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抗美援朝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抗美援朝文学理应称作战争文学.尽管也有人将战争文学称作军事文学或军旅文学,但有学者认为,最正宗的说法还应该是战争文学,因为军事、军旅的核心内容就是战争,有战争才会有军事、军旅.军人存在的价值,说到底就是战争.据瑞士计算中心1995年的统计,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已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18200次,有36.4亿人被战争夺去了生命[1].迄今为止,战争仍是人类未能避免和消弭的大悲剧和大灾难,它一方面“永远向人们宣示着现实的残暴、嗜血的野性、盲目的破坏欲”,另一方面“又总是检验着人们的忘我的崇高、庄严的奉献和不灭的人性”[2].
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在“十七年”时期曾出现过极为繁荣的局面.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就大声疾呼：革命战争快要结束,反映人民解放战争,甚至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学“现在正是时候”,“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伟大的作品!”[3]而就在周扬对作家提出这样的要求不久,另一场战火又烧到了鸭绿江边,并且还有联合国及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参与的“国际”背景,摇篮中的新中国危机四伏、命悬一线,除出兵参战已别无选择.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讴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对辉煌胜利的自豪回顾,那么,反映这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就是对新中国合法性的有力诠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遂成为当时“和平的最强音”[4].
抗美援朝文学具备战争文学的所有审美要素：军人情怀,战争背景,战争形态,战役过程,战争中的人性及道德价值与历史价值,等等.然而从这些角度去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了,仅仅只注意到这些共性,研究很难获得整体的学术性突破.每一场战争都有它的特殊性,战争的动机与意义、灵与肉的双重搏杀、生活内容与人性内容等,也都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学术研究需要创造价值,需要有生命主体的深度投入.对一个有创新意识的学者来说,关键就在如何根据对象的特殊性去创造新的学术价值,把前人开辟的局面往前再推进一步.真正杰出的研究不会仅把文学的战争描写看作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必须找到与众不同的角度、方式和尺度,从情感、艺术的角度,重新去剖析曾经鲜活的生命形态,烛照独放异彩的精神史、心灵史、性格史和命运史.这是不同主体――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精神契合,关系到生命的理解和对话,关系到审美经验的创造与激活.
《硝烟中的鲜花：抗美援朝文学叙事及史料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以下均简称《硝烟中的鲜花》,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注页码）就当得起这样的评价,这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专著.它是到目前为止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抗美援朝文学的专著,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视野开阔、气势宏伟,摆脱了战争文学或军事文学研究那种从战争到战争的传统封闭式因果线性结构.从总体、从全局出发,多维度、多向度、多侧面、多层次研究问题,既抓住了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又能超越文学的范围,从文学与文化、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国际关系等方面深化论题.彻底跳出了我们所曾熟悉的那种描述和评价模式,不再是对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之类价值的简单分析或肯定.同时,在理论泛滥的时代,常彬的兴趣显然也不在概念演绎或知识生产,她的全部论述不是对某种文学理论的操练或应用,甚至也不着意于对有代表性的作品作深入解读,或按作家、体裁分类,单纯地挖掘作家与作品内在精神关联.《硝烟中的鲜花》最大的特点,是以“百年中国文学的朝鲜叙事”为参照,立足于中朝两国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整个东亚地缘政治的复杂背景,从战争的正义性（“新中国文学的磅礴开篇”“地缘政治下的战争灾难”两章）,军人情怀（“域外叙事的他乡风情”“异国山河人文美的故园情结”两章）,战争中的女性（“战争中的女人与女人的战争”“女性镜像投射与自我认同”两章）,朝鲜战友与军民关系（“面影模糊的‘老战友’”“军民关系的叙事同构”两章）,以及“意识形态化的敌军想象”“ 北朝鲜作家的文学表现”“人性深度的挖掘”等方面,对抗美援朝文学的历史、文化、美学和道德价值,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与评价.这样的视野,是一种大格局、大气势,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分析.如此气度与方式,在抗美援朝文学研究史上还是第一次,对当代文学的“重写文学史”,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
《硝烟中的鲜花》绪编“百年中国文学的朝鲜认知”,基本框架来自作者的一篇很有分量的长篇论文《百年中国文学的朝鲜叙事》,这是中、韩、日三国学者在合作开展“20世纪中国作家的对韩认识与叙事变迁研究”过程中,中方所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之一（常彬署第一作者,她的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杨义挂名第二作者,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与论文比较起来,《硝烟中的鲜花》绪编更为舒展,对全书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它立足于对“东亚睦邻关系”近百年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思考,在一个宏大的框架内,论述了中国文学如何与自己民族及其邻邦同呼吸、共命运,认为中国文学不仅与中华民族一道承担苦难、思考出路,而且在关注自己启蒙、救亡、独立和振兴的同时,也关注着对自己的命运发生过深刻影响的国际力量,尤其对朝鲜半岛民族国家的命运,具有特殊的文化情感和命运体悟.从这一认识出发,《硝烟中的鲜花》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对朝鲜的认知区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中国文学从朝鲜亡国和国民反抗中,反省自身危机四伏的生存和命运阶段,即以邻为鉴的阶段.二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为中国文学引朝鲜人民为共同抗敌、休戚与共的战友的阶段.三是从1945年抗战胜利至1992年中韩建交,朝鲜半岛南北分别为美、苏托管,从而引发其国内矛盾在冷战时期的国际化的阶段,此阶段中国文学认知中则引北方为战友而使南方长期处于缺席状态.四是从1992年中韩建交至今,由于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大规模增长,和平发展的伙伴意识增强,中国和韩国境内分别出现了“韩流”和“华风”,这种风潮至今还保持强劲的势头（参见常彬论文或《硝烟中的鲜花》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