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9世纪的维吾尔族翻译文学

摘 要 :翻译文学是维吾尔族文学的组成部分和主要特点之一.唐宋时代和明清时代是维吾尔族翻译文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以佛教及摩尼教、景教等多元文化为背景的唐宋时期的翻译文学体现出多文化、多语种的特点,明清时代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主的波斯、阿拉伯文学作品的翻译,对近现代维吾尔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维吾尔翻译文学的整理和总结,指出维吾尔族翻译文学的特性以及在维吾尔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关 键 词 :维吾尔文学;翻译文学;9-19 世纪;书面语

Abstract:Translation literature is one part and a maincharacteristic of Uygur literature. Tang, So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important periods of ti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ygur translation literature. The multicultural backgroud with Buddhi, Manichei, Mestoriani and other culture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eads to the multicultural and multilingual translation literature of this period.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ranslation of Persian and Arabic work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ashioning modern Uygur literature. The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ygur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the role it pl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ygur literature by focusing on th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of those two periods.

Key words:Uygur literature; translation literature;9th to 19th century; written language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8)01004016

翻译文学是维吾尔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吾尔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在维吾尔族文学发展历程中翻译文学曾起过重要作用,在一些特定的时期甚至成为文学的主要内容,出现过几次.一次是唐宋时代以佛教为主兼有多种宗教、多元文化背景的翻译文学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一次是明清时代的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以波斯-阿拉伯文学为背景的文学翻译活动,对近现代维吾尔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文学为中心、以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为背景的中外文学翻译活动,维吾尔族的翻译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的维吾尔族翻译文学,数量之多,涵盖内容之广泛是前代翻译文学所无法比拟的.对此,笔者将另拟文作专门论述.

9―19世纪在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维吾尔族书面语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其间翻译文学在书面语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直接参与了维吾尔文学史的建构和民族审美心理的发展.特别是在唐宋和明清两个历史时期的大量的翻译活动,形成了维吾尔族翻译文学的两大特色.本文拟就所掌握的材料,对维吾尔翻译文学的这两个重要阶段作初步探讨.

一、唐宋时期的维吾尔族翻译文学

唐宋时期,由于社会相对安宁,经济发展较快,各民族之间文化交往十分频繁.就文学艺术而言,引进和输出的活动十分活跃,维吾尔族早期翻译文学就是文化交流的产物.

汉文史籍上,对维吾尔民族的自称Uygur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汉字转写,隋代为韦纥,唐、宋时为回纥或回鹘,元以后为畏兀儿,现代则改写为维吾尔.根据史料记载,公元7-8世纪维吾尔人游牧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色愣格河(Selenga)及鄂尔浑河(Orxun)流域一带.8世纪中期(744年)后,维吾尔取代突厥的地位崛起于漠北,建立了强盛一时的封建游牧性质的回纥汗国.8世纪回纥汗国时期,维吾尔族产生了第一批文献,用鄂尔浑文刻成的碑铭,在维吾尔文学中被称为碑铭文学.这一时期是维吾尔语书面语的形成时期,但其使用范围还相当有限.

公元840年在黠戛斯人(今之柯尔克孜)的攻击下,回纥汗国崩溃,维吾尔人一部分留居原地,另一部分人分别往南往西两个方向迁移.向南迁移的,至甘肃的河西走廊,后来发展为现今的裕固族(‘黄维吾尔’);向西部分迁到了新疆,越过天山进入吐鲁番盆地,以后逐渐遍及南疆各地.西迁前维吾尔族信奉萨满教和摩尼教,在进入新疆地区后,在当地居民文化的影响下,逐渐从游牧转向定居的农业生活,建立了两个各自独立的汗国,即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高昌回鹘汗国和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形成了维吾尔两大文化、文学中心,产生了大量的书面文献.这一时期维吾尔语书面语使用的范围较漠北回鹘时期扩大了,它既使用于行政文书中,也使用于文学创作、宗教典籍的翻译及民用契约等方面,语法结构和词汇也比前一时期大大发展和丰富了.

9―13世纪,维吾尔文学开创了新的时代.由于两个汗国所处的历史、地理、宗教等社会条件不同,因而在文学上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一为摩尼教、佛教及汉族文化影响下的高昌回鹘汗国文学,一为伊斯兰教及阿拉伯、波斯影响下的喀喇汗王朝文学.

高昌回鹘汗国,以吐鲁番为中心,东接河西走廊,西至拜城,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由于高昌回鹘汗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高昌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回鹘翻译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古代罗马、伊朗、中国、印度商业文化的相互交流,高昌回鹘王朝的文化、经济都受到了影响,并得到了很大发展.至11世纪,高昌王国成了西域文明古国,民众生活水平提高,音乐、舞蹈、戏剧艺术都很发达,摩尼教、佛教也很流行.文学由于受到了佛教和摩尼教文化的影响,高昌回鹘文学具有了多种色彩和广泛内容.由于回鹘文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广泛应用,必然推进书面文学语言的发展,这时出现了用回鹘文翻译佛教典籍的,涌现出一批用回鹘文进行翻译工作的大师.他们从梵文、汉文和吐火罗文翻译了许多佛经、古典名著和戏剧作品.在吐鲁番、库车、敦煌等地出土的有关这方面的许多文献,表现了回鹘王朝时期回鹘人民的生活、习俗、绘画艺术、音乐舞蹈、戏剧艺术以及书面文学和翻译文学的情况.回鹘王朝时期的翻译作品,除有译成回鹘语的古印度著名童话集《五卷书》、史诗《摩诃婆罗多》外,还有从汉文、梵文、吐火罗文、藏文译出的大量佛经及摩尼教、景教典籍,翻译或改写了许多源自佛经传说、本生故事的文学作品如《两王子的故事》、《神猴与帕德摩瓦提姑娘》、《恰希塔纳依力克伯克》等以及如《伊索寓言》、《圣乔治殉难记》、《三僧朝拜伯利恒》等与景教有关的故事.翻译文学成为高昌回鹘文学的主要内容.“回鹘翻译文学的发展,也是维吾尔古典文学本身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的结果,它为回鹘翻译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内容和方法,由于其他文学题材对它的影响,使它的体制更为扩大,更加波澜曲折,人物性格更加鲜明.” [1:151]

高昌回鹘王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翻译文学作品有《金光明经》、《恰希塔纳依力克伯克》、《两王子的故事》、《伊索寓言》、《玄奘传》、《弥勒会见记》等.本文主要介绍《金光明经》和《弥勒会见记》.

《金光明经》(AltunJaruk)在维吾尔文学史上影响很大,是维吾尔族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僧古萨里(公元10世纪)在维吾尔族文学翻译史上留下的翻译文学珍品.流传至今的这部巨著,有10世纪以来的几种抄本,其中以俄国学者马洛夫1910年5月3日前后在我国甘肃省酒泉县文殊沟发现的本子最为著名.该写本凡397页,现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彼得堡分部.

《金光明经》为大乘派《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简称,汉文译者为唐义净(大唐三藏沙门义净),回鹘文译本是从汉文译成的.这部佛教著作阐明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叙述了与佛祖释迦牟尼生平有关的传说.僧古萨里在翻译《金光明经》的过程中运用了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丰富多姿的表现手法,把说教性很强的佛经和佛教法师的传记故事译成回鹘人民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弘扬佛教教义思想的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僧古萨里特别注重故事情节的生动性与通俗性,运用回鹘语中通俗的语言,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另外,作者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对《金光明经》中的传说、故事进一步润色、加工,使之维吾尔化,表现了译者的创新.其中如《克陶别克的故事》、《舍身饲虎》等故事尤为精彩.下面引《舍身饲虎》一段文字,可见僧古萨里翻译水平:


从前,有位富有的汗王,他有三个可爱的王子.大王子叫摩诃波罗,二王子叫摩诃提婆,小王子叫摩诃萨G88CA.一天,三位王子随父王出城游玩,沿河畔玩耍.可汗离去时,三位王子游兴未尽,要求留下多玩些时间,父王允诺,三位王子便沿河散步,进入河畔的密林之中.他们在森林中发现一只刚刚下崽七天的母虎,由于多天未进食已奄奄一息.三位王子悲怜母虎的处境,商讨救助母虎的办法.大王子、二王子指出母虎只吃活物才能救,而周围除了他们外不可能寻觅到任何活物.无活物喂虎,母虎及虎崽只有饿死.他们悲悯老虎的命运但又无能为力,只好无可奈何离开母虎继续前行.

一向爱护生灵的小王子摩诃萨G88CA听了二位兄长的议论,下决心以自己的身体饲虎.于是他悄悄返回母虎身边,把衣服挂在树枝上,躺在虎口旁.由于母虎太虚弱,连吃人的力气也没有了.小王子用枯枝代刀将自己的身体割破,母虎舔食人血后有了力气,遂将小王子吃掉.

大王子、二王子发现小王子失踪,返回去找,发现弟弟的衣服及地上的骨骸,知道弟弟舍身饲虎了,他们悲痛欲绝.国王与王后也为失掉最钟爱的儿子悲痛万分,他们含泪将小王子的尸骨埋葬,并修建了一座陵墓[2:154].

译著对小王子献身后亲人悲痛欲绝的描写也十分生动.就在小王子舍身饲虎的一刹那王后做了一个恶梦,梦见三只鸽子遭一鹰的袭击,在搏击中两只鸽子得救,另一只鸽子却被鹰叼走.当国王王后得知小王子以身饲虎的消息后失声痛哭,倾诉心中对儿子的无限思念之情:

这是什么灾祸,我的孩子,

我的漂亮的小儿子,

死亡的痛苦为什么

先来把你夺去!

我愿死在你的前面,

啊!我的小太阳!

决不会见到

如此的悲痛和忧伤[2:324].

僧古萨里在翻译中为生动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感情,巧妙利用当时维吾尔诗歌中广泛运用的七音节挽歌体形式,不拘泥原诗的结构和诗句,同时把汉文中的每一首诗改为维文中的两首,几乎等于重新创作.维吾尔族至今还保留着这种哀歌的习俗,这是古代维吾尔族人民中广泛流传的一种诗歌形式.突厥学者耿世民先生对这首诗的翻译作了如是评价:“为了译文的生动、感人,也就是说为了在实质上再现原作所表达的内容,他没有逐句死译,而是采用了古代维吾尔族诗歌中七音节的挽歌体进行翻译.”[2:326]

《金光明经》回鹘文译本依据汉文本六朝文体,文义深奥.但译者却理解准确、透彻,译文忠实,而且语法精当,语言纯熟,文句流畅精美.僧古萨里在翻译时采用维吾尔文语的一些特殊表现手法,译文和原文在细节描写、叙事方式、叙事风格诸方面有很大不同.他的译文表现力丰富,修辞讲究,人物形象塑造栩栩如生,环境和景物描写以及人物心理刻画有较强的抒情性和很高的文学性.维吾尔族学者认为这部作品是维吾尔族小说的奠基之作.他对两种语言掌握的功底和造诣代表了当时维吾尔翻译文学的水平,为维吾尔族翻译文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这一时期又一引人注目的翻译作品是回鹘文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这是一部佛教小乘派的翻译舞台剧.1959年在哈密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写本,剧本共25幕,其序幕1幕,正文25卷,尾声2幕.这是现存我国最早的回鹘文手抄本佛教巨著之一,在维吾尔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写本的记载中可知这一戏剧是从印度传来的,从梵语译成吐火罗语(即古焉耆语),译者为圣月菩萨大师,而后又从吐火罗语译成回鹘语,译者为波热塔纳热克西提•,卡仁摩吉,回鹘语写本成书于9―10世纪之间.

国内外研究者证明,《弥勒会见记》原为长达27幕的佛教剧本,哈密回鹘文写本缺26、27两幕,但比原本多出序幕.吐火罗文、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发现,为我国古代戏剧艺术的发展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它表明回鹘通过佛典的转译,学会了来源于印度的戏剧表演.公元10世纪左右流传于高昌的《弥勒会见记》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剧中人物,并且还有演唱的曲调,已经具备了戏剧的几大要素.

《弥勒会见记》的序文的主要内容为一般的佛教教义,正文主要讲未来佛弥勒的生平,结尾为弥勒解救地狱中受苦众生的情况.《弥勒会见记》运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形象又生动的古代回鹘文学语言,描写了佛之万能、弥勒之仁慈,叙述了佛教理论,解释了佛教哲理,描绘了佛教徒敬仰的未来救世主弥勒的生平事迹.译者的翻译技巧很高,译文完全是艺术创作.每幕都以对话开始,文中语言华丽流畅,感情真挚,故事新颖,形象动人.译者运用多种修辞手法,使作品更加完善.这不仅体现了古代维吾尔文学语言的高度发达,而且说明文学翻译技巧已达很高水准.

综上,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的维吾尔族在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更多地融合了当地的佛教文化,创造了灿烂的回鹘文明.这时的翻译文学作品《金光明经》和《弥勒会见记》等在这一文明的孕育下应运而生.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丰富发展了维吾尔族的书面语,回鹘语成为当时新疆和中亚广泛通用的语言和文字之一;喀喇汗王朝自9世纪以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创建萨吉亚经学院(即皇家经学院)等一批高等学府,为喀喇汗王朝培养了大量的学者、政治家、政府官员和翻译家等专门人才.大约从11世纪开始,其书面语就已开始用阿拉伯字母书写,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开始被广泛使用,形成了不同于北部的书面文学传统,产生于这一时期的《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双语词典,专为阿拉伯人学习突厥语而制作.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世界上较早的《古兰经》译本,即维吾尔文译本就在此时诞生.

这一时期维吾尔族书面语在南北两中心的文献中一般都称作“突厥语”.北部文献则有时称为“突厥-维吾尔语”,而南部文献也被称作“喀什语” 或“哈卡尼亚语”(王朝语言).在这一时期,维吾尔语的书面语中维吾尔族区别于其它亲属语言(如乌古斯、克普恰克语族诸语言)的主要特征就已经确立,它曾对当时及以后对周围各民族(尤其是中亚各突厥族)书面语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15世纪以后的中亚察合台书面语就是在这一时期维吾尔族书面语影响下形成.这时还产生了专门的知识阶层和专门从事书写职业者“必替个七”(itikchi)[3:38] ,那些从事书面翻译者被称为trjiman(翻译者),口译者则被称为“提力七”(tilqi,类似于汉语中的“舌人”).

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是翻译文学以多元文化为背景,翻译作品呈现出多元文化特色,文字涉及多语种,形成了具有地域和民族风格的翻译技巧和方法;其二是在翻译文学的帮助下,维吾尔族不仅了解了外来文化,其文学还吸收了不少文学创作题材和具体情节;其三是宗教典籍中有特色的文学片断,如相当数量的童话、传说、故事、诗歌等体裁的作品,通过翻译,在民间广泛流传,具有广泛而持久的生命力,成为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

二、明清时代维吾尔翻译文学

12世纪初, 契丹人创立的西辽王朝归并了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在内的疆域辽阔、种族和语言成分繁杂的帝国.回鹘人和其他突厥语民族聚居的地区是西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区.回鹘人和其他各民族共同为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时中亚突厥语各部基本实现了“伊斯兰化”.

西辽末期,成吉思汗已经统一蒙古各部,积极拓展自己的疆域,高昌回鹘王国成了蒙古汗国的属国.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将蒙古汗国的领土分封给他的4个儿子,其中次子察合台分得西辽故地辽阔的草原和农业地区,史称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不仅地域辽阔,民族和语言成分复杂,伊斯兰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天主教等都有流行,文化差异较大.

从中古维吾尔语书面语过渡到近现代维吾尔语书面语就发生在这一时期.14―16世纪,在这一广大地区生活的使用突厥语诸语言的人民中通行一种共同的书面语言,学术界称为察合台语,以此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被称为察合台文学.察合台语书面语中波斯语阿拉伯语的成分较多,维吾尔族一直使用它到20世纪初.高昌汗国并入察合台汗国后,也逐步伊斯兰化,南北维吾尔文学合二为一,逐步使用共同的书面文学语言,这使得文学作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的传播有了可能,出现了一种从语言、题材、内容、体裁到风格都具有共同特色的察合台维吾尔文学.

15世纪,新疆南部又出现了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地方政权,史称喀什噶尔汗国;因其统治者后来常驻叶尔羌,也称之为叶尔羌汗国.叶尔羌汗国时期维吾尔族文化艺术有了较大发展,有大量文学历史艺术著作问世,对维吾尔书面语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叶尔羌汗国时期的文学被称为叶尔羌文学.

18世纪,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和和卓骚乱,稳定了新疆的局势,恢复了新疆和祖国大家庭的统一.在这种和平的形势下,新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更加密切.

维吾尔翻译文学在察合台汗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当时维吾尔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维吾尔翻译文学的又一重要时期,时值汉族的明清时代.此时,新疆全境早已成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地区,阿拉伯-波斯文化在这一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表现为这两种语言同时在该地区使用.17世纪时,新疆地区文人学者、社会贤达乃至官僚幕府都喜欢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交际,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创作诗文.到了18世纪,为满足读者需要,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文学作品翻译为察合台文,成为当地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学者们的一件乐事,出现了一大批文学翻译家,有数量可观的翻译文学作品问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翻译作品是《卡里莱与笛木乃》、《王书》、《一千零一夜》、《拉失德史》、《玉素甫与祖莱哈》等等,汇成维吾尔翻译文学的洪流,对维吾尔书面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不同于唐宋时期的翻译文学,由多种语言和多种文化背景转向单纯翻译阿拉伯、波斯文学作品,由介绍多种背景的文学转向集绍伊斯兰教文化中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从事翻译活动的翻译家都是精通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双语人才,他们用当时的文学语言――察哈台语进行翻译,把东方文学的精华源源不断地输入维吾尔文学宝库,取得了可喜成就,丰富了维吾尔文学的内容和维吾尔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造就此后的维吾尔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毛拉穆罕默德•,铁木尔及其译作《卡里莱与笛木乃》

《卡里莱与笛木乃》(Klil wdimin)即印度古代著名的古代寓言和童话故事集《五卷书》,译者毛拉穆罕默德•,铁木尔为喀什人,生卒年不详.他是维吾尔族著名翻译家,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根据当时喀什噶尔行政长官依玛木•,穆罕默德的建议,毛拉穆罕默德•,铁木尔于1717年将波斯文《卡里莱与笛木乃》译成维吾尔文,并取名为《醒世警言》.他的译作有一个特点,即他在译作的前言里,对《卡里莱与笛木乃》的问世、作者、原文译成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等语言的概况作了全面介绍,探讨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译作的风格,也论及自己译成维吾尔语的理由及经过,对我们了解和研究东方国家文学的交往及其文学翻译有较高价值.特别是他对阿拉伯文译本和波斯文译本的风格的比较和评价,是维吾尔族翻译文学理论探讨的早期成就.他在序言中还用诗歌发表了自己对这部东方文学名著的赞叹:

每一段故事像一座园圃,优雅、清新,

又宛如深沉黑夜中的明灯,

装点苗圃的是那花一般的语言,

她使故事永远留在人们心间.

语言像蜜糖一样沁人肺腑,

内容像美人的头发一样让人眷恋[4:95].

他指出自己之所以翻译《卡里莱与笛木乃》,不仅由于这部作品语言精美,故事生动,更重要的是隐含在故事中的做人规范和处事标准,蕴含于书中的人人必须具备的美德和深奥的学问吸引和打动了他.虽然篇幅巨大,内容深奥,但毛拉穆罕默德•,铁木尔终于完成了翻译任务.

毛拉穆罕默德•,铁木尔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一些创新,在原有的基础上,对一些重要环节穿插诗歌点名题意.这些诗歌不仅显示了译者的文学才华,而且以诗的艺术增强了译文的感染力,使译文融入了维吾尔文学的民族色彩.《卡里莱与笛木乃》梵文原本共16章,波斯文译本删掉了与正文无关的两章,译了14章.这样,毛拉穆罕默德•,铁木尔的译本包括他写的前言、绪论和正文14章.

《卡里莱与笛木乃》的翻译在维吾尔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许多故事已经成为维吾尔人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中的《老虎和兔子》等就与《卡里莱与笛木乃》中的《小兔子和雄狮》类似.《卡里莱与笛木乃》对维吾尔文学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王书》的多种维吾尔语译本

《王书》(Xahnam)汉文又译作《列王书》、《列王传》、《帝王书》等,是波斯著名诗人菲尔多西的代表作.这部英雄史诗成书于公元999年,约6万节双行诗,合12万行诗.它简要地介绍了波斯历史上50个帝王的生平事迹,还收集了几千年间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传说.

这部作品先后几次被翻译为维吾尔文.据记载,1678年,维吾尔文学家阿洪毛拉•,夏•,伊吉拉尼曾用史诗文体将《王书》译成维吾尔文,但未流传下来.大约在18世纪,维吾尔翻译家帕孜拉•,哈姆西•,叶尔坎迪和夏•,穆合买提•,霍加尼扎木丁•,喀拉喀西又把它译为维吾尔文.译本共有428页,译文书名为《王书的突厥语译文》,现存新疆社会科学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利用了维吾尔语的特点和韵律形式,译文中很少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部译本对研究18世纪维吾尔翻译文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王书》在维吾尔文学中很早就产生影响,熟知波斯语的维吾尔人都熟悉其中的故事.《王书》维吾尔文译本问世后,其影响扩大,一般平民百姓也有机会直接阅读.从此,《王书》中的故事片断和英雄人物在维吾尔人民中间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菲尔多西本人的名字和《王书》中英雄人物如斯坦姆的名字至今被用作维吾尔族男子名.

(三)阿不都拉汗•,马合苏木与《一千零一夜》

阿不都拉汗•,马合苏木为阿克苏人,生卒年不详,是阿拉伯民间文学巨著《一千零一夜》(min bir kiq)的维吾尔文译者.根据译文风格来看,作者可能生活在18世纪.译出《一千零一夜》这样内容广泛的文学巨著需要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阿不都拉汗•,马合苏木不但具备足够的文学素养,而且具备语言、历史、、天文、地理、风俗等诸方面的知识,精通阿拉伯语,了解阿拉伯社会,对原文了如指掌,译风严谨,因而译文形象感人,句子流畅易懂,必要时适当加注释,表现出了一位翻译家高超的翻译技巧.《一千零一夜》译文的问世,丰富了维吾尔文学宝库和维吾尔语语汇.《一千零一夜》对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清之际的维吾尔族翻译文学作品并不仅限于这3部,我们还可以列出一长串译者和翻译作品的名单:毛拉穆罕默德•,铁木尔在翻译《卡里莱与笛木乃》的同时,还翻译了波斯著名诗人阿不都热合曼•,加米的叙事长诗《玉素甫与祖莱哈》,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和毛拉尼牙孜•,叶尔坎迪曾先后将《拉施德史》由波斯文译为维吾尔文.18-19世纪一些佚名译者的译著流传了下来,如《大流士传》、《斯坎德尔书》、《赛福里木吕克长诗》、《马立克•,艾吉代尔长诗》、《米赫鲁玛赫长诗》等.1800年,霍加亚古柏•,叶尔坎迪将生活在印度的突厥诗人埃米尔•,霍斯佬•,德黑里维用波斯文写成的《四个托钵僧》译成了维吾尔文.

明清之际维吾尔翻译文学较之唐宋时代有很大不同,形成了明清时代维吾尔翻译文学的特色.这首先表现在由于思想文化逐渐伊斯兰化,翻译文学作品已由多种语言和多种文化背景转向单纯翻译阿拉伯、波斯文学作品.其次,翻译作品文体不同于唐宋时期,有小说、叙事长诗、史传作品等,为此时的维吾尔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创作领域.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是维吾尔族翻译者对史传作品的翻译和创作.如前文所述波斯古典传记作品《大流士传》、《斯坎德尔书》等作品的翻译,使此后清代维吾尔文学中的传记文学迅速发展,掀起了传记创作的热潮,出现了传记创作合集(维吾尔语称为“巴雅孜”).这些作品的问世,得益于大量历史及传记文学翻译作品的影响.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与文学翻译紧密相连,翻译文学越发展,对文学创作的促进就越大;而文学越发展,就越需要更多更好的翻译作品来满足创作者和读者的需要.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再次,此时的维吾尔族翻译者大多是作家、诗人或学者,他们没有仅仅停留在一般的翻译上,而是开始注意翻译的风格和技巧等有关翻译理论的问题.作为译者,他们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建立在扎实的翻译实践基础上,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三、结语

从上述维吾尔翻译文学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维吾尔族翻译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该民族所生活的地域及多元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西域这块翻译实践的沃土为维吾尔族的翻译活动提供丰富的养料,使维吾尔族自9世纪以来的翻译文学成果,成为不同时代文学交流的陈列馆.维吾尔翻译文学概括起来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9―19世纪的维吾尔族翻译文学涉及语种多,文学形式多样.在唐宋时期翻译语种涉及梵文、吐火罗文、汉文、藏文等,在明清之际主要有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翻译文学涉及的文学体裁有诗歌、戏剧、小说、传记等.翻译文学成为维吾尔族了解外来文化的重要窗口,维吾尔文学创作者从中吸收了不少文学题材和具体情节,文学创作得到丰富和发展.这是维吾尔文学历经漫长历史但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第二,双语人或多语人创作中隐含的翻译文学因素引人关注.西域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是翻译文学的沃土和翻译人才的摇篮.得益于各民族的接触,维吾尔族中涌现出不少双语和多语人才.这些人有的是宗教学者,有的是文学家、诗人,有的则是历史学家或语言学家.双语和多语人身份使他们在文学创作中,能引进一些别样的题材、人物、情节,极大地开拓了维吾尔族文学创作领域.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维吾尔族著名学者法拉比(870―950),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由于他在哲学方面的突出贡献,他翻译方面的功绩被忽视.他翻译和诠释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修辞学》、《范畴篇》、《解释篇》等,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介绍给阿拉伯世界,后来西方学者从他的译著中找到了亚里士多德失传的作品.察合台汗国时期学者拉勃胡兹(1279―1351),精通波斯语、阿拉伯语、文学、哲学,并爱好史学,他创作的传记《先知传》(又译作《拉勃胡兹故事集》)在维吾尔文学传统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了阿拉伯、波斯文学的特点.有趣的是,他用察合台文创作的《先知传》,在1310年被波斯人翻译为波斯文,命名为《拉伯胡兹故事集》;至1796年又被翻译为喀什噶尔方言,书名仍为《拉伯胡兹故事集》,流传至今.一部文学作品在不同国家和民族间重复翻译的情况,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值得研究.又如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族的桂冠诗人纳瓦依(1441―1501),擅长用波斯文创作,将波斯叙事长诗“海米赛”(Hamse, 波斯语为五卷、五部之意)的模式引进维吾尔族诗歌创作,直接借用波斯文学中的体裁、题材、人物和情节,开创了维吾尔文学中“五卷诗集”创作的时代,极大地推动了维吾尔叙事长诗的发展.是否可以将其称作模仿文学、承袭文学这一点尚待探讨,但这些双语诗人创作中含有的翻译文学因素对维吾尔文学创作的影响却是翻译文学可以研究的问题.

第三,翻译与再创作相结合的翻译方法,是维吾尔族翻译文学的又一特点.这在明清时代的维吾尔族翻译文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由于翻译家大多是自身修养较高、造诣较深的诗人、学者,他们的文学翻译活动并不局限于翻译异域文学作品,而是依靠自己的语言功力,使翻译尽可能贴近本民族文化和语言习惯,这就使与再创作相结合的翻译方法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翻译方法.如由印度梵文《五卷书》译成波斯文《卡里莱与笛木乃》的过程中,就有了波斯本土化特点.在此基础上的维吾尔文译本,语言生动流畅,穿插于其间的诗歌体现了维吾尔文学的民族特性.作品中的很多故事很快口耳相传流传深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化入维吾尔族民间口头文学.如果从维吾尔民间故事的题材、情节、人物等方面进行认真研究,就能发现外来民族文学的影响在民间口头文学中所占的比重.

第四,9世纪以来的维吾尔族翻译文学传统,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翻译者,同时也造就了翻译理论家.明清时代的维吾尔族翻译者对翻译文学有较清醒的自觉意识.他们既是诗人、译者,同时又是研究者,他们对翻译文学作品的语种、翻译风格和技巧、体裁和题材等的探讨,都是文学翻译活动中的理论问题,而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正是翻译文学的研究领域.

对维吾尔族翻译文学的梳理可以得到一个启发,即翻译文学研究应该从翻译实践自身去审视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千年的维吾尔族翻译文学实践经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相关的实质性问题如译者、译本、翻译风格以及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背景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和总结.这些尚待研究的空白点,远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解决得了的.本文的写作目的也正在于希望以此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打通维吾尔翻译文学通向中国翻译文学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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