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来“个人化写作”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个人化写作”无论如何是难以绕开的,它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文坛掀起过轩然大波.不仅仅在创作界,许多作家扛起这面大旗,进行文学创作的多种可能性尝试,如晚生代创作、另类创作、女性创作等等成为它的历史见证,而且在理论界,许多批评家也忙不迭地运用各种文论资源,对它进行归纳、概括、批判、导向.与以前的文学经验不同的是,“个人化写作”在当下并未成为定论,它得以“显赫”存在,正是由于各种不成章法的创作实践和歧义纷纭的理论争鸣,从而构成世纪末充满学术诱惑的文学景观.十多年过去,“个人化写作”尽管在文坛已从当初的狂热逐渐冷却,或者潜在地成为当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精神潜质,然而,从历史与理性的角度,对“个人化写作”现象所包括的内涵、出场背景、具体内容及其成就和局限等进行学术清理,仍有现实的必要性和文学史价值.

一、 什么是“个人化写作”?

什么叫“个人化写作”?作为90年代文学的关 键 词 之一,“个人化写作”究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还是构成一种已由此而上升的理论形态?

不管后来的理论界对“个人化写作”的争论如何,大家比较广泛的看法就是“个人化写作”能够在90年代掀起波澜并对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最初得力于著名女作家陈染在《花城》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个人化写作”的论文.基于自己的创作实践,她认为“个人化写作”应该摆脱过去的那种公共叙事,返回一直被遮蔽的私人生活.相对地说,这种概括既缺乏学理,也不系统,但对文学偏激的认识却触动了文学僵化的神经并在争鸣初期遭到猛烈攻击.比如樊波就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引经据典地对陈染的“个人化写作”进行概括并质疑：一是代表质的“个体”与代表量的“群体”是否分离?二是与那种由于被压抑而导致残缺、不完整和有局限性的“公共人”相比,个体是否就表现为多元、复杂、纷乱的私人生活及其状态?弗洛伊德、荣格、柏格森等人在分析人格构成时,曾提出可以从集体和个体两个层面来进行区分,马克思也承认属人的阶级性和个人性.这种质疑因此启发一批青年学者借助西方的哲学理论来重新解读中国的写作传统,他们认为,从文学产生伊始,就存在着两种写作方式：“一种是面向社会和群体命运的探索,以普遍性、权威性和文本开放性为表现特征,以代言人身份写作的宏大叙事；一种是面对个体生命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以个人性、主观性、内在性为表现特征,以自言人身份进行书写的个人叙事.”（1）前者是传统文学发展的主流状态,但却是一种伪写作；后者是传统文学发展的边缘形式,但却是一种真正的写作.对传统文学作如此二元的划分,这显然具有生搬西方的文学理论来简单地裁决中国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丰富而复杂的文学事实之嫌；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个人化写作”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而其身份却未被合法化时理论界的焦虑状态.不过,这种论述确实为“个人化写作”寻找到了坚定的历史依据,此后,许多对“个人化写作”的讨论就是在默认这种依据的基础上而一一展开的.

葛红兵在研究“五四”文学时,认为“五四”文化的转型就是从过去的本位文化、集体本位文化、实用理性文化向感性本位文化、个体本位文化、审美本位文化过渡,这种潮流一直到90年代才被接续,并且具体体现为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转型；周作人在论述“五四”文学革命的功绩时,曾说过第一就是“人”的发现,葛红兵则更进一步认为90年代文学就是对“身体”的发现,因此,在探讨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时,他是把“个体化”和“身体化”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涉及一个关于“个人化写作”的关键问题,即身体既是理性,又是感性；既是肉体,又是思想；既是审美,又是日常――福柯的身体学理论无疑为之提供了认识的多种可能性,所以从身体的角度来探讨“个人化写作”,一方面解释陈染现象的独特性与命名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为“个人化写作”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广阔前景.诚然,任何文学理论都是来自于对文学创作的概括与提炼,然而,学术界试图为“个人化写作”进行科学的定义时,却又因对创作现象的过度追踪而导致其概念的单向化,其时“女性创作”在由陈梁、林白等向卫慧、棉棉等位移时,市场操作使取代身体,纵欲成为身体解放的主要趋势,以前对“个人化写作”所设定的个人感受、价值立场、叙事方式等几个支点,在卫慧、棉棉等人的颓废写作的对照下轰然溃败,“个人化写作”也因对的过度宽容而自掘陷阱,沦入“非写作”的尴尬,这种对“个人化写作”的探讨已走入困境.

试图从这种困境突围并重新梳理“个人化写作”的理论资源的是诗学家罗振亚、王光明、王家新等人,以新诗尤其是“十七年”以后的意识形态写作和80年代包括政治诗、文化诗、哲学诗在内的集体性写作作为参照物,认为90年代的先锋诗歌乃是对之进行定向反拨的结果,“个人化写作”就有了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下的特指内涵：一是它拒绝普遍意义的话语实践,疏离意识形态化的重大题材和时代的共同主题,更重视个体感受力和想象力；（2）二是“个人化写作”也不能和风格写作、个性写作以及狭隘的“私人写作”相提并论,它是诗人从个体身份和立场出发独立介入文化处境,处理时代生存、生命问题的一种话语姿态和写作方式,它常常以个人方式承担人类命运和文学诉求,弘扬个人话语权力,源自个人话语又超越个人话语；（3）针对把“个人化写作”等同于身体写作可能导致的危机,他们从先锋诗歌的创作观念、现状出发,分别从创作主体、立场、话语的方式,风格以及对意识形态等的解构出发来定义,这一方面对“个人化写作”量化标准,增强了“个人化写作”探讨的可操作性,一方面也拓宽了“个人化写作”的意义范围,它源自个人话语又超越个人话语并在差异中指向所有可能的文学对象.然而,这种对“个人化写作”的概括,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由于个人话语有可能导致某些人借“个人化写作”之名,滥用之事,过度迷恋于技艺的打造自由和语言的消费狂欢,自我情感经验的无限膨胀,却缺乏意义指涉和精神提升而导致“非文学化”,超越个人话语却又因对社会关怀、人类理想等的先验限定而可能导致宏大叙事与权势话语的过度侵入并导致“个人化写作”的消解.事实上,在对90年代众多文学现象的研究中,一些人发出这样的质疑,如若按“个人化写作”的理论标准来指称文学作品时,几乎一部都没有,如若从文学上对所谓的“个人化写作”的经典进行理论概括所得出的文学经验,又能够涵盖许多其他作品,如对公共经验的个人言说算不算“个人化写作”呢?更有的人反向提出,什么不是“个人化写作”?如何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求一种概念平衡,从而真正地概定“个人化写作”?等

1998年第10期《北京文学》发表了由朱文发起并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十六份答卷》以及韩东的《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与理论家们试图科学地概定“个人化写作”不同的是,这批6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更多的是从批判否定的角度来谈“个人化写作”的：一是没有师承,讲究文学的原创性；二是去掉文学批评,讲究文学创作的无依傍性；三是打碎偶像,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四是不承认所谓的思想权威和宗教原则,捍卫写作自由；五是自觉处身于承担国家意识形态任务的国家机构、文学刊物和评奖之外,摒除任何可能变异文学创作的利益驱动并把它边缘化等等.按韩东的说法,就是在现有的文学秩序和写作环境、一切强有力地垄断和左右人们文学追求和欣赏趣味的权威系统中保持天然的不信任和警惕态度,一方面把真实的艺术创作和自由当做“个人化写作”唯一的文学理想,一方面又认识到个人并不是意义自足的存在,个人立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问题,它必然地与责任、他人、集体自我、牺牲等等问题相关,对照他们的创作实践,他们的“个人化写作”理论也显得极为感性,在追求创作外部环境的真空化,以便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的同时,他们也更追求创作本身的实体化,不致使“个人化写作”蹈入虚空而丧失本身的意义.然而,这里存在的一个误区是,再极端的理论也不可能完全规范写作本身,当他们以拒绝的姿态像未来派一样进行一种全新的写作时,他们是否就能真的言行一致?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断言,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过往文学的复生,尽管他们对传统实行勇敢的“弑父”行动,但能完全替换他们的“血统”吗?他们又怎样能在前人的标准之外特立独行?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问题,使得他们在“个人化写作”的探讨方面,显示出两者难以弥合的裂缝乃至悖论,应该说,在90年代的文坛上,“个人化写作”显得杂语喧哗,以上种种意见,与其说让我们理解了什么叫“个人化写作”,不如说让我们理解了什么不是“个人化写作”,以及它存在的成就、局限及影响与可能性等等；同时,它也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套新的方法、标准与系统.

二、“个人化写作”的前文化背景

尽管对“个人化写作”的概括还众说纷纭,然而,作为90年代突出的文学事实,“个人化写作”确实值得研究,它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厘清它出现的各种文学、文化及时代背景等等,对于我们客观地把握它的内涵不无裨益.

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在概括何谓“个人化写作”时就已为之溯源,大多数的意见倾向于认为写作作为一种本然的个人行为,它的驱动更多地源于自身与外界的互动,如果我们以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概念为对象的话,从文学的性质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作者影响的焦虑、读者的陌生化期待、后现代的文化背景及市场等等就成为“个人化写作”兴起的关键因素.

其一,耶鲁大学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在他的诗歌批评中,曾提出这样一个著名的观点：那些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人中的强者,在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时会引起由于受人思想而产生负债之焦虑,因而,克服影响并把这种焦虑升华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就成为他们的根本使命和生存之道.如果用这种理论来具体对照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代言式写作”：在内容上,表现社会意识、群体意识、阶级意识以及时代精神；在叙述方式上,集中表现为一种革命化、政治化的宏伟叙述,并总是指向那些群体性的终极理想；在写作的动机上,旨在启蒙大众、改造社会、振兴民族或造福人类,等等.（4）按照布鲁姆的说法,在这种文学秩序和文学环境面前,对于凭借东西文化的碰撞走上文坛的作家们而言,确实会产生一种克诺西斯精神（KENOSIS）（5）,经过魔鬼化（DAECHONIZATION）而趋向阿斯西斯（ASKESIS）（6）.也就是说,这种总体描述,既抹去了平庸者的喘息,又突出了强者的赎罚――反抗影响的壮举.有的研究者认为,从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开始到文学寻根,到先锋文学,到新写实,直到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文学才随着作者由符号到人的转换而返归本身,正如穆卡洛夫斯基所言,如果文学结构是一个整体,那么,个体也形成了一个自我中心的整体,而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学发展的这种规律,在迫使个体去融合它的时候,也破坏了它的内部秩序,表现为一种意外.（7）从韩东、朱文等人在“断裂运动”中的决绝姿态来看,正可反映了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的提倡者们在本着文学发展的使命之时,对自己先在的文学身份和文学地位的反叛,这种对“个人化写作”的文学心理学阐释,既让我们看到了它作为一种文学规律出现的内在过程和必然,同时也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90年代被命名的“个人化写作”之中,为何仍然大量出现克服影响之后的自我复制如化、金钱化等等倾向?

其二,法国哲学家萨特在他的《什么是文学》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写作和阅读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文学创造只有一部分是作者完成的,另一部分是靠读者补充的,因此,读者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总是有可能去改变对象的.如果相对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而言,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读者改变了文学.

在探讨“个人化写作”兴起的诸种因素时,许多学者主要是从市场接受的角度,在他们看来,90年代多元化并存,而大众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方面使得读者多元,他们不同的审美观点、趣味、态度等等也召唤着能满足他们的文学作品.“个人化写作”则是对这种市场需要――读者的审美差异的外在机制化的供应,而更重要的方面则在于社会的瞬息万变,已使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由思考变成体验.对于文学作品而言,长久形成的阅读经验已使读者对任何熟悉的文本产生阅读疲惫.因而对文本的陌生化期待就成为推动读者阅读内需的杠杆和后续动力.所谓陌生化期待,这既指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提出的艺术形式和技巧的创造,也指布莱希特把它进一步推进到认识论领域,剥去事物熟悉的成分而制造出对它的惊愕感和新奇感,并激发观众一种干预现实的思维与新鲜感受.它们共同形成读者内在的审美尺度,潜在地支配着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程度和方式.应该说,以“隐在读者”角度来研究“个人化写作”,确实是真正地把握了文学创作被遮蔽的根本动因.正如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作为对象性力量,一千个读者同样也会催生一千个作家.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真正比较深刻系统地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个人化写作”的极为少见,他们更多地是把读者纳入市场需要,读者作为“个人化写作”的内在成分被外化为社会符号,即文学的消费主体.这样,作者向内在的倾泻就被置换成向外的规范,对“个人化写作”的批评就仿佛成为没有依据的臆说.伊塞尔与姚斯认为文学写作因读者的缺席而难以完成,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对“个人化写作”的研究也必须要考虑到读者的参与.

其三,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可以说,在90年代的文化界,后现代主义无处不在.用后现代的文化理论来阐释或印证在改革开放之下的文化状态,成为一种没有对抗的权势话语,许多学者也毫不犹豫地以之来分析新时期之后的文学现象,特别是“个人化写作”.在众多的讨论中,大致可形成这样两种倾向：一是从50年代至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作家影响尤剧,在文学领域所表现的解构姿态、世俗追求、零散化与不确定性、言语狂欢等等特征所形成的许多后现代文本对作家的思维方式、写作观念、叙事技巧等等造成革命性的改变.许多作家在“逐新”的驱动下,殚精竭虑,从被异化的焦虑中确定自己的个人化特征.也有的学者注意到了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对“个人化写作”的潜在影响.贝尔在《知识社会的冲击》一书中指出,后工业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8）德里达更是具体地把它形容为现实生活的拼凑化,精神破碎,家园意识的淡薄,物质的挤迫,意义的消失,由深度滑向平面等等.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人已失去最后的心理支持而惊慌失措,并化身为错乱的情绪景观.同时,这种情景也深刻地动摇了作者在意识中重新恢复理性秩序的信心,并把他们直接导向生活――如果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的话,后现代社会所提供的题材及其冲突决定作者的审美方式,无疑也充满着无限延宕、差异及个人多样化,“个人化写作”由此生成.当然,从这个角度来探讨“个人化写作”,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学现象的可行性和原创性,两者对话也有助于文学创作在困境中突围并与时俱进；一方面也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其中之一是大多数研究者在忽视西方语境的前提下把后现代主义思潮强制挪移,以虚拟的特征来切割8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学现状,把对“个人化写作”的特征描述又转换成两者的形成之源.这种对后者即需即取的误读实质上是暴露出了“个人化写作”无法规避的内虚!

其四,市场背景.在80年代至90年代争议最大的话题莫过于市场经济与文学的关系了.“个人化写作”作为其中较敏感的一“翼”,无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探讨它的出身时,许多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从这样三个方面影响了“个人化写作”的产生.一是市场经济废除了对文学的包身制度,形成了文学的个体机制,早在1983年,政府就逐步把文学刊物推向市场,随后又实行作家签约制度,这些措施无疑使作家、刊物、批评、观念等等,也不得不在面对市场的选择时,以最突出的个性引起市场注意并成为市场卖点.还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上述这些仅仅只是外在因素,更为深层的心理因素还在于文学在面对市场而不是政治的选择时,作家就可以不因权势的潜在控制而成为自己的思想主宰,这也就意味着创作回归个人化成为必然.二是市场经济所体现的精神特征如自由、、平等、开放、多元、创新成为“个人化写作”的内在底蕴.它们颠覆了计划经济所形成的观念体系和价值规范,并分别从若干方面解开这些“文学之结”：阶级斗争、政治挂帅、官本位、题材的等级观念、精神万能等等,市场经济从破除文学创作的几大壁垒而趋向个人化.当然,它所带给写作的拜金主义,物欲横流,人的物化等等,也成为否定“个人化写作”的有力证据.这种从效果历史即“个人化写作”的自身特征来反推其产生的原因,并把它放在80年代至90年代宏大的人文背景下作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来考察,固然有比较深刻的学理意义,显示出“个人化写作”的意义与深度.不过,也在一定程度上泯灭了它的概念界线与独特立场,仅仅显示“个人化写作”的命名策略甚至瓦解着“个人化写作”的存在依据.三是有的学者从市场经济下消费文化角度来探讨“个人化写作”.他们认为当代中国已由审美社会进入消费社会,消费文化一统天下.按照马克思的“生产―消费”理论,两者互为媒介,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而消费者的本质需要及意识能力等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他创造的对象化世界的不断发展而持续丰富,同时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和机制使生产者必须适应和服从消费者的要求,这样,消费的个人化就直接指向生产的个人化.正如米勒所说,他们作为消费者建构维系了个人主义传统意象.（9）同时,作为生产者,他们恰恰建立了与个人主义传统相对立的意象,如变化、期待和现代性等等.总之,无论何种身份,个人化就是消费社会的表征.陈晓明就明确指出,年轻作家的写作偏向追新求异与享乐感,实质就是消费社会在他们的文本中打下的烙印.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个人化写作”的出现,正如本雅明所指出的现代印刷技术已涂抹了艺术品的那层原始韵味,所有的艺术不过是没有生气的技术饰品一样,这也预示着把“个人化写作”物化、工艺化、非审美化而使它的文学性被放逐并沦入文本制造的尴尬,终至取消自己.

总之,许多学者在研究“个人化写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时,虽然对某一层面探讨得很深而忽略其他层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我们通过综述,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影响是基础性的,它确实是世纪末文学、文化乃至社会的混合产物.它在争论不休的探讨中找到了自己的根系血脉,确立起自己广泛而普遍的理论品格.因此,作为确定的文学现象,简单地肯定它或否定它都不是明智的,而是在于学理的辨析.

三、“个人化写作”：三种存在的话语形态

尽管“个人化写作”在90年代是一个热闹的话题,但是由于说话者的立场、观念、学识、才情及依据的基础文类的差异,因而,不仅仅在于对其概念的把握众言众殊,而且对“个人化写作”的对象研究,也形成了虽有所交叉但更具特色的几大区域：一是诗歌的“个人化写作”研究,一是女性小说写作研究,一是新生作研究.学者们在对“个人化写作”的理论说明和对上述对象的文本分析中互相求证,一方面使对“个人化写作”的探讨更为深入和宽厚,一方面使其意义膨胀而多少“众化”了“个者”本色.

其一,诗歌的“个人化写作”研究.综观诗歌方面的“个人化写作”的研究情况,我们发现,许多研究者通过具体的文本解读,要么为“个人化写作”寻找传统资源以印证其合法性,要么对时下的“个人化写作”进行概括,并试图从理论上建构起“个人化写作”的诗学体系.大致说来,一是龙泉明在《初期白话诗人的个性化写作》中通过对胡适诗歌的个人情感与文化理想的冲突,刘半农诗歌的平民姿态和人间情怀,周作人诗歌对自我生命的悲哀和惊恐等方面的论述,认为他们诗歌所表现的个性化的情感与思想就是一种“个人化写作”,这也许可算是对“个人化写作”的最早溯源；二是赵寻在《论批判性个人化与穆旦对当下诗歌的意义》一文中对穆旦采取那种还原式的自我建构策略,以不断地消除自我中的他者回归到“元一”的态度来实现他的自我复杂的个性化对公共性的,即批判性个人化才是当下“个人化写作”的真正启示和范型；三是谢冕在《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中认为80年代诗人开始扬弃代言身份,张扬个人情态与体验,追求新异的感觉、思维方式并把它化身为“个人化写作”的内在精神.总之,从“五四”以来,几乎大多数对他们所处的诗歌环境率先反叛并树起独特诗风者都被热衷于探讨“个人化写作”的研究者追认为“个人化写作”的先驱.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对它概括的宽容与开放,试图消除因对“个人化写作”概括的极端化而造成的狭窄.

在此基础上,陈仲义、赵寻等人认为,“个人化写作”诗学应在自我表现的基础上推进一步,全面展开书写者的精神立场、操守及操作手段等.同时,在对宏大叙事普遍话语、中心主流、大众传媒等弃置之时,又与社会、历史、现实乃至当下瞬间等非个人意义是统一的,差异化与私密化是其两个支柱（10）――应该更具诗学建设的意义：一方面,他们考察了种种“个人化写作”的主张如“莽汉”、“他们”的口语写作与江河等人的知识分子写作,一方面他们考察了李震所说的“个人写作”的动机是个人的,它不承担任何群体的义务和职责,仅以呈现个人经验、个人无意识及个人想象力为目的的个性化写作,一方面,他们又以西方现代化哲学中的公共性为参照,对个人观念进行重审,以之为思想底蕴,西方诗歌的个人化采取的乃是一种诉诸理解的公共性反向策略.总之,通过对上述的比较考察,他们认为中国式的“个人化写作”在实践上应该是一种旨在进一步解放感性,质疑与探究个人理性力量的诗学.

然而,他们探讨所存在的困惑是,“个人化写作”就等于个性化写作吗?假若如此,“个人化写作”又有什么命名的价值呢?同时他们所主张的“个人化写作”从个人出发,但又需超越个人,这与非“个人化写作”或其他写作又有什么区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者开始把“个人化写作”导向当下的网络诗歌,如诗论家桑克、王珂、黄鸣奋、欧阳友权等人在研究网络文学时,对网络诗歌的游戏性、快感性、自娱性、自恋性、对话性、狂欢性等等特征,对诗人的凡人角色与人性写作以及没有限制的网络消费等等进行考察,从一个新的角度补充了诗歌的“个人化诗学”,尽管利弊互现,但却有着不可多得的理论意义.

其二,应该说,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小说都可以归类到“个人化写作”的范畴之内,学术界对此定位主要着眼于对陈染、林白、海男等女作家的如下确认：一是以自拟的私人写作取代传统的公共写作,这既包括她们以来自生活现实的“个体生存经验”取代被强制灌输的集体生存原则,也包括以指向自身的日常事实取代面对外在的想象逻辑；二是以本于自然的女性写作取代由文化建构的男性写作,她们所提倡的女性根基于自然的生理基础,又更看重由此而形成的与菲勒特崇拜相抗衡的女性经验写作,在一体化的解构中表现出自己独特而必需的存在；三是由人的写作向女人写作回归,她们通过感性的通道,直抵女性久已被空白化的黑暗大陆,以密集的生活碎片粘贴女性的生存之真或只被自己命名的女人镜像；四是由中心写作向边缘写作的转移,她们建构着纯粹的肉身经验、无人企及的观念、思维现象及书写方式等等而独树一帜.当然,以此为指标来论述“个人化写作”,一方面使其内涵具体化,空洞的概念能指落到意义实地；另一方面又由于许多提倡者把女性小说经验普遍化,过度地限制了“个人化写作”所指,特别是她们在“矫枉”才能“过正”的愤激中,把女性小说推进到市场和媚俗的叙事潮流之中,无形中就把“个人化写作”格式化了.

依凭于对“个人化写作”的如此认识,研究者们对20世纪的女性小说进行梳理,一般认为,“五四”时期的女性写作如冰心等更具仿真性,大革命之后的丁玲小说被认为标志着女性意识开始萌芽,女性对自己的身份和现实进行质疑并启开了艰难的救赎之旅,直至80年代之初,张洁重新开始“女人”的寻找,并在残雪处达到,在卫慧、棉棉那里则被强调到极端.借助于“个人化写作”的视窗,20世纪女性小说的建构基础、历史现象、现实指向、精神存在、书写状态,就天然具备对既有的国家文学系统的反叛,并丛生书写的多样性,“个人化写作”研究也藉此而具备丰富的实践精神并完成从现象归纳向理论概括的转换.然而这种追求所存在的难题是：正是源于对隐身男性群体无梦与噩梦之间的清醒,有些女性学者甚至希望设定一个没有任何男性经验侵犯的女性世界,她们企图以此作为女性处身和写作的终极目标.然而,人类社会首先就是以双性存在作为基础的,剔除男性,由此而发生的一切事实都将是不可能的.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种悖论而试图在梳理过程中进行妥协,但不可避免的是,当男权文化仍是根本的话语方式之时,即便是有限的妥协仍将轻易地抹杀女性小说之个人化的巨大努力,最终体现的仍是男权话语的潜在转换.

通过对“个人化写作”的争议,女性文学获得了更深入的发展,但所呈现的问题也愈益明显,这就是由西方语境所诞生的女权理论,如果在当初因其面对以儒家价值为主潮的文化体系的革命性而获得广泛共鸣的话,当前则因其武断、偏激和暴力性等等因素而捉襟见肘,女性小说创作对它无论是迎合还是拒绝,都因其对象的可疑性而无法自主,因而,许多女性学者试图依傍“个人化写作”的本然特征自然建构其中的一翼――女性诗学.

从数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来看,学者们在限定“个人化写作”的前提下,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梳理：1.是否存在所谓的超性别意识,从而达到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对女性主体的身份确认；2.以血代墨的女性小说的“私”与“性”写作究竟有着何种程度的个人化?3.女性的自我价值系统将如何重建?同时戴锦华、李小江、荒林、朱育颖、万莲子等等学者分别从一些具体的角度如公民意识、文化视野、性别虚构关注女性文学的个人化和学科化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思谦在《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等长文中的系统思考.她充分借鉴西方的文论资源,厘清了在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女性”、“性别”及“性别与文学”等关 键 词 的语义变迁,从多个层面上阐述了90年代以来女性“个人化写作”的意义、真相,并从女性“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出发指出,只有通过对“人――女人――个人”的发展阶段,女人和男人以独立个人的名义并立于人的范畴之中,才真正体现了女性文学的概念、内涵的现代性精神.当然,作为一种学科建构,她也对女性文学及其研究所体现出来的许多问题表示忧虑,如女性身体写作中女性的天然合理性与必要的节制问题,“个人化写作”中如何处理个人与性别和其他类属性、类身份问题,个人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最有意义的性别意识与生命意识的关系问题等等.

其三,“个人化写作”的另一群体主要是指东西、鬼子、朱文、韩东、刁斗、张等人,这不但得到了大多数批评家对他们命名的认同,如陈晓明称之为“晚生代”,李洁非称之为“新生代”,旷新年称之为“60年代人”等等,同时也得到了大多数作家的写作身份追认,如朱文、韩东等人就树起“断裂写作”的旗帜,并自称为“断裂的一代”,与对以前的文学潮流概括相比,这些命名并非遵循统一的文学规则、题材选择、意义指向等等,而是不约而同地从非文学因素,如出生年代、不重复的生活场景、写作理论等方面来进行的,它所包括的尴尬是既承认这些作家处于“个人化写作”的存在状态,但他们所依据的前提却又是集体视界.

1993年11月,李洁非在《上海文学》发表论文《物的挤压――我们的文学现实》,此文对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处境和趋势的论述连同它所使用的物化时代一词引起广泛共鸣.在对物化现实的分析中,“断裂的一代”最大的功绩在于以城市取代农村成为小说中国的象征符号.许多论者不无推崇地指出,他们才是城市情绪、诱惑、堕落等等的真正见证者,他们才使都市真正地成为文学舞台.在他们的笔下,星级饭店、娱乐中心、酒吧、超市及鳞次栉比的楼群,不仅成为他们创作的背景因素,而且成为他们现实经验的动力之源.与以前的都市文学相比,他们更直指这些事物所象征的性,甚至可以说,这些场景就是人类的具象化.也有的研究者把晚生代的书写概括为无法抵达的返源之派：从身体出发,穿越文化设置的障碍、矛盾和冲突,但由于指向的虚无,反抗对象的误置和审美个体的精神局限等等因素,最终却无法回到肉体而只能注定“零余”和漂泊.晚生代一方面呼吁人性在商品社会的全面解放,努力虚构自身的文化身份；一方面又大力张扬文学的原始经验并对现实直接面对和体验.然而,尽管这些写作者和评论家为晚生代进行个人化标签,但在市场上的明码标价及其与之合谋却反而使其创作失去了生活本身的质感与丰富,仅仅只留下一群所谓的现代人怎样以行动来放纵.

在叙事策略方面,众多研究者提到：1.“性”成为他们观察世界、探究人生和表现自我的独特视角,性与欲成为他们叙事的轴心和动力,所以有的论者把晚生代的叙事命名为“化叙事”.2.直面世俗生活与直面作家的内心真实,在个体生存的极端经验中对意义碎片进行表象拼贴与书写.抽空对象所内存的道德感和精神、历史化特征,追求在反传统中取消深度的奇观化效果.3.主张用现代汉语写作,在文本的内在逻辑异常松散中追求文本的最大限度自由,在兴之所至中取消对文本的安排与布置,努力以文本拟制生活,但也掺杂戏谑、调侃、反讽、揶揄等等文学手段.这是晚生代依据变动的生活现实,对已有的文学经验“陌生化”,也体现着“无边的现实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艺术变形.然而,正如陈晓明所指出的,缺乏深刻的历史意识,过分的个人化与私人化所导致的殊途同归,以及被市场化所支配的非文学的利益因素侵染等等一直成为困扰他们的诟病和使他们“代化”的障碍.

在对中外文学的借鉴方面,1998年,朱文、韩东等发起的“断裂问卷”仅仅只是晚生代内在的精神要求,而非他们写作的实践经验总结.对传统文学经验与现行的文学秩序的全面否定,并不意味着他们所进行的就是所谓“未来”创作.许多研究者在提出他们不盲从文学传统之时,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无论是接受还是反抗,都可从中感受到权威话语的深刻影响.例如在80年代,他们接受系统的大学教育,中国现当代文学经验成为他们最直接的文学资源,他们更倾心的外国文学、心理学、哲学、美学等等对新时期之初文学的改造及其教训更成为他们日后创作的内在暗示.显然,晚生代只是对已有的文学传统进行了独具特色的个人改造而并未一刀两断.

综观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对晚生代研究取得了突破,但也不无遗憾地感到,“个人化写作”作为对现实关系的审美想象,它所内具的民族精神、中国形象、价值理性等等却几未涉及；因此,文学作为社会转型的参照物之功能也缺乏深度挖掘,“个人化写作”并未凸现出更深刻的象征意义.

四、“个人化写作”：成就与局限

经过近十年的喧嚣之后,“个人化写作”在世纪末的文坛已风光不再.然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尽管由于各方对它的概括、立场、观念等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并导致争议不断,甚至针锋相对,然而,当我们不再机械地纠缠于“个人化写作”的具体概念,而是从普遍的意义上来看待它时,我们可以得到更多有关世纪之交的文学创作之得失成败的启示,甚至对当代乃至20世纪的文学实践做出深刻反思.

一般认为,“个人化写作”从多个方面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创作进程,具体表现在：从写作传统上而言,它大大脱去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现实因素对文学的干扰,对以前的普遍主义写作即意识形态写作和符号写作进行定向反拨；从写作方式上而言,作为无名时代背景中自觉的个人立场的选择,“个人化写作”既以边缘姿态,指涉个人的经验领域,加深对个体的内在生命体验的表现深度,又在继承新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之时,也绝不放弃对现实的关心与思考,并诱导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从写作形态上而言,“个人化写作”注重以技艺性和差异性为基本特征,自由、而又注重依据个人意识对世界进行独特的理解与表达,建构一种与宏大叙事美学理念相反相成的小叙事.诸多研究者认为,在当今的文学理论面临现代性危机时,“个人化写作”表现出既超越元叙述又超越公共性的诉求.（11）

从个人化诗学的角度来看,以上所述也许并不全面与深刻.然而,这并不妨碍“个人化写作”的倡导者们以之为据,把“个人化写作”奉为最高的文学准则；而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有时甚至会逸出“个人化写作”的范畴,把它经典化.然而,“个人化写作”也是一柄双刃剑,在这些有效规则之后,存在着更多难以规避的弊端.其中,争议较大并贯穿着“个人化写作”始终的有：1.“个人化写作”并不是从自己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贩卖过来的,它缺乏自己的哲学基础和思想基础,也缺乏属于自己的切身体验.2.相对于完整的个人而言,90年代的个人化对个人的理解太阴暗,对社会的理解太狭隘,既把个人完全等同于非理性的的物质的人,而非的理性的灵魂的人,这种对个人理解的偏废导致“个人化写作”过于沉溺自我、视野狭窄、情绪浮躁,甚至是出卖隐私或者回避人类的良心与理想,在无限度的自淫中拒绝意义与精神的提升.3.更有研究者认为,作为写作主体,个人永远是群体称谓与个体称谓的辩证统一,只承认后者的唯一特性,事实上就是对写作主体的现实阉割,“个人化写作” 的命名也就失去了主体依据.（12）4.在当代强调把个人无条件地融化到集体中去的潜在背景下,很难有真正称谓上的个人化叙事,“个人化写作”所体现出来的大众化趣味、反智化倾向、重复性现象、写实性强而想象力弱等等都让许多论者有理由坚信,当下没有完成的个人化,这一切不过就是非个人化或伪个人化的代称而已.

其实,从“个人化写作”一扯起旗帜,对它的质疑就从没有停止.以上所述,体现出更明显的针对意义,这既有来自对“个人化写作”的理论的辩驳,更有来自对“个人化写作”样本的批评,几乎对“个人化写作”的命名、背景、表现形式、存在形态作了整体否定.不过,由于否定的前提也还值得商榷,所以“个人化写作”并未因之而被取消,而是在二者的张力中获得更为丰富而理性的发展.

总之,无论是它的成就还是局限,作为一种独特而又突出的文学现象,大多数学者在辩证地看待“个人化写作”时,认为它以文学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生存矛盾,或许也反映了人类精神处境和现有文化环境的某种困窘,作为一个文学话题,“个人化写作”或许已经终结,但作为一种写作精神,它仍将传播并有力地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

注释：

（1）刘志国：《回到小说本身――90年代小说叙事的个人化趋向》,《三峡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王光明：《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论90年代的中国诗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3）李志清：《作为生存、历史、个体、生命话语的特殊知识：陈超先生访谈录》,《学术思想评论》（第2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4）陶东风：《私人化写作：意义与误区》,《花城》1997年第1期.

（5）是一种粉碎它物的工具,类似于我们的心智,用以抵制重复与强制的自卫机制.

（6）即朝向个人化了的逆崇高的运动,是对前驱的崇高的反动,是一种旨在达到孤独状态的自我净化运动.

（7）陈平原、陈国球主编：《个人与文学发展》,《文学史》（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0页.

（8）陈晓春：《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及对中国的启示》,《财经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6期.

（9）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赵寻：《论批判性个人化》,《诗探索》2000年第1―2期.

（11）杨飚：《关于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问题》,《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12）李万武：《为“个人化写作”找道理》,《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5期.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