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坚持反“”

蒋氏父子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但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方面与不谋而合.面对海外的分裂势力,中国国民党表现出坚定的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立场.

反对“台湾”高于“中国”论调

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日据时期,在政治上脱离中国,在文化上台湾人民又不愿意做“皇民”,这便产生了所谓“孤儿意识”,分离主义处于潜伏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台湾没有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战前台湾与祖国大陆隔绝的状态,海外的势力和岛内一些戴着不同面具的分离主义者,便炮制出所谓台湾“托管”和“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企图“划峡而治”,让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蒋氏父子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但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方面与不谋而合.面对海外的分裂势力,中国国民党表现出坚定的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立场.

从政治上宣扬“”容易受到打击,因而一些“”人士往往从“文化”尤其是“文学”做起.所谓“文学”,系“文化”、“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是指国民党为“外来政权”,“中国文学”也属“外来文学”,属“漂流到台湾来的一缕孤魂”.台湾文学虽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但更受日本文学的影响.这种曾用日文书写的文学,既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日本文学”,而是所谓的独立的文学.他们认为,两岸是“一边一国”,两岸文学其实质也是“两国文学”.两岸文学交流,不是国内文学交流,而是国际交流,即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

上述言论在1950―1980年代大体上处于萌发阶段,远未有1993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系统化和“学术化”,但只要上述言论一露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蒋氏父子及其附属文人,便给予严厉的批驳.如1982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发表《美丽岛受难人共同声明》,其中云:“在台湾岛完成,远比中国制造统一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当局敏锐地发现这是“台湾”高于“中国”的论调,便从上到下围剿,《中国时报》所发表的文章态度尤为强硬.这说明到了多元文化的1980年代,当局的言论尺度及治安处置均没有松动.

用法律武器整肃“”

“”思潮的产生,有政治上的分歧、台湾社会的特殊性、国民党对岛内人民实行高压统治等方面的复杂原因.不管什么原因,“”均损害国家尊严,使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和动摇,故、蒋经国执政期间,对岛内的任何“”言论和行动,均采取严厉压制和打击的态度.对文学上的“”倾向,同样保持高度警惕,不让其寻找任何机会和借口出现.在1977年乡土文学大论战期间,“派”的“台湾文学论”已冒头,有部分乡土作家强调台湾农村与中国不同,并由此否认台湾农村是中国农村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和发言人陈纪滢,严正指出:“如果说,台湾是孤立的独特的,是与中国分裂的,那我们百分之百反对,那是‘’思想.”陈纪滢之所以这样敏感,是因为美国、日本势力在策动和支持“”,致使台湾文坛的分离主义倾向始终存在着,零星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此,国民党当局均决不姑息,严惩不贷,对那些顽固的“”分子,则重拳出击.

为了反对“”,台湾当局动用了法律武器,制定了“惩治叛乱条例”,以“涉嫌叛乱”或“涉嫌”、“破坏国体,窃据国土”以及“颠覆政府”等罪名,给“”分子和团体治罪,并以军法审判“”案件,早在1950年末,下令大批抓捕“”分子,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960年代当局镇压彭明敏为首的“”势力这一重大事件.曾担任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因宣传“建国”和企图推翻蒋家王朝,被军事法庭判处8年徒刑.1987年10月,许曹德在台湾政治犯联谊总会成立大会提案将“台湾应该独立”列入章程,结果被判叛乱重刑.

不许“”人士回台湾和查禁“”书刊

蒋氏父子对“”势力决不姑息,1970年代在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新文艺”课程的张良泽,以首次讲授台湾文学为名宣扬分离主义思想,为汉奸文学即“皇民文学”翻案.1978年,张良泽投入党外运动,在美丽岛事件爆发后流亡美国和日本.在流亡期间受海外“台美基金会”资助,鼓吹“”十多年,否认台湾人抗日的民族正气,称台湾人为非中非日,介于“汉民”与“皇民”之间的“三脚仔”,并污蔑中国人是“四脚仔”的猪,这种疯狂的自我侮辱还不算,还热烈赞扬战后日本资本“使台湾获致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当局怀疑他是“国贼”,因而在其护照上加盖“吊销”的大红字,不许他回台湾,一直到戒严令解除五年之后,才允许他返回探亲.

诗评家陈芳明,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人.他原来以“龙的传人”自居,可他在1974年离开台湾到华盛顿大学深造期间看到美国人写的鼓吹“”的小册子《被出卖的台湾》,由此受其影响背叛了原有的信仰,而中断学业与“”领袖许信良一起让《美丽岛》杂志在海外复刊,并以“施敏辉”的笔名在每一期杂志上写鼓吹“”的政论:疾言批评执政党镇压“”势力做法的同时,为被投入牢房的“”分子鸣冤叫屈,以致成为“理论家”,被国民党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不许他回台湾长达15年之久.后来,迫于舆论的压力和岛内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于1989年允许他回台,但只能停留一个月.当陈芳明到北美事务协调会办签证时,向陈芳明约法三章,其中第一条禁止事项是“不得主张”,不许参与任何政治性的演说活动.但陈芳明阳奉阴违,一到台湾便出版三本以反国民党专制为名宣扬“”思想的《在美丽岛的旗帜下》、《在时代分合的路口》和由他主编的《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这些书和林双不的《大声讲出爱台湾》、施明德的《施明德的政治遗嘱》、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一起,被台湾当局以“主张,散布分离意识”的罪名而查禁.

文艺团体必须冠“中国”、“中华”之名

蒋氏父子坚持“一个中国”,在“人团法”中规定“人民团体的组织与活动,不得等主张分裂国土”,“有违法者,不予许可”.这是约束党外势力组织党团及其附属的文艺团体的法令,是专为“”团体及其活动治罪的.这表现在文艺团体的成立问题上,蒋氏父子认为民间团体的设立应有利于祖国的统一,而不应与“”思潮沾边,并对那些假“台湾”之名行宣扬“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思想保持高度的警觉.为此,“内政部”明文规定成立民间社团必须冠于“中国”或“中华民国”名称,而不许以“台湾”命名――如确实需要,也只能用“台湾省”而不许单独使用“台湾”二字,如1955年6月成立的“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便不用有可能引起误解的“台湾”而改用“台湾省”,该会于1969年则干脆改名为“中国妇女写作协会”.其余团体一律称“中国”或“中华民国”,如“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中国诗人联谊会”、“中国古典文学学会”、“中华民国笔会”、“中华民国比较文学学会”等.

国民党这一政策,直到蒋经国去世后仍然坚持不变.典型的是1987年2月15日成立的“国际笔会台湾总会”(简称“台湾笔会”),由于是逃避作家体制化,是有主体性和“”倾向的社团,因而未被核准登记,后来在“必曰台湾”的年代即第七届李乔会长任内才勉强将其核准,但仍不支持其加入“国际笔会”.

创办刊物以“台湾”命名,在两蒋时代同样遭到冷遇.吴浊流于1964年4月创办的《台湾文艺》杂志,由于没用《中华文艺》或《亚洲文艺》一类的刊名,曾几次被“警备总部”约谈,质问他不用“中国”而用“台湾”名称是何居心,并再三禁止他使用“台湾”二字.吴浊流年纪大,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他顶撞说:“除非‘台湾省’改了名称,我就改杂志名称”.鉴于他威望高,一直以“汉节凛然”著称,且又抓不到他转向宣扬“”的把柄,当局无可奈何,只得让其出版,但仍紧盯不放,不时用各种借口向其提出警告.《台湾文艺》的另一姐妹刊物《文学台湾》,因1982年出版的第五集有一篇名为《隔绝》的小说中一段话有问题,被“调查局”强令删除.至于《笠》诗刊,绕了好几个弯将“笠”视为“台湾意识”的图腾,也被当局识破,难逃“同路人”的指责.

“台省文艺”是“中华文艺”的组成部分

和“一个中国”政策紧相联系,蒋氏父子认为只有“中国文学”,而无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文学”;只有“中华民国台湾省文学”,而无脱离母体、具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正因为如此,由文人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只有“中华文艺”而无“台湾文艺”.谈到本地区文艺时,用的是“台省文艺”而非“台湾”的称谓.且全书着重的是外省作家的创作而非“台省”作家的作品.这固然体现了编著者对乡土文学的严重偏见,并为后来台湾文坛外省作家与省籍作家的矛盾加剧埋下了祸根,但该书认为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省文艺”不应脱离中华文化这一母体的思想,并没有错.这一主张也影响到了大学中文系的学科建设.1990年代初,曾有日本学者要求到台湾大学进修“台湾文学”,的回答是“只有中国文学,无台湾文学”.这种回答过于笼统,且无视取材于台湾土地和人民的乡土文学或者本土文学的存在,诚然不对,但认为台湾本地的文学应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则是正确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于1984年和1999年两次出版的作家辞典,均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命名而不使用《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的书名.

在“台湾文学馆”的筹建和成立过程中,也有“中国结”与“台湾结”的碰撞.1992年,不许该馆用“台湾”命名,但为考虑对方的接受程度,便省去“中国”二字而用含糊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取代,其用意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名义下包括台湾文学.

不准成立“台湾文学系”

为了防微杜渐,防止“”思潮向高等学校渗透,国民党长期不许在大学中文系开设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课程,申请增设这类课程也只允许在中文系名义下加开,而更不允许单独成立“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如1990年代中期台中静宜大学有意在中文系里设立“台湾文学组”,认为这是让“台湾文学”脱离“中国文学”的危险尝试,因而不核准.后来迫于台湾本土化愈演愈烈的趋势,也由于李登辉背叛了蒋氏父子反对“”的思想,淡水工商管理学院(后改名“真理大学”)经过“七上八下”(七次上书,第八次获准),才于1997年2月率先成立了全台湾第一家“台湾文学系”.

如果说,民进党执政前国民党还不许设立“台湾文学系”,或认为设专业就应该在中文系之下的话,那到了上台后,“台湾文学系”的建立不再是下面请求,而是由上层鼓励.2000年8月,“教育部”通令国立19所大学筹设“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主政者十分明白:文学的作用虽然有限,但文学可以推动政治,有时甚至可以越位,走在政治前面.一旦将“台湾文学系”与各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日文系并列,具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就不仅是为梳妆打扮的脂粉,而且是给张目、插向中国文学的一把利刃.“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的一些教授志不在学术而在分离运动,以至有人认为他们运动高于学术.文学研究实际上被‘非学术论述’所垄断.”

不许用“台语”取代“国语”

是坚持国语写作还是用所谓“台(湾国)语”写作,这也牵涉到台湾地区文学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蒋氏父子认为,语言寄寓着民族精神,并从台湾归属中国的关系出发,主张中国人应该讲“国语”,“国语”应成为语言.用汉语写作,用“国语写作”,才是中国文学的唯一出路.基于这种看法,台湾当局除在光复后初期允许中、日文并用外,在过渡期结束后的1946年,便雷厉风行推行国语本位政策,全面废止日文写作,禁止学校用日语授课,停止媒体的一切日文版,甚至连日语唱片也取缔,以树立“国语”的霸权地位.对那些习惯用日文或“台湾话文”的作家,当局强制他们学习“国语”.当有人认为台湾与大陆在互不相同的航道中发展,两岸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生活方式,因而作家应用“台湾话文”写作时,蒋氏父子对这种企图颠覆国语统治地位的言论,毫不退让:语言学里,没有“台湾话”.认为所谓“台湾话文”,说穿了就是闽南话和客家话,这两种“话文”皆为中国大陆方言,而不是什么独立于汉语之外的“台语”.

鉴于1949年后移居台湾的人所使用的是各省不同的方言,如“国家”,有的人发音为“果家”,有人说“愧家”;有的人把“日本”说成“一本”,有的说成“二本”,个别的发音为“四本”,因而为了有利于沟通,当局大力推广“北京话”,除办有《国语日报》外,还倡导具有祖国意识的作家应用纯正的中文写作,刚性推行“国语”的语文政策.


(摘编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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