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触电”与产业意识的影响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步伐加快,作家“触电”现象日益频繁,作家对自身与电影的关联互动以及由此生发的相关认知、意识和观念,也在逐渐变化,最意味深长的是有的作家在“触电”中逐渐具有了影视文化的产业意识和产业思维,并为平衡文学艺术水准与影视生产规律之间的关系做不懈地努力.作家与影视产业之间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以达到最终创造双赢互利局面的目的.

关 键 词 :电影产业;文化价值;产业思维

中图分类号:I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40-02

中国作家与电影结缘,早从鸳鸯蝴蝶派作家、张爱玲等与早期电影的关系中就有迹可循.新中国成立后,周立波、梁斌与杨沫等作家,也不同程度地与电影有过接触,新时期来临,一大批当代作家莫言、王朔、苏童、池莉、铁凝、刘震云、刘恒、二月河、张平、海岩、王安忆、刘醒龙、邓一光、东西、鬼子、方方、李冯、北村等的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影视剧.在如今影视走向市场产业化的背景下,作家与电影的关系是越发紧密,“触电”现象日益频繁,小说文本与影像文本之间的关联与差异一直为大众所关注.随着市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步伐加快,作家对自身与电影的关联互动以及由此生发的相关认知、意识和观念,也在逐渐变化,最意味深长的是有的作家在“触电”中逐渐具有了影视文化的产业意识和产业思维,并为平衡文学艺术水准与影视生产规律之间的关系做不懈地努力.

一、回望:作家产业意识的建立与发展

长期以来,许多作家的创作昂然地独立于影视媒介之外,只重视创作而轻视营销.在过去,作家“触电”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不务正业、是高雅屈从世俗,通俗降格媚俗.有的作家直言“我不触电”,干脆“躲进小楼成一统”.有的对“触电”举动犹豫不决、若即若离.

即使有的作家“触电”,似乎谈报酬也是难以启齿的,因为君子不言利是中国知识分子信守的传统理念.何况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时,大家更是发扬风格“等没有你啊、我啊,分稿费啊,集体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来说,直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可贵,比你争我夺、尔虞我诈宝贵.”[1]精神十分可贵!然而,进入新时期,现实环境变化了,产业结构变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同样变了,需要引进激励机制和竞争意识,否则会直接影响高质量影视创作的持续发展.

有的作家很少参与影视活动,在电影方面的产业营销意识淡薄,缺乏市场适应能力.他们多数时候仅出让改编权,止于单纯的经济关系,或是一股脑交给公司全权打理,“以文养文”,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更好的经济保障.结果,虽有不少优秀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但因为宣传力度不大、营销不到位,结果真正进入市场,与观众见面,并取得高票房的实在不多,不能不令人惋惜.

然而在众声喧哗的视觉时代,大众传媒巨大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不能不刺激着思想活跃、眼光敏锐的作家们,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依赖作协体制,拥有相对稳定的生活条件,按传统方式生活,但从同时期的横向比较来看,作家经济地位下滑,文人甚至被称作“文丐”.市场经济的规则也为文学写作者的生存提供了除作协之外新的可能性.他们也意识到改善生活品质很实际,苏童也曾坦言说:“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对作家是好事,否则我们就太穷了.”[2]经济利益的考量无可避免地渗透其间.于是,一些作家不再满足于出让影视版权,而是直接参与影视创作,或为编剧,或为导演,积极“触电”且取得了不菲成绩.刘毅然等作家已执过导筒,不论成败,是吃了螃蟹还是蜘蛛,都意味着许多作家已开始意识到文学与影视的互动、碰撞,不仅解决自身需要,对文学作品传播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正是影视生产的经济利益层面,唤醒了作家们的市场意识和经济观念.1993年,上海的宗福先、贺子壮、陈村等作家签署了对影视剧本稿酬最低标准明码标价的“九三一约定”.作家们的这些做法,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表现了文字写作对影视改编在经济上的自觉要求.当观念逐渐变化后,作家开始考虑改变运作方式,借用了一些商业化惯例,主动运用媒体为作品造势,比如池莉作品《水与火的缠绵》出版前就有报纸杂志广为宣传,大造声势,引起了广泛地回应.作家充当电视节目中的嘉宾,争取率.还有一些作家深谙传媒的游戏规则,制造一些新闻事件来炒作自己;或者干脆当起了电视栏目策划者甚至主持人,更充分运用了影视的传播效力,获得更丰厚的经济回报.那些具有良好市场操作意识和能力的作家,将自己的作品与影视媒体有效地联系在一起,“王朔热”正是文学与媒体结合的结果,刘震云加大了营销策划和实施、执行的力度,推销《手机》成功.显然这些作家不仅重视创作环节,也十分看重已成为文化产品的小说和电影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不仅使其作品的销售量独占鳌头,票房飘红,而且引导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热情.

影视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在中国影视画格上把作家的自身特质作为符号烙印上了,对文学和作家的知名度和社会认同度影响很大,并逐渐形成品牌效应,给观众带来了更明确的观影目标和更多样化的选择,从而既满足了电影市场的需求,也刺激了作家相关作品销量的增加.当然,对影视文化产业来说,文化产品的品牌作用显然十分重要.有的经常“触电”的名作家作品即使不做广告,也能达到轰动效应.在大众传媒有心或无意的共谋下,池莉作品就是一个在文化和经济两方面都有很高效应的品牌.在池莉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热播时,很多人正是通过电影电视而产生对文本的阅读兴趣.作家、作品本身、电视、报刊,以及记者们的访谈等各类新闻,又互相充当了免费的广告,进一步增加了其文学作品的受众群体数量,良性循环,于是就有了令人瞩目的品牌效应.当代一些作家不仅创作方面产业意识增强,而且从文化传播到文化参与的行为活动方式,甚至到生产运营都参与进去,有的还成为主导.比如杨争光辞职创办“长安影视公司”,张贤亮当上了“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董事长.毫无疑问,影视这个巨大推手将作家果断地推向了市场,使作家步入了市场化的轨道滑行. 二、反思:是共荣互惠还是自我迷失

中国开放电影市场,产业化进程加快,由资本进入所带来的产业运作模式与理念,将彻底优化目前的产业结构,最后促成产业体系的多元化.同时为作家的参与和作品流通创造了一些条件,作家进入影视运作的程度加深,随之而来关于作家“触电”的利弊得失,议论纷纷,出现了各种声音,或褒或贬,到底是共荣互惠还是作家自我的迷失呢?我们结合近年来现实状况,来对此进行反思.

从正面看,文学与影视之间的互动其实是资源互补、应该鼓励的好事.影视文化的产业化、多元化发展积极把文学、文化资源放在市场重新配置的过程中,文学资源是影视产业发展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重要支持因素.

就作家一方来说,市场经济这一力量巨大的杠杆作用给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文学界在打破了单一与大一统之后,个人与个性的创造力得到了张扬.苏童、余华、刘恒、池莉、刘毅然、邓一光等著名作家都有所探索,而且成绩斐然.他们的小说一经影视改编后,利用影视所负载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指数,可以达到更广泛传播作品的作用,立即为更多的大众读者知晓,从而带动了他们作品的热销和畅销.

文学改编的畅销使作者的创作步伐与改编步伐也在加快,也成就了一大批随影视而走红的文学明星.周梅森、海岩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只要周梅森的作品一出来,马上就有人找他商讨改编事宜.二月河也因小说改编后热播增加了他的知名度,赢得了小说没能带给他的经济效益.

文学改编对当代作家的审美取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面对影视剧的强大社会影响力,作家的文学书写开始从单向度的文字思维向文字思维与影像视觉思维相结合的双向度的思维转变.作家的文学书写开始有意识考虑大众的审美需求,尤其是考虑导演影像改编的需要,甚至是自觉在为影像改编做准备.这种准备不仅包括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多个层面,甚至还涉及影像的技巧和技法,反映了视觉时代作家审美方式的历史性变革.

而就影视运作一方来说,作家于电影业的意义也远远不止于作家自身发展的需要.电影产业是以创造、营销产品的文化价值为主,传递产品独特的文化内涵的产业形态,它给人们带来丰富的文化享受.因此,电影产业指向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直达人的灵魂深处,也担负着塑造社会文化面貌的责任,它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人们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还有价值取向,进而还可能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得以改变,最终达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中国电影首先有产量压力,尚需大量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剧本,支撑产品的足量生产.而目前大量因为各种政治和经济原因生产出来的产品良莠不齐,都使电影产品的数量与其市场竞争力之间不成正比,影视产品供应的多样性和连续性都比较缺乏.眼下就中国电影产业而言,一个可持续发展、良性运转的电影市场,每年单靠几部像《唐山大地震》那样的大片肯定是撑不住的.电影产品要想扩大市场份额,必须要考虑市场的需求,市场的繁荣必须有产品的支持,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所占比例较高,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壮大和市场培育提供了产品基础,产品丰富了才能得到市场的回报.

在实现电影产业化的进程中,提高电影的质量是一个重要标志,它是电影产品进入市场经济领域的前提.而文字母本即电影剧本更是影视生产的基础环节,直接影响着电影产品的质量和品位,甚至在争取市场投资时起到关键性作用.难怪著名导演谢晋说:“电影艺术的基础是文学.”[3]

目前,随着电影产业发展的不断深化,直接关系产业质量的内容层面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空洞、苍白、贫乏和直露,思想萎缩,而外表华丽、精致,过分膨胀,直至形式远远超越内容,缺少值得品鉴的韵味.所以,我们不能只注重电影产业经济指数的提升而不注重其文化内容的升华,特别是在中国电影的产业规模逐渐扩大、科学技术日益提高的时代,应大力利用和开发作家们丰富的文化资源.作家们以其丰富的题材,深邃的思想,独具魅力的民族特色,精辟的语言可以为电影产业输送别具一格的创意、好看的故事和多样的情绪体验,提供新鲜的思想内容和较高的审美情趣,以此提高电影产业的产品质量,以及文化附加值,逐步扩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尤其如今面对美国文化的进攻和渗透,中国电影更应借助中国作家丰富的资源优势,立土文化传统,通过优美的影像语言传达多层的意蕴,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去吸引观众,盘活市场,促使电影产业在国内形成能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在国际主流市场上取得有利位置.


虽说作家写作被影视推向了市场化的轨道,作家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有其积极影响.但不可否认,经济利益关系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交往之中.很显然,影视的产业化及直观与可观的经济效益对原来仅靠写作为途径实现自身价值的作家有极大的诱惑.许多作家的创作越来越注重影视化的可能,越来越迎合影视的生产逻辑.在创作《大法官》时,张宏森不否认他的创作受到要改编电视剧的影响.有的创作者则是先参与影视改编或做影视剧的编剧,而后再写小说时,其小说的叙述方式显得似乎难以从影视的叙述方式中摆脱出来,甚至还出现先有电视剧,然后再根据电视剧写出小说的情形.《口红》便是池莉先进行剧本创作然后再发展成小说作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产业化开发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错误倾向更应引起人们的警惕.有的作家为巨大利益所诱惑,为金钱写作,为改编而执笔,把文学变成了快餐式商品,结果逐渐磨损了艺术的灵思和审美的意味,长此以往,必然会对其创作的独立性和独特性造成损伤.

有些事实不容忽视,有的小说家们深度介入影视生产后,其叙事的能力和才情或多或少会受到一定影响.像海岩的小说,改编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其创作一直遵循着“爱情加犯罪”的套路;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商业化痕迹更为明显,例如《玉观音》是专为云南省写的命题作品.这样的文字作品,要在小说叙事上有自觉的追求与创新是很难的.

可见,由于媒体对文学的介入以及它们所制造的种种喧哗,再加上选材上的创作意图先行,为迎合市场而用心经营,其结果不但不能对中国电影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反而伤害了作家的品质和声誉.更甚者,如果将利益放在首位,而忘却自己的文学使命,无异于舍本求末.

三、调整:营造一个双赢的局面

当然,目前中国电影市场环境仍需改善,电影市场的管理规范尚需加强,中国电影文化资源还处在短缺的情况下,中国作家的电影产业意识和产业思维尚未真正成熟,尚需进一步寻找可行策略,去生产适应市场需要的优秀电影.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与反思,一部分作家已经率先走出市场的迷思,沉下心来,深入探求文学自身的真谛,关注大众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信念、理想和价值,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同时也不放弃对影视创作的影响和尝试,只是立足点更明确,并试图在小说创作与影视制作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以保证其艺术水准和审美品位.

影视文化的产业意识和产业思维,是从现代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观察的.它是一种市场意识,经营意识,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对于作家来说,不仅要坚守文学的主体性,坚持对人性、生命和宇宙意识进行深层,把深刻的哲理内涵作为恒久启示,而且还应贴近现实,了解市场,尝试多种艺术形式,包括影视创作和生产,这样既有利于自身积累,自身发展,也能创造需求,引导影视消费,向影视产业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文化产品,实现文学与影视产业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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