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将“蠢事”作为切入点,意在通过沈从文对乡土中“蠢事”的书写出他对乡土生活、文化冲突的态度、转变及其矛盾的复杂性.从文化冲击的不可抗性到都市文化改造的徒劳反思,再到封闭性地消解改造,沈从文经历了一个真正面向乡土的过程.但过程中的思维矛盾显而易见,那是一种即使是有意识的转变也无法回避的焦虑.
关 键 词 ：蠢事,文学理想,沈从文,转变、复杂性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3-0000-01
文学理想研究是窥视沈从文文学大厦内部格局的基本问题.沈从文自己明确提出：“（文学要完成的）一是健全纯洁新的语言文字,二是把它用来动摇旧社会观念基础.”［1］他的文学理想的成熟阶段是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后期.就在这样一个阶段中,他的文学理想仍然是颇具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本文选取的三篇小说的创作贯穿这一时期.
“蠢事”的本意实际上是强调所做之事的无效性或结果的扭曲.但在沈从文笔下多了隐含其中的生存哲学、外界关注、评判视角和作者态度.文化对抗中的牺牲之蠢、做不可抗之事的改造之蠢、纯粹的生存状态的天然之蠢,三者之间呈现出一个变化过程：被改造的不可逆转,改造的可逆转,改造的消失,表达沈从文最终回归建构民族天然性的文学理想.在这个逐步变化的过程中、成熟的文学理想背后也表现出深刻的矛盾性.
一、被动的“蠢事”――“野人”的牺牲之蠢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创作于1929年3月的上海,沈从文已“南下”一年,对于都市的繁华与堕落也已领悟的相当深刻,对故乡的纯粹与美好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这种天然纯美之气、真诚从容之心,成为了沈从文表达文学理想的优质载体.
这篇小说是一首乡村文明的挽歌,轰鸣着乌托邦的幻灭之音.泛指的“七个人”、落寞的“最后一个迎春节”预示了一群人、一个地域甚至是一种文明的最终陨落.作为主角的七个人,是这一文明的最后抗争者、坚守者和牺牲者.无论是以针尖对麦芒的方式,还是以温情回避、逃离或牺牲的方式,乡民的一切对抗行为必将成为徒劳,这种徒劳因其无效性成为“蠢事”之一.这七个人被作者塑造成近乎完美的一群人,这种完美同时造就了思维的单纯.他们最终选择极端的驱赶方式和世外逃避,“野人”生活势必消逝在社会进程中.沈从文对这样一桩“穷途末路”的牺牲之蠢显然并没有持批判或失望的态度,他的消极态度反而是对现度文明的地毯式发展现状,对乡民仅仅是深深的同情、无奈.作者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挽回某种生活、某种文化,而是在于人是否得到启蒙和转变.此时作为沈从文文学理想的重要方面,苗乡“被进步”的必然结果揭示了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改造的不容动摇,而人应当保持的是改造之后仍然真诚质朴的心灵.
二、主动的“蠢事”――《虎雏》的改造之蠢
在《虎雏》这篇小说中,“蠢事”的主体由《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的乡民变成了他们的对立面.主人公代表了一种外部的城市文明,虎雏则是乡村文明的代表,整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文明入侵、外部改造的失败隐喻,隐秘表达着对改造的反思和批判.
但《虎雏》并不能简单定义为作者的一味批判,而是隐藏着作者非常复杂的文化心理.在《虎雏》中,改造成为一件“蠢事”.沈从文的城市生活几年有余,无可避免地受到城市文明的熏染,或主动或被动地感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优势.他虽然最终表达了非改造的意愿,但在改造过程中隐藏着他个人改造的痕迹.较之上一篇小说,沈从文对现代社会物质、意识的入侵采取了两种不同但又一脉相承的态度：从文化入侵的不可抗到以入侵者角度宣布入侵失败,从客体的逃避到主体的自我反思.这是一种思维变化的开始,是他的文学理想国建构过程中的一段坦诚过渡.他通过一次失败的改造、违背天性的改造发现,摆脱悲剧的方法即是改造主体的自我反思、自我救赎,发掘事物的天性及美好才能拯救那些被动、简单、善良的“乡下人”.这也说明,在沈从文眼中,这样的“乡下人”是不需要以所谓的文明方式进行改造的.
三、纯粹的“蠢事”――《边城》的天然之蠢
《边城》是沈从文文学理想建构的集大成者,更是其天然文学精神的一种回归.当世人勿以社会普遍人道来看世界的时候,对“蠢事”的理解也会完全不同.“边城”里的“蠢事”已经成为深入骨髓的民俗行为,融入他们的生活何灵魂,是一种心灵的外在表现,一种文学理想的表达,一种浪漫主义想象.
从改造的必然到对改造的反思,再到改造的最终消失,表达了作者明朗的文学理想主线,但实质的文化冲破却不可避免.翠翠同她的母亲非常神似的成就了的两个唯美的爱情悲剧,从表面来看,造成这两个悲剧有很多人性的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翠翠的母亲为何选择殉情的方式去守护自己的爱情,正是由于道德标准仍然可以判定一个女人的行为操守.再比如,探讨傩送选择走“车路”还是走“马路”、“渡船”还是“磨坊”,这实际上也是世人眼光的重要投射,是关乎一个年轻人物质未来的重要抉择.悲剧看似都是“蠢事”之下的温情悲剧,但其内在却是道德的缓慢入侵、现代文明逐步渗透的结果.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虽然始终如一,却时刻隐藏着作者无法屏蔽的一以贯之的文化焦虑.文学世界无论以如何理想的形式存在,实际上都是现实对理想的一种驱逐,是一种精神的负隅顽抗.从独特的湘西文学世界来讲,沈从文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但从现实的渗透和故事的发展结局看来,他却是一位最本质的现实主义者.这种相反形式的思维结合,使他的作品充满了矛盾和复杂情绪,使故事既在逻辑之内,又超乎逻辑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