由.而在城市,一切都仅仅是“讨生活”.因此,仅仅把“底层写作”指向生活的贫困、社会的压迫和某种尚未爆发但已萌芽的革命性,是狭隘的,它忽略了进城农民深层的精神需求和试图建立新生活的愿望.“底层”在城市不仅仅是在受难,受压迫,它也有新的追求,新的快乐和新的精神状态.排斥这一点,而着意强调另一面,对于正在为之奋斗的“底层”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但是,我非常尊重贾平凹这种寻求变数的努力.９０年代以后的乡村实际上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现实的乡村生活,另一部分是农民打工后在城市的生活,两者虽有交叉,却也各自独立.如贾平凹、莫言、阎连科等所熟悉、所深有感受的是前者,是已经具有历史意味的乡村发展史,而对后者的生活却很难了解,因为他们对都市思维有基本的隔膜（尤其是那些少年时代就出去并在城市生活好多年的打工青年,其性格已经具有都市性,很难用乡村思维来简单阐释）.一定要求这批作家放弃前者,书写后者也是很不公平的（城市打工者的组成也非常复杂,有纯粹的农民工,也有大量学生出身的年轻打工者,后者与乡村的关系并不深刻,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而已,这些都不是贾平凹等所能把握的.）颇具意味的是,同样是“底层”,为什么书写农民工生活被看作是回到“现实”,作家也因此被冠之以“富于良知”之类的赞美之语,而书写仍然具有整体性的乡村却被认为是远离“现实”呢?我以为,这里面与当代学术思维的整体都市化有很大的关系.社会学者、政治学家都默认了中国当代的都市化进程,并认为城市的农民工问题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具体的农村只是一个必将被甩掉的包袱,即将成为历史的遗迹.“底层写作”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城市化思维、现代性意识下的产物.因此,书写农民工的“底层”生活被作为衡量这批作家是否走近现实的唯一标准,也由此产生了对莫言、贾平凹等的言不及意的表扬或批评.他们的确需要重新“生活”,要意识到农民的流动性对乡村精神与结构的影响,但是,回到乡村,在乡村大地上考察农民的历史地位,精神状态是他们重新回到“现实”的最佳途径,因为乡村距离他们的心灵更近些,更能找到情感的生发点.而书写城市打工者的历史任务,或许可以交付那些更熟悉这一生活的人去写,例如一些对都市性格、都市思维有基本把握又具备乡村生活经验的作家,或打工者身份成长起来的作家,就像当年的贾平凹、莫言一样.从《高兴》中,可以看到贾平凹在书写刘高兴的都市生活时的力不从心,但迫于压力,他以为自己到了必须要改变的时候.
三、
提倡“底层写作”的人总是把底层文学对政治现实的反抗性与革命性放在首位,认为这一反抗性与革命性能够更深刻地进入现实,并反映出底层的存在状况或提醒其中的可能性.这反映了底层写作批评者与创作者对中国当前阶层分化状况和一种担忧,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尚未觉醒的群众力量的呼唤.也因此,“左翼文学”被作为历史资源重新提起成为很自然的事情.
随着对８０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反思的深入,“左翼”越来越被正名,人们开始认识到“左翼文学”与“左翼”思潮内在的丰富性.除了对底层政治的关怀之外,“左翼”思想也涉及到人类对民族共同体与自我归属的认同,涉及到对理想与自由的纯粹向往,它的本质思维存在着极大的超越性.在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盛行的今天,在文学逐渐走进“塔”的当代,这种正名尤其具有象征意义.而当“左翼”与“底层”相联系的时候,“左翼”对现实的关怀方式,“左翼”思想所蕴含的革命性、正义性,“左翼文学”里面所展现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又一次显示出了它的巨大力量.正如学者蔡翔所言,“今天重提‘底层’的目的何在?的确,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叙述底层,是为了唤起道德的同情和怜悯?当然不是.是为了重新接续某种“苦难”叙事?也不完全是.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就我个人而言,在非文学的意义上,重新叙述底层,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 但是,蔡翔的话又颇为耐人寻味,“在非文学的意义上”如此,那么,“在文学的意义上”它会是什么样子呢?当这种声音试图成为文学的主流话语时,被遮蔽掉的又是什么?
有论者提出用“新左翼文学”来替代“左翼文学”,以使后者得到某种洗刷与去魅,并认为“‘新左翼文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见证’之中,最有新意的方面,还在于对资本强权和戕害着民众的某些基层权力的批判等尤为重要的是,‘新左翼文学’还书写了以资本强权为主的权力压迫所导致的底层民众的个体反抗或群体斗争等” 其实,论者所强调的这些正是“左翼文学”最被争议的地方.“左翼文学”一个明显的缺陷是,它有一种天然的逻辑化倾向,把丰富的细枝末叶去除掉,只剩下革命的逻辑与反抗的逻辑.“左翼”的浪漫精神与理想精神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匮乏、所需要,但必须注意的是,它们结合而生出来的是革命的果实和革命的逻辑,人物所有的生命情感与价值信仰都落脚到革命与暴力上,虽然也有人性,但只是陪衬,只是为那唯一的主题服务.它所表现出的那种坚定和达到目的的决心,常常使人性所特有的脆弱、敏感、犹疑成为对立面.像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和萧红《死场》那样优秀的作品非常少,而这两篇小说之所以让人感动,正在于它们摆脱了通常“左翼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强迫性,用别样的视角和眼睛展示了更为复杂的生存世界和人性世界.
论者都注意到,“底层写作”的作家容易夸大“底层”的苦难,悲痛、绝望淹没了作家对具体生活情境与存在状态的描述,“底层”不再是具体的生活,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而是以抽象的、让人怜悯的形象出现.与此同时,作家夸大他们作为一个有意识的阶层的力量,制造出“底层”即将反抗或群体革命即将开始的氛围,在倾力叙述“底层”所遭受的苦难之时,对资本强权,中国政治体制,基层权利等进行一种绝对化的谴责,这些都导致了文本意义的简单化倾向.这一点,即使在曹征路、陈应松、罗伟章等较为优秀的作家作品里都有所体现.批评家们往往把这一原因归结为“作家的写作倾向发生了偏差”或“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与同情误区”, 但还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底层”概念本身的政治性和集合性会自然化出这样的结果.在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想像中,“底层”是无差别的、有着“悲惨命运”的“沉默的一群”,是尚未进入历史,尚未进入文化与政治公共空间的一群,是还不具备主体性、独立性的一群（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此一特性,而是指知识分子在对“苦难”与“群体”形象过于热衷的塑造上表现为一种夸张的想像方式）.一句话,他们还尚未进化到文明之中,是需要被拯救、被怜悯的群体.
“底层写作”的这种苦难化倾向显示了中国作家在意识深处对个体存在的漠视,也是作家简单化的历史意识与政治思维的外现.“底层写作”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没有历史感,小说在一个平面上展开叙述,故事、场景与人物的意义指向单一,谴责与反抗是主旋律,而深度的思考和辩证则几乎没有.“底层”／政权,文明／传统、人民／体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被压迫与压迫的关系,它涉及到各自的历史存在和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也涉及到具体的存在需求与生命情感.尤其是,当你面对真正的底层个体时,由于各自的历史遭遇,性格成因及在群体之中的生存位置的不同,会形成错综复杂的问题与状态.仅仅把“底层”作为被侮辱被损害者的阶层,会忽略掉他们作为个体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忽略掉他们作为一个有主体行为的人与历史之间的同谋关系或反合力关系.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当前“底层写作”的这种倾向性与“底层写作”批评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底层写作批评”引导着“底层写作”,批评家的观点以研讨会、见面会,文章的方式直接传输给尚未获得声誉的年轻作者,之后,大批复制作品出现.年轻作者由于文学意识的低浅与对社会思想的单向认识,很难摆脱这种强有力的理论灌输,其政治意识被强化为作者的自觉视角,控诉“伤痕”的意图特别明显,这些都导致作者违背自己的生活经验,譬如在书写打工生活时强调资本强权与自身的被剥削和被压迫性,而自动屏蔽其生活化、自然化的一面.
在消费主义时代与后革命时代,所有激进的东西都极可能转化为娱乐与消遣,张广天的《切格瓦拉》虽然以强烈的政治倾向显示了对社会不公的反抗与对革命、理想的向往,但同时,不得不承认,这些有关消除贫富、倡导斗争的宣言也成为都市日常生活的点缀.切格瓦拉的革命思想被转化为充满刺激的浪漫主义情怀而被无数青年膜拜,就像格瓦拉的贝雷帽与那幅标准照在文化衫上被在全球批量复制一样,格瓦拉本人的精神内涵也以一种符号化、美学化与娱乐化的方式被抽空.当“左翼”精神遭遇虚无,遭遇来自政治意识形态和民众的双重冷漠,遭遇商业精神的侵蚀,在并无实际意义的行动中被传播、影响、消费时,它的内核不但苍白无力,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化为政治与民众之间稳定的黏合剂.在此过程中,政治变得开明,而民众也因为找到了合适的宣泄口而变得心平气和.
不能否认的是,“底层写作”,包括对“左翼文学”的重新提倡,的确以某种方式唤起了作家对当代现实和人民大众的关注,扭转了“纯文学”以来当代文学的重大偏颇,但是,这一倡导应该以谨慎而警惕的方式出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始终是此消彼长,辩证存在,很难达到两全其美.而历史的教训证明,文学虽然必须以现实为支撑,但当文学被要求一定为“现实”（重大的、社会的、政治的现实）服务时,总会结出这样那样的怪胎,最终的结局总是文学本身被吞噬掉.竹内好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游离政治的,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到无力――文学走完这一过程,才成为文学.产生文学的是政治.然而,文学却从政治中选择出了自己.所谓真的文学,是把自己的影子破却在政治里的等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 “在广义上,这段话用于目前“底层写作”概念及批评所面临的症结也具有同样的思考价值.
随着新的农村政策不断颁布、实施,中国的农村、农民到底会走向何方,到底什么样的政策、制度是效益最高,对农民最有利的（经济的与精神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底层”是否就是“沉默的一群”?是否真的到了“揭竿而起”,必须以群体的、符号的凝聚形象出现的时刻?我想,即使专门研究底层问题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没有足够的确定性,所以,当文学书写“底层”时,也不能轻易地夸大、渲染或确定什么――虽然这种“夸大、渲染”的确能够唤起人们的关注,但这种引导并非健康的方式.这一点,在已经危机重重的当代,应该尤为注意.回到蔡翔那篇著名的散文《底层》上,那里面有一句话让我感到一个知识分子更为重大的责任,“我反复警惕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任何一种激进主义都会为我的底层带来更大的灾难”.对于一个文学者来说,也许他所能做的只是,抛弃先验的观念,真的走近他们,走进他们,故乡仍在,亲情仍在,你也还在,你和他们之间还有情感的通道.在这一基础上,用葛兰西所言的“实实在在的存在” 的方式把这些生命状态,情感需求,场景故事给传达出来.作家所能提供的只是某种启发与可能性,不是确定性的结论.而作为一名批评者,首先应该审视、反思的是自己的立场,从自我的情感与存在出发,去努力接近问题的本源.这样的写作与批评会有很多弊病,但却更能进入作品的灵魂及这个时代的灵魂内部.如此,或许能为这个时代某些关键的问题贡献一点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