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曾说过：“再没有比界定一代人的含义更困难的了”,因为“一代人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始和结束,他们属于一种连续不断的运动”.但是,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所造成的明显的历史断裂和时期区分,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呈现出明显的代层变化,这使得从代际出发进行研究成为比较通行的做法.年代出生的批评家的崛起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件大事,他们如集束弹一样出现在当代文学批评的舞台上,虽然由于时间的连续性以及代群中的分化现象,对于代的划分并不完全准确,部分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如张柠、陈晓明等更多地具有20世纪60年代生人的气质.相比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20世纪60年代的批评家的数量相当可观：王光东、李洁非、汪政、吴俊、王彬彬、张闳、张颐武、张清华、李杨、杨扬、李敬泽、洪治纲、郜元宝、吴义勤、何向阳、施战军、张新颖、邵燕君、葛红兵、黄发有等,和他们的上一代不太一样的是他们大都接受过系统的学院教育,取得了博士学位,是中国主要高校的教授、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等,说他们是当今文学批评的中坚力量并不为过.
相比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丰富的社会经历和动荡的心路历程来说,20世纪60年代批评家的经历相对平淡些,但他们受“”影响较小,而同时又完整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的风风雨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价值重建、理想主义、人道关怀、知识分子精神等所以他们成长的环境相对来说是更为宽松、健康一些了,其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等方面均有了较大的不同,这也是他们与其前辈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所在.当然他们也经历过从“”到新时期的社会转变所造成的巨大的精神落差.王宏图的表述很有代表性：“在我们贫瘠而苍白的童年,我们被亲切而又武断地告知,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和地球上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劳苦大众比较,我们有幸享受天堂的富足与美满.我们年年月月时时地高呼着打倒牛鬼蛇神和帝修反的口号,吟诵着光芒四射的词句,陶醉在不知其然的所谓的献身的热情中”,但是,当他们长大成人、改革开放使他们有机会放眼看世界时,“长辈和老师们长年累月在我们头脑中苦心浇铸而成的海市蜃楼般的理想王国崩坍了.我们从一个恶作剧般的噩梦中醒来.先前紧紧锁着的窗打开了,一个宏大的新世界展露在我们眼前：自欺欺人的神话在一夜间被打得粉碎,我们不但不是生活在天堂里,而且还面对着令人难堪而又难以忍受的贫困与落后.我们变得空前清醒,但我们也丧失了最可宝贵的东西――信仰,我们一时间变得一无所有,我们什么都不相信.这一冲击波的力度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才完全显露出来.这成了我们这一代人不可药救的痼疾.”这样的表述应该说确实揭示了一代人成长的某种普遍性特征.
虽然他们说“什么都不相信”,但实际上他们对“个体”有无限的崇信,他们成为“个体的一代”或者至少是“准个体的一代”.经历的平淡使他们成为难以命名的一代,不过他们也拒绝被命名,因为“个体”、“个人”是他们的标志,他们从精神本质上拒绝被统一到同一个称号之下,而且“在内部的个体之间,我们也没有像上几代人那样,你我他之间有那么多共同或共通之处”.所谓“六十年代”“是别人强加的,我们彼此间并不认同和沟通,原因很简单,也触及了根本：我们还无法把自己表达出来,凭什么来认同和沟通?”面对上代人对他们缺乏人文精神的指责,他们自认为并不缺乏人文精神,如王宏图在《关于我们这一代人》中所说的,“我们与前辈人的分岔点在于我们心目中的人文理想立足于我们的个体生命存在,而不是凌驾于个体之上,专横地控制、阉割个体的形形色色的群体组织机构和价值信仰体系,不管它们涂抹着什么样的色彩,允诺着什么样的拯救”,“个人精神的独立追求与自我完善比忘情地投入社会生活、殚精竭虑地作种种救世的高贵尝试更为重要”,因为,“个体的生命是一切价值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人文精神”讨论中虽然也有他们的声音,但却是解构式的,张颐武毫不客气地称之为“最后的神话”.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使他们把批评当作“自我的发现与确认”（洪治纲）,因而不甘于做“在边缘处追索”（张颐武）――他们的边缘相对于“四五”一代隐喻及对抗意义上的边缘,是一种所指意义上的边缘,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所以才会去做“无边的挑战”（陈晓明）,才急于发出“我们的声音”（张新颖）,以明确的姿态表现出对于霸权的挑战和对于自身话语权的渴望.“声音”可以说是理解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的一个关 键 词 .这种对自我、对个体的追求也体现在他们的批评中,陈晓明的解构主义、张清华的启蒙立场、张新颖的审美批评、郜元宝的语言追求等迥然不同,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的批评家同时崛起但却各有面目、难以混同的原因.
青年批评家的个体主义的形成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有关.这一时期李泽厚对于康德哲学的述评、刘再复对于主体性的阐述,无不激发了他们对于自我、对个体的认识及认同；而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更是如王宏图所说“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文化立场的一个核心内容”,“反抗荒谬、追求自由、独立地选择自身的生活道路、充满的生活成了我们的座右铭”.因而无论是尼采的“强力意志”及“超人”学说、萨特的“自由即选择”、“他人即地狱”,还是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等思想无不投合他们年轻叛逆、拒绝平庸、追求超越的青春期心态.在这些存在主义者中,尼采的引用率是较高的,且不说以“酷评”知名的葛红兵,即使一直以细腻的文本分析、文本体验著称的张新颖,其批评文本也经常见到尼采的名字,虽然他们是如此不同――张新颖因为对于语言的敏感、对于表达的焦虑而引用尼采,主要取的是尼采对于语言膨胀、臃肿的痛恨；葛红兵则因为自身思想、立场的叛逆而引尼采为同调.
除了存在主义哲学,精神分析学说、后结构主义等也深深地影响了这一代人的思想：弗洛伊德对人的无意识世界和内在的精神动力结构的精湛描绘,使他们不再相信完美的道德,对自我、对人本身有了更深的认识；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对于现存秩序的批判,使得这丧失了信仰、既不会高唱理想主义的挽歌,也难以认同消费主义的现实的夹缝中的一代,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批判的与力量.另外,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新批评及叙事学等形式主义文论的输入,使他们对在现当代文学及批评中一直受到忽略的形式问题比较敏感.他们将自己所精通的这些丰富的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对于在20世纪80年代盛行但较为空疏的印象主义批评是一种反驳,对于批评的专业化和学院化的形成也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