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作为原著的第一读者和本土文化的代表者,译者的翻译能够直接反映出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译者的翻译目的及其个性化的审美追求对翻译文学产生了不可小视的影响,直接影响了本土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关 键 词 :译者个性因素；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
译者的个性因素对翻译文学的影响是目前翻译文学史研究几乎被忽略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译者是翻译文学的第一读者和创造者,译者自身的因素决定了翻译文学的形态和内容特征.译者的目的、文学修养和审美素养,译者的个性等都会对翻译文学产生直接影响.译者又是本土文化的代表者,他的译文直接反映出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影响情况.对翻译文学中译者个性因素进行深入挖掘,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中外文化文学的碰撞和冲击过程中,本土文化是如何对翻译文学进行操纵、以及翻译文学是如何接受本土文化文学因素的.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1.译者的翻译目的对翻译文学的影响
影响作品选择和翻译的译者个人因素,首先表现在翻译目的上.比如说,在近代翻译史上,梁启超倡导翻译政治小说,他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小说,是翻译文学,不如说是政治,是改良群治,是宣传西方先进思想的一种手段.严复的翻译也具有明确目的,对他来说,翻译是他直面国情的最佳手段,也是他参与社会政治的最佳手段.因此,翻译必须结合本国的社会实际谨慎的选择,例如,他翻译《社会通诠》,就是与晚清政治文化潮流的一种有机互动,这与他对晚清现实政治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与晚清社会政治人物的种种联系以及实际所担负的职务有关.严复的翻译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把翻译作为一种投身社会政治活动的武器,而不是个人谋生或消遣的手段.从严复的翻译作品来看,他对要翻译的作品都有很深的研究,通过筛选,基本收录了代表西方学术成就的著作.并且,为了借译作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他在翻译中加了大量的按语,以对译文作适当的纠正或者说明,他对政治社会的主张也几乎是全部从按语中来表达的.
现代翻译史上的情况也是如此.茅盾在1920年起草过一篇宣言,主张“介绍新派小说”,必须“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这一点他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阐述得非常清楚.“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也应该是更注意些的目的.等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我们应是不承认的等那属于近代的,如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人生装饰观’的著作,也不是篇篇可以介绍的.王尔德的‘艺术是最高的实体,人生不过是装饰’的思想,不能不说他是和现在精神相反；诸如此类的著作,我们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等于成就新文学运动的目的是不经济的.所以介绍时的选择是第一应值得注意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茅盾的翻译目的是为外国文学建构本土主题和本土文化身份并为本土文化服务：即为进步文学――新文学的建立和五四时期的社会变革提供进步的外国文化身份形象.
再如鲁迅,他早期的翻译活动从动机到实践都是政治性的,他同其他左翼翻译家一样,都认为翻译具有重要的政治使命.他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介绍了俄国、北欧等国家反映人民苦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奠定了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基础.他之所以致力于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翻译,着眼于革命文艺,是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更是与他救国救民的目标分不开的.翻译的政治或思想上的目的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直接产生了影响,译者个人因素在此发挥了直接作用.
文学杂志和文学社团的翻译活动也值得特别的关注.由于大部分社团都有着共同的文化和政治目的,它们的翻译也都集中在某一个领域.社团的文学目标决定着社团整体的翻译选择,这也值得我们重视.比如说1918年《新青年》就推出了“易卜生号”,有目的、有计划、比较全面的系统译介了一个外国作家的生平思想和主要作品.其目的就是为了迎合时代的潮流,推动当时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开展.出于介绍外国新文学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服务和介绍外国新思潮为中国革命服务这两个目的,文学研究会在译介外国文学时特别注意作品的选择,根据社会需要,注重译介“为人生”的作品,并要求原作即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这个标准就充分体现了翻译目的对翻译文学的影响.
2.译者个性化的审美追求与翻译文学
随着社会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兴起,翻译的内容和题材都逐渐发生了变化,翻译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翻译家在选择作品时,政治需要并不是唯一的,他们在适应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往往也注重个性,在选择作品上也能体现出自己的个性化的审美追求,如穆旦的诗歌翻译.穆旦一生翻译了大量的浪漫主义诗歌,如普希金、雪莱、拜伦、济慈、布莱克等人的作品.他对诗歌翻译的选择是当时意识形态所允许并且是鼓励的范畴之内的,穆旦对这些诗人作品的翻译选择体现了他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穆旦背离了他自己的审美原则.只要对穆旦的翻译选择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他在具体选择上还是体现了他的审美趣味.比如说,即使是对拜伦、雪莱的诗歌,穆旦在翻译选择上也体现了他的审美个性：他没有选择更加符合意识形态的拜伦的《该隐》,而是选择了他的抒情诗《唐璜》；没有选择雪莱的政治抒情诗《伊斯兰的起义》、《解放的普罗密修斯》,而是选择了《云雀》等抒情诗.可见,穆旦虽然追求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但没有刻意迎合,在诗歌翻译选择上依然尽可能地贴近自己的审美追求.虽然受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限制,他还是没有违背自己对诗歌艺术的审美标准,在意识形态许可的译介范围内找到了符合自己审美倾向的译介对象.
这种对翻译文学艺术性的强调是近现代翻译家们的普遍追求.对艺术语言的翻译而言,原文文本只是译文文本的一纸蓝图.艺术创作是蓝图的显现,翻译也不例外.从众多名家一诗多译的现象中可以看出,他们各自对翻译文学的艺术性有着不同的理解.要研究他们艺术审美追求的不同之处,莫过于研究他们的翻译风格.从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翻译中,我们最能发现译者的个性.比如说对国内艾略特《荒原》译本的研究,有人指出,“赵萝蕤的译本流利畅达、不失为佳译；等查良铮的译本文字朴实自然,也堪称佳译；叶维廉的译本措辞有佶屈聱牙之处,但也不失为一种风格；汤永宽的译本虽然晚出,但俚语与雅语混杂,行文不够简练.”
笔者在此无意评价这些译本的优劣,只是想借此评论说明,译者对自己的翻译作品是有自己的美学原则的,他们都是试图在译作中体现出自己对艺术的追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赵萝蕤译的《荒原》.她在该译本的“后记”中谈到,她曾就采用何种题材形式设计了几种方案,以便更好地传达原作的风格,比如,采用六朝盛行的骈体,各种文言以及不同朝代的文风笔调,希望“以体裁和文风的多样性从形式上辅助再现诗中采用不同国家与时代的语言、体裁以及包孕复杂文化内涵的典故”.译者个人风格是翻译文学研究所特有的内容之一,我们在写作翻译文学史时,就应该把译者的个人艺术风格作为翻译文学史所特有的内容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