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原则与文化自信

记得数年前,《军营文化天地》杂志曾经出过一册“人民军队文化基因”的专题.该刊通过词条释意的方式,列举出了几十个能够鲜明喻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年以来文化性格或文化面貌的所谓基因片段,像“人民战争”、“艰苦奋斗”、“革命英雄主义”、“军事”、“抗美援朝”等等,令人印象深刻.这种寻找或者是确立“文化基因”的做法,看似有过于理性和人为设计的成分,但其意义其实是多方面的:由远古、地域、种族集体记忆等条件沿袭而来的相对恒定的文化,当然有一定的自发性,但近现代生活中,从日常习惯到制度安排,乃至价值理想的确立,理性和人为设计的痕迹处处可见.从观念到方法,不同群体间相互引入、照搬和模仿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当下的生活实践中分离出“文化”内容的情况并不鲜见.这样的情况下,从自身的历史,从自我发展的进程出发,寻找和确立支撑群体信念的“文化基因”,就不仅可行,且十分必要,因为我们今天在所谓全球化威势下最常看到的,更多是文化的自我埋没,是模仿照搬,还包括对文化侵略的默认.


但我在此并不是要讨论文化问题,而是想借用文化基因的概念,探寻军旅文学中原创性不足的问题.今天在许多场合,我们都能听到对军旅文学的抱怨和批评,被称之为“母体”的文学创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想,除了思想、艺术的单薄,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文化精神的涣散或者说迷失.从中国历史文化的驳杂纷繁中,我们当然也可以归类出这样那样的军旅文学传统,不过,对于近百年来始终处在坎坷波折中的民族现代化进程而言,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如何在现代语境下回归文化的“自我”,重拾文化的自信.

什么是我们文化的那个“自我”?看百年来的民族振兴之路,仁人志士们奋发图强,都是求他山之石,借域外真理,甚或要进行“换血”手术.作为救亡和解放的决绝之路,这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不过,与线性历史观念同时进入中华文明世界的,既包括了科学、、人道主义、法治精神这样的价值理想,也制造了以“先进”抑或“落后”判定文化优劣的思维定势,特别是某种以物质、技术层面的优越性为“标准”的评判机制,而这样的思维定势或评判机制,对经济社会发展尚处于前现代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却悠久深厚的中华民族来说,当然隐含着巨大的悖谬.那就是,我们总要以一种否定性的力量来鞭笞自身、剥夺自身,我们文明中最有价值魅力的东西——从智慧、思想、审美到日常生活方式,都可能遭到无情的贬抑,到头来,我们的所谓“现代性”,就会成为一个矛盾重重的负担,我们作为群体信念的文化精神,也差不多是分裂的.这当然不是说又要食古、复古,穿唐装汉服之类.但我们的确需要一种理性的清明和坚定.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文化中很多宝贵的积淀:那些圣明的人学,那些道法自然的宇宙观,那些活泼而又悲凉的诗意,对来自域外的唯理主义、唯科学主义——如今可能是唯市场、唯资本主义,正可以构成微妙的反拨与纠正.我们古老的传统,或可经由一种现代的启蒙改造而转化出生机,在新的历史时空继续绽放异彩.经济一体化和正在被重构的现代国际政治图景,所显示出的都是兼容、共存、命运攸关这样的主题,而不是什么没完没了的你超我赶,比赛“先进”,更不是精神上的长久奴化和一边倒.

另外一方面,对文化“自我”的辨识,或者说重拾文化自信,又必须与具体的历史实践活动相结合,也就是要在现代语境中确立我们的文化信念、振奋我们的文化精神.我国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事实上也可以被理解为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最不可忽略的就是中国革命这一决定性因素.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对外强侵略和内部阶级剥削、利益集团倾轧的艰巨而复杂的斗争中,中国革命的壮烈实践可以说史无前例.这场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权易帜和制度变迁,还有意义深远的对文化与文明意涵的重要修正:它以近现代人类文明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创建——社会主义理想为指导,在苦难的东方大陆上尝试一种最终以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价值体系.这样的价值体系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更是与近现代以来的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紧密关联的.而当作为这些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重要源头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与我们自身的现代化诉求相结合的时候,更是产生了一种批判的、完全有可能克服人类社会发展危机和怪圈的文明新特质.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特别是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我们看到其优越性正在逐步显现.

如果我们确信要走自己的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那么百年来牺牲巨大的图强奋斗、曲折坎坷的民族复兴努力,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既有正确思想路径可循,也有珍贵的文化创造可引以为傲.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启蒙、开放、包容,消化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涤荡自身的落后文化毒素,百年历史馈赠于我们的“文化基因”活跃而丰沛.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个体的创作者那里,在他们的艺术思想中,这样的历史内涵,这样的历史精神主线,似乎并没有被作为一种文明、文化发展的要素来把握和看待,从而发育生长出文学和艺术的全新枝叶.当代中国军旅作家们,在体会我们民族正经历的现代化阵痛,在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关注人的灵魂塑造、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至关重要的方面,可以说是现代意识匮乏、思想固陋粗浅,既无文化的“自我”,更不存在文化的自信,原创的能力自然也就不免低下,甚至全然没有.

在某些文学史的编撰中,常常会出现将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分离的做法,似乎那些带有社会改造愿望和热情的作品,那些关注社会现实,吁求社会完善的作品,最终只会沦为宣传鼓动的工具而不会有什么文学性.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一般来说,追究文学本身的规律性问题,发掘文学世界内在的精神探索、情感表达与道德内核,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如前所述,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发展过程的某种“时间差”,造成一种既膜拜“先进”(西方)又要回归自我的矛盾和焦虑;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的发展道路、社会价值理想,包括政治信念,有时候又不够坚定和确信,甚至常常以一种怀疑、反叛的姿态拆解着我们“恒常”的价值系统、精神系统.而这些价值系统、精神系统本身,尚处于一个更大环节,也就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初始阶段,还有待从近现代以来形形色色的思想废墟上重新建构.所有这些不幸的纠结,让那些仅凭一点粗浅常识涉入文学的写作者,根本无从辨识庐山真面目.从文学教育的层面看,大部分中国作家(当然也包括军旅文学的作家们)的准绳,都是非域外即传统,域外文学可能代表了“新”、“现代”和“技艺”之类,传统文学(也包括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则无非孔孟、佛老等原封不动的驳杂遗产.至于文学与人、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特别是制度文化——的关系这些价值层面的东西,要么被巧妙规避.要么不被看重,要么只是做图解式的表达,总之,多无心深入.典型的例证是,当中国的作家、文学批评家们在谈论“生活”的时候,谈论的实际上是往往一种表象,也就是一种抽离了特定社会政治文化内容的所谓众生相之类.换句话,面对粗糙杂芜的世态人情,绝大多数的中国文学都可以做到精妙传神的还原,却较少知性的沉淀和过滤,无从把握“生活”的本质,更缺乏纯粹的艺术理想、生命里想.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我们的大部分写作者,本身也存在思想、意识的现代化问题,是启蒙的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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