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色彩下的《申报·自由》

【摘 要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具有浓重的租界色彩,繁华与落寞并存,颓废与刺激共生,“畸形繁荣”的背后掩盖着国难艰危的事实,《申报自由谈》在这座城市中诞生、成长、变革并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蒙上了一层租界色彩.

【关 键 词 】自由谈 上海 租借 文化

“副刊是报纸的相对独立的编辑形态,并富于整体文化和文艺色彩的固定版面、栏目和随报发行的附刊.①”可见,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历史环境孕育了副刊的产生,决定了其发展.《申报》副刊《自由谈》刊行长达38年之久,是《申报》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综合性副刊,在此过程中,上世纪30年代对其的革新,使《自由谈》大放异彩.《自由谈》诞生于上海,主要作者群源自上海,又是在30年代的上海达到巅峰状态,因此可以理解,30年代上海特定的租界色彩,不可避免地像血液一般注入《自由谈》的骨肉中.

一、上世纪30年代上海租界环境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上军阀混战,经济上,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加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而广大内地农村的封建统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中国正经历着政治体制和城乡结构的双重变动,同时社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30年代的上海租界,“畸形繁荣”或许是对它最合适的描述了.摩登、金钱、西洋、奢靡、亢奋、颓废、冒险、刺激、浪漫、失业、革命和等等一切,在当今社会适用于部分特殊群体的形容词,却可以组合成对当时整个上海现状的描述,为这个城市赋予了斑驳而离奇的色调.从民族资本家到知识分子,从工人到农民,他们的思想、感情、命运、心理都遭受着巨大的冲击,中国的每一个阶层,甚至于每一个角落都开始动荡不安,陷入一片迷茫之中等


《申报自由谈》在这座城市中诞生、成长、变革并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蒙上了一层租界色彩.

二、租界色彩映照下的《自由谈》

1、租界文化语境促成左翼文学的发展,成为《自由谈》达到巅峰的契机

30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在上海酝酿壮大起来,一批左翼作家、传播机构和消费群体也主要集中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学创作的大多数作家,他们或者寓居于上海租界,或者曾有过租界生活的体验,租界化的上海为左翼文学的滋生提供了文化土壤,影响了左翼文学的发展.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在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域窦乐安路233号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租界为左翼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较为宽松自由的语境,他们利用租界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有利环境,突破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严密文网,创作无产阶级文学,《自由谈》上才可以涌现出大量积极向上的爱国救民文章.

除政治环境外,“畸形繁荣”的经济生活状况,也促成了左翼文学的发展.上海贫富悬殊,是一座“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②,这里高楼大厦与贫民窟并存,天堂和地狱同在,租界和华界的强烈反差,十里洋场的繁华与亭子间、阁楼和潮湿的窝棚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对于挣扎在生活底线的人群,生存的艰难、人生的失败,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左倾思想,左翼文学喊出了上海底层工人阶级和民众的心声,他们长期受资产阶级和洋人压榨的情绪找到了释放的渠道.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下,左翼文学迅速蔓延开来,许多不得志的上海文人开始通过左翼文学来鼓励自己,而革新后的《自由谈》不仅顺应了左翼文学思潮,成为左翼作家的阵地,同时也满足了广大读者对于左翼作品的渴求.

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在上海租界这样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下,《自由谈》的革新才得以熠熠生辉.

三、“亭子间”作家决定了《自由谈》颓废迷茫的叙事风格

《自由谈》汇聚了上海的一批新老作家,人们常把他们称为“亭子间作家”,可见上海的生活和社会环境对这些作家的创作影响.亭子间的阴暗逼仄影响着上海作家的生活体验和思想观念.亭子间对于上海文人来说就像一只牢笼,四处都是房子,很难见到天空,大都市的繁荣与刺激在这里荡然无存.漂泊在大都市中,局促在弄堂的亭子间里,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境遇在阴暗潮湿的环境愈发衬托了自己的孤独与无助.亭子间作家的笔下充斥着对国家前途的危机感,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极度不满,对当时统治政府和社会现状的愤慨,这一切消极情绪转化成了文章中的颓废色彩.《自由谈》的编辑了解文人当时的生存现状,因此具有颓废色彩的文章会常常出现在《自由谈》上.

生活呆板地像一个机械的运转,每天早起除了洗脸刷牙而外,第一桩事便是寻找我的笔,紧紧的,我的两眼,我的注意力,甚至我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到笔尖,我的脑汁便从笔尖一点一滴地渗出.这时候我是没有痛楚,甚至没有感觉.因为我只是一部机器,脑汁的榨出,并不是一种工作,而只是一种义务等.为了生活,我拍卖了我的灵魂,为了生活,我拍卖了我的青春.我吃自己的脑汁,嚼自己的灵魂,是苦?是涩?也只有自己才知道.天啊!这是生活吗?这样,我所以一看见笔,便存着敌意,便想逃,然而,直到现在我每天还是得寻找我的笔,握着,紧紧地.我想,总有一天得搁下这捞什子,总有一天我得把我的灵魂叫回来.

――赵天任,《无题》,《申报自由谈》,1933年5月10日.

这些生动细腻的描述透露出作者当时复杂微妙的心境,悲凉入骨、无可奈何的沧桑感跃然纸上.至今看起来仍会为当时文人的生存状态寄予同情,不由得感慨万千!

四、《自由谈》幽默嘲弄的话语风格扑面而来

在30年代的上海,打趣调侃幽默倾向被许多学者说成一种“文化风气”,鲁迅曾把这种文化风气称为是“海式的有趣”,他说:“我到上海后,说惊异的事情之一是新闻记者的章回小说化.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只要是失事或遭殃的,便总要受奚落――玩赏的奚落.③”而这种幽默嘲弄的话语风格不仅仅局限于时事性的新闻,以幽默定位的杂志也特别多,滑稽文学作品随处可见.幽默嘲弄的文风应该说是在租界这样特定的生活环境下的产物,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和流行时尚让人们开始应接不暇,中国原有的传统渐渐失去了曾经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人们发现曾经固有的价值观与租界的灯红酒绿相去甚远.另一方面,租界的生活压力、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的邪僻性,无论是文人还是大众都需要用幽默调侃的方式来排解心中的压抑.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并走在时代前沿的《申报自由谈》,它很难为了自身的文学品质而去放弃迎合大众的趣味性阅读,并且当时的作家也是这种文化风气的推波助澜者,因此,翻阅30年代的《自由谈》,幽默嘲弄的话语风格扑面而来.

假如你家里,今天有人来打架,明天又有人来,弄得食不安,寝不安,你也文雅而温柔地,和平而好看地,作个揖,鞠个躬,甚至叩三个响头,“诸位好汉,小生在这里有礼!”天下果有是理乎?我则不能!

不过怒也要怒得恰当,不应该无理取闹,更不应该口硬心虚.张老二兄弟一句话不对头,便马上红起眼睛来打架,这便叫做无理取闹;王大娘被盗窃,吓得躲在棉被里不敢出气,等到强盗走了,便哭哭啼啼在大门口指天划地地骂杀千刀,这便叫做口硬心虚.

然而,眼前我们贵国的张老二、王大娘之流实在太多了,呜呼噫嘻,“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斯怒不出,如国家何?

――黎烈文,《怒》,《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4日.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作者夸大了王大娘被惊吓的情绪,“吓得躲在棉被里不敢出气”还是不至于的,另外,作者毫不避讳地将“”等在当时社会更显露骨的字眼放在文章中,“作个揖”“鞠个躬”“叩三个响头”等等都凸显出了作者夸张嘲弄的语调.这样,上下文轻松幽默的语境和生动夸张的人物形象,使得严肃的话题在消遣的氛围中减少了文章的反思作用,消解了对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民众的同情.但如果我们把这种幽默调侃嘲弄的文风放在租界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或许应该可以理解.

从故纸堆中翻阅上世纪30年代革新后的《自由谈》,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中国近代报学和文学的历史,同时也是一段对30年代那个繁华与落寞并存的“大上海”的回忆;反过来,租界色彩留给我们的除了今天的南京路和霞飞路,更深刻的还有那特殊的文学气息!

注释

①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4页

②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0月第1版,第97页

③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0月第1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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