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以启蒙为目的的台湾白话文运动乃是受到中国大陆的新文化运动影响而发生的,随之而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更担负了文化抵抗的救亡使命.台湾新文学发生期,鲁迅作品成为台湾文坛语体和文体的典范；在思想层面,则是将鲁迅作为中国大陆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从启蒙与救亡两个方面加以接受的.台湾青年与鲁迅的交往,也表明台湾青年对鲁迅的深刻了解.
关 键 词 ：白话文；台湾新文学；《台湾民报》；鲁迅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2）3-0090-07
关于如何界定台湾新文学的第一个历史阶段的问题,王诗琅、叶石涛、河源功等人都有各自的理解和论述.王诗琅认为1924～1930年是台湾新文学的萌芽期①,叶石涛称1920～1925年为“摇篮期”②,而日人河源功则以1922年中国大陆新文学理论波及台湾到1931年普罗文学兴盛为台湾新文学的“抬头期”③.这些分期都有各自的立论基础.但笔者以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端应以1920年仿照《新青年》的《台湾青年》的创刊为标志.在《台湾青年》的创刊号上,即有陈的《文学与职务》第一次在台湾明确提出白话文运动之必要,此后的新文学运动即在此基础上逐步展开.而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则直接导致新生的台湾新文学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成为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性事件.因此,笔者以1920～1927年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期,本文也将限于这个范围论述鲁迅对台湾文坛的影响.
一、以“启蒙”为目的的白话文学
运动和鲁迅的初步引介
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与台湾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有着紧密的关联.1895年,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以后,台湾的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不断兴起,前期主要表现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而“以近代思想为背景的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是1910年以后的事情”④.黄得时以1911年4月梁启超的访台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端.⑤梁启超的台湾之行“对于台湾这一洼止水,投下一个石头,使它荡起涟漪,对台人的民族意识予以鼓励,加强其向心力,对于思想学问方面则有开通风气、振聋发聩的效果.”⑥具体而言,梁启超对台湾知识分子的影响表现在政治运动、思想文化及民族情感等诸方面.梁启超曾劝告林献堂等人不可“以文人终身”,而后,林献堂便投身政治及民族运动,以争取台湾自治、教育平等为个人职志,采取温和不流血的合法抗争方式去推动政治、民族运动.之后,经过新民会、台湾青年会、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及台湾文化协会的创立,台湾本岛的政治文化运动迅速展开.在新的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文学上也提出相应的改革旧文学的要求.
日据初期台湾文学以专事雕琢词句、拈题竞技的击钵吟为主.击钵吟源起于台湾建省初期流传于民间的“诗钟”,割台后,前清“‘遗老傺无所适’,不得已而以诗自晦,借浇块垒”⑦、并经由日本殖民当局的刻意鼓励提倡,一时间结社联吟的风气兴起,诗社林立,蔚然成为文坛主流.尽管以传统汉诗为主要内容、遍及全岛的“汉学运动”曾具有文化抵抗的意味,但由于殖民当局的刻意迎合与收买,“其末流所趋,则变成徒事吟风弄月,无病,甚至堕落到沽名钓誉,谄媚求荣的地步,遗民的风骨既失,去原意又远,深为有识者所不齿”⑧.在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台湾的文学与文化观念也发生变革,文学不再被作为“吟风弄月、无病”的游戏,而应担负起文化抗争的使命,此时的击钵吟无论从文学的形式还是它所承载的思想内容方面,都无法适应台湾社会文化对文学提出的新要求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文学发出了变革的呼声.
1920年7月,新民会与台湾青年会仿照《新青年》创刊了《台湾青年》,并请中国大陆学者蔡元培和杨度曾为该刊题字.1923年,《台湾青年》改名为《台湾》.这两份刊物都“是以文化启蒙运动为主轴的杂志,它只是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发展而包含了一些有关新文学的作品,说不上跟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关系有多深.”⑨1923年4月,《台湾》杂志社又创刊了《台湾民报》作为台湾文化协会的代言机关.与《台湾》作为理论杂志不同,《台湾民报》是更为适合大众的刊物,为了发挥更广泛的启蒙作用,办刊同仁便将《台湾》废刊以全力扶持《台湾民报》,使之持续成长成为“台湾人之唯一言论机关”.《台湾民报》是一份白话文的报纸,其创刊号上就已经使用白话文的英文名称“The Taiwan Minpao”,他们还创设“台湾白话文研究会”,自此,白话文在台湾逐步得到使用,新文学理论也相继引进,从而与中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相呼应.因此,可以说《台湾民报》“扮演了文化启蒙的一环、把中国大陆的新文学直接带进台湾的角色.”⑩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主要以《台湾民报》为据点展开.
与中国大陆一样,台湾文学的变革首先从语言层面展开.在以《台湾民报》为据点展开台湾新文学运动之前,梁启超的“三界革命”论和后来兴起的中国大陆白话文运动已经对台湾产生影响.台湾青年会机关刊物《台湾青年》在其1卷1期就发表了陈的《文学与职务》,此文承续了梁启超的思路,强调文学的政治革命与思想启蒙功用.文章写道：
文学者,乃文化之先驱也,文学之道废,民族无不与之俱衰；文学之道兴,民族无不与之俱盛,故文学者,不可不以启发文化、振奋民族为其职务也.我族旧日之文物不为不盛,文学不为不健,然于近世我族何独不振,文化何独不进,且思想束缚何若之甚乎?等进来民国新学,奖励白话文,无非有感于此耳.{11}
这与梁启超所谓“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12}的思路完全一致.这篇以文言写成的文章,可贵地认识到白话文在启迪民智方面的功用.陈端明更明确地说“白话文等可以速普及文化,启发智能,同达文明之域.”{13}后来,在黄呈聪不甚通顺的白话文中,也直接提到梁启超对台湾的影响,并指出习得白话文“便可以向中国买得现代的新书和报纸杂志来启发我们郁积沉迷的社会,唤醒我们同胞的大梦,这就是改造台湾新的使命了.”{14}1923年1、2月,黄朝琴在《台湾》（即改名后的《台湾青年》）汉文栏发表《汉文改革论》（1923年1月、2月）,他有感于白话文在中国大陆的推广,使得“现时中国文化的进行有一日千里之势,民心的活动像大明全盛的气概,渐渐进入文化国的境界里去了”,因而“更加确实感觉有普及的必要”{15}.由上述文字可见,台湾文坛提倡白话文运动,乃是基于对“五四”启蒙精神的深刻把握.
如果说白话文的提倡还只是“文字的改革”,那么,将之推进到“文学的改革”的是张我军.1924年,张我军以《台湾民报》为阵地开始对旧文学发难,挑起新旧文学论争.时年4月,张我军从北京投书《台湾民报》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11月,回到台湾并任职于《台湾民报》社的张我军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12月,发表《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这些文章的发表宣告着新旧文学论战的开始.1925年1月,张我军又发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揭破闷葫芦》,8月,发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通过这些文章,张我军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学主张加以详尽阐释,提倡白话文学的建设和改造台湾语并使其统一于北京白话,对台湾的旧文学发动总攻击.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理论提倡,《台湾民报》也